序Ⅰ

周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某种历史投影的经验探究

翻读张燕的新著《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的时候，正是她孕育新生命的美好时节，这总是会给予人种种欣喜的感觉。张燕在多年教学科研的积累中，已经有不断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并且在港台电影研究界颇有些青年学者的学术知名度。在她这个年纪的研究者中，其学术探究的独特性和成果的丰富性，也是很突出的。我不时听到老一代学者对于张燕研究的赞赏：实在而独特、勤勉而热情，大概是最多的语词。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有资深的研究者统计了艺术学科数千位研究者发表在CSSCI上的论文，她赫然成为前几位的发表者，可见其勤奋程度和研究的锐度。在教学上，她一直从事本科生基础课程的教学，总是在年终的学生评估中获得优秀成绩。于是，教学和科研的不断收获，成为张燕博士的研究可以不断推进的保障。

香港电影研究方面，她的确是国内研究者中有特色的青年新锐，近年来她承担了多个相关科研项目，并都有出色的结题成果。就研究的扎实和专注而言，张燕都有不断的著述证明，此前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镜像之鉴》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映画：香港制造—与香港著名导演对话》，都显示其对于科研的精心和学术探究水平的不俗。而这本《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则是其在擅长的香港电影研究所展开的角度独到的深度探索之一。

张燕的研究不能不引发我们探究香港电影和内地的关系的断想。历史上，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从创生始，就是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在多个历史时期的变迁中，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相互间的关系始终没有断绝；在新中国成立后，内地电影和香港电影虽存在某种分离，但并没有隔绝其间的文化联系；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双方的交融关系越来越清晰；到了香港回归十多年来，内地和香港电影的关系进入密不可分的程度；尤其是新世纪初年，中央政府给予香港电影进入内地的优惠条件和某种等同待遇，双方的电影合作出乎意料地加速，实现最小间隔的接近。

自然，当21世纪以降开放的内地越来越成为香港影人聚集、创作和生产电影的重要地域时，香港电影的烙印也已经渐渐疏淡，人们在担忧港产电影的风格如何保持，香港电影的质地应不应该因为不能不北上的潮流而改变，香港电影如何在扩大地域影响和借助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有利条件放手发展时，还能维系若干年前占据世界电影一席之地的组成部分？提出疑问的此时，正是香港电影自身的独特性存在已经有些令人担忧和疑问簇生之际。恰恰因此，我们依然为香港电影的独特性和自有特色而津津乐道，曾经有过也依然难以更易的港派特点是“香港电影”的命脉所在，只不过在两地日益交融和一国两制背景下应该有更为新鲜的成色出现而已。需要强调的是，在内地经济强盛的影响力和文化传统的感召力面前，华语电影的交融已经不可阻挡，而特色性保存和各自优势的互补成为越来越重大的文化发展问题。

但就香港电影而言，其原本就是整个中国电影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影响世界的中国电影类型—武侠片的兴盛之地和推手实质上也是香港。在华语电影的不同阶段，香港电影的贡献都功不可没。处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电影保持了独特的本土风情。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片可追溯到1982年的《少林寺》，其取得的成功令人瞩目，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电影掀开了新的观览天地。那时香港影人已经意识到，内地拥有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拍摄资源，开始纷纷涌入内地，与内地进行成规模的合作拍摄。回归中国后的香港电影业，更不断产生叙事类型多样的创作。2004年CEPA的签署，更让香港电影人为之振奋，但也难免显现更多的占据地盘的趋利追求。CEPA协议的签订，意味着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将不再受进口配额限制，可以直接在内地发行。在香港与内地的合拍影片中，港方工作人员的比例可以高达三分之二，同时对于故事和情节的限制也比以往大大放宽。就票房而论，在内地，进口片分账最多只能达到15%，而合拍片则可以达到45%。优惠政策促使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进行更大规模的合作。CEPA的出台和实施不仅为香港电影提供了与内地深入合作的契机，更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障，是香港和内地电影业融合协作的重要推动力。协议实施几年来，两地电影业的互动成果显著，越来越多的香港导演、制作人进入内地创作，两地创作的融合度越来越高。显然，结合两地资源优势的合拍片将是香港电影未来的希望之所在，整合内地与香港两地的资源优势也是合拍片的优势所在。而在内地，这一点更为明显。从数据看，2002年与2003年国产片票房前十名中，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都只有3部，CEPA实施后，2004年、2005年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在票房前十名中都跃升到6部，2006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3部—内地票房前十名中有9部属于不同程度的与香港的合拍片。结合香港与内地各自的优势和经验合拍影片，已经成为引领华语片票房、将华语影片打入国际市场的主要制作方式。

