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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思想还是文学的角度看，苏轼的《六一居士集叙》都是一篇大议论，代表了欧、苏一系所谓“古文家”的道统论述。在这篇文章中，苏轼上承韩愈，确立了孔、孟、韩、欧的道统。苏轼先论孔、孟：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
孟子自以为孔子之作《春秋》及其本人之拒杨、墨，可以与禹之治水相提并论，苏轼对这种论述背后的观念依据作了解释。苏轼说：
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趣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此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
按照苏轼的说法，邪说之行可以导致天下倾覆、生灵涂炭，其害甚于洪水。申商、韩非之学行于秦，导致天大大乱，就是历史证明。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杨、墨之道废，使得天下避免了祸乱，所以孔、孟之功可以与禹相比。
苏轼复以汉以后的历史论证其说。自汉以来孔子之道断绝，而邪说行。他称：
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
由于孔子之道断绝，邪说横行，导致天下乱亡：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
韩愈在数百年乱亡之后，提倡儒术，排斥佛老，故可以上接孟子：“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韩愈之后，经唐末、五代之乱而有欧阳修：
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从孔子、孟子到韩愈、欧阳修，构成苏轼论述中的道统。很显然，这一论述是建立在韩愈的道统论述之基础上的。苏轼认为欧阳修影响巨大：“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言欧阳修之学上接韩愈、孟子而达于孔子，合乎“大道”，而这个“大道”是“礼乐仁义之实”，此即欧阳修《本论》的根本思想，亦即欧阳修思想的根本。在苏轼看来，此“礼乐仁义之实”是与王安石“新学”的“道德性命”之虚相对的
。苏轼同篇文章中说：“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此所谓“新学”即王学。苏轼此文作于元祐六年（1091）
，即所谓“元祐更化”时期。故他又说：“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指出在皇帝的政治决断下，元祐时代之学术从王学回归到正途，实即韩、欧之正统。
苏轼上承韩愈的道统说，将韩愈、欧阳修都置于道统之内。如果说上面的论述主要着眼于道术而言，其《潮州韩文公庙碑》则是道与文兼论：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与前面的论述对比，称东汉以来“道丧文弊”，是从文道两方面言，而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也是兼及文道两面。苏轼以欧阳修上承韩愈，自然也是道与文两方面。
苏轼的这一道统论述肯定欧阳修在道统中的位置，并非苏轼一人的私见，而是当时的公论。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1072），熙宁七年（1074）谥文忠，据李清臣《欧阳文忠公谥议》，太常寺初拟谥“文”：
太常合议曰：公维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数十百万言，以传先王之遗意。斯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方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知趋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汉、唐者。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
此可谓熙宁时期官方对于欧阳修的盖棺之论。“明于道德，见于文章”，谓文章是其内在道德的表现，具有道德基础，我们后面会说到，这恰恰是欧阳修所倡导的，成为时代的主题。“究览六经群史”至“以传先王之遗意”，乃是对“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的具体说明。将其比之司马迁，言其史学成就；比之扬雄、韩愈，言其道与文的地位。“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确欧阳修在当时的宗师地位，可见影响之大。
熙宁七年，窦卞在欧阳修谥议中描述了欧阳修之思想文章从受到质疑批判到为学士大夫所尊奉的过程：
天下文物繁盛之极，学士大夫竞夫锼刻组绘，日益靡靡，以汩没于倬诡魁殊之说，而不复知淳古之为正也。于是时，天下曰是，太师（引者按：指欧阳修）曰非；天下以为韪，太师以为陋。学士大夫磨牙淬爪，争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师不之顾，曰：我道，尧、舜也；我言，孔子、孟轲也；而天下不我从，将焉往？然卒由太师而一归于醇正。故仁义之言，其华晔然独辉，灼乎一代之盛，远出二京之上。
此一段文字正可与前面所引苏轼之论述相印证，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欧阳修在扭转当时思想文化趋向方面的地位与作用。
嘉祐以来至王安石（1021－1086）“新学”兴起之前，欧阳修之学问文章实为思想与文章之主流。但是，在熙宁以后，欧阳修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宗师地位受到了王安石“新学”的挑战。欧阳修于王安石为前辈，曾十分激赏王安石。早在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赠王介甫》就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
，以李白诗、韩愈文期许荆公，极为称赏。但王安石答诗云：“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韩愈提出道统论，其本人显然是以上接孟子自视的，欧阳修、苏轼等都以韩愈上接孟子。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所作《送孙正之序》，还以孟、韩并列，称赏孙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韩之心为心而不已者也”
。此正受欧阳修等影响，以韩愈上承孟子。但至迟到嘉祐元年时，王安石对于韩愈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其答欧阳修诗中将孟子、韩愈分属道义、文章，已不认为韩愈可上接孟子。其中的缘故亦可以从荆公《韩子》诗中看出：“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在王安石看来，韩愈并未能“识道真”，韩愈只是文章家，无补于道义。
贬韩愈为文章家，将其逐出孔孟道统，跳过韩愈而直接“自期以孟子”
。这暴露出王安石与欧阳修之间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表面上看是对历史人物韩愈评价的差异，但实质上直接关系到当时思想文化的走向。因为欧阳修所承续的就是韩愈的方向，被视为当代的韩愈；否定了韩愈之道，就等于否定了欧阳修之道；否定了欧阳修之道，就等于否定了当时思想文化的主流方向。事实上，在王安石看来，欧阳修如韩愈一样只是文章家，对于道没有深入之了解。熙宁三年（1070），当欧阳修不支持其变法主张时，他便向神宗皇帝亮明了自己对于欧阳修的看法：
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
王安石只承认欧阳修是卓越的文章家，而不承认