但也不能不看到，随着内地电影和香港电影的融合度增加，一方面的确催生出绚烂的影像花朵，但同时也不免担心彼此特色的消融有可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对于香港电影而言，如何利用良机和保持特色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把握1加1大于2的艺术与市场并进策略，而不是简单的相互利用，对于两地电影的同步发展十分重要。如果过于注重机会主义的合作，则会带来弊端，可能会大大损害合作的无限美好前景。坚持各自的个性发挥，以促进彼此的发展，是内地和香港电影进一步合作的重要基础。对彼此特色的淡漠会影响合作共荣的基础，而缺乏相互激励因素则会导致合作成为竞争利益的盘算，也会影响合作的深入与作品质量的提高。特别是两地自有其环境背景，也有其艺术创作的传统经验，在大规模合作的背景下，失去艺术把握，则一样难以相互共荣而单一受益。

就本书的研究对象来看，鲜有人涉足的“香港左派电影”，其独特性显然是无可比拟的。就内地专事于香港左派电影的集中研究而言，张燕几乎是开拓者，其研究眼光显然是很独特的。

在粗略梳理两地电影合作的基础上，本书的研究的独特性由此显露。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香港左派电影成为香港电影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对象。而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左派电影的境遇、创作路线和现实生存等问题对于认知历史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观照CEPA实施之后的两地深入合作也肯定有借鉴意义。张燕将注意力集中在香港左派电影上，其左派电影所指是有特定界定的：意识形态上拥护新中国，并且受中国政府在港代表—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或影响的进步电影力量，主要包括“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左派电影公司和电影人生产的电影，甚至还包括50年代初众多南下进步电影人创办的“南国”、“五十年代”、“龙马”等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以及受南下进步电影人思想的影响，香港本土电影人成立的“中联”、“华侨”等独立公司的电影创作。而这一对象的系统研究此前显然缺乏，对其的关注度和深入研究都明显不足。

在香港未回归之前，其殖民地时代的特殊性决定了左派电影生存环境的复杂，如何既把持自身的性质，又在艰难的社会情境中生存和发展，适应政治和市场环境，是作者研究的明确意识所在。张燕对客观的时事和史实的把握，与必要的当下反观的认知都把握得很好，在概述香港左派电影的文化背景和生存困境的过程中很好地完成了历史考辨任务。本书标题“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主导认知，实际上不仅是揭示事实，也带有历史判断的感叹。张燕试图揭示香港左派电影“身处左右派意识形态并存以及西方复杂多元的意识形态胶着的场域中，面对不同阵营、分裂取向、抗衡格局的社会形势，产生了一套左派电影特有的社会实践、意义系统和影响力价值体系，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香港社会文化符号体系”。这在如何看待显然还不被人们重视的香港左派电影上是值得重视的。

本书也有所侧重，重点研究了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长城”）的电影创作、重要作品和代表人物，详细探讨了凤凰影业公司（“凤凰”）的电影创作、重要作品和代表人物，聚焦新联影业公司（“新联”）的电影创作、重要作品和代表人物研究等核心论题，研究细致和扎实。其实我一直以为，对于史料的把握和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是贯穿张燕研究始终的明显特点，她之所以在香港电影的研究上自有建树，与其史论研究的深入和史料把控的细致是分不开的。在此前出版的《映画：香港制造—与香港著名导演对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研究者如此勤奋地来往于香港和内地，插空采访关乎香港电影重要人物的第一手资料的热情。但同时，我们更为作者的研究视野开阔而感到庆幸，因为对于主流香港电影而言，左派电影的研究未必是讨好的事情，费力之外，还需要沉静的心态。但从一开始，张燕的理论研究和文化分析就令人信服。其实正如她自己所言：香港左派电影作为香港电影另类样貌的“他者”中心的电影文化体系之一脉，在很长时期内贯穿于香港电影的发展历史中。而且这段左派电影历史的存在，对于香港进步意识形态的承载和国族认同、文化建构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显然张燕是把研究对象无论要繁都具有窥视历史全貌的研究意义作为探究的出发点而展开论述的，这正是研究者沉静心态和科学精神之所在。

本书对香港左派电影的特定社会语境和创作表现、文化认同和具体表达，及其独特的文化承载等内容也自有其研究的价值和独特之处，读者可以参照原著细细阅读。

依然要赘述的是，一个青年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对香港电影进行的不同侧面的历史研究分析，还让我们看到了对于事实的尊重和对于历史判断的谨慎，而中肯的认知也是张燕研究的一贯态度。香港电影研究并非我之所长，但阅读其文稿的愉快依然时时存在，关键是对于一个并不时髦却实在是值得探究的对象，能下如许功夫，做深入的探讨，这本身就是令人感叹的。而我的确从中知晓了许多东西。

权且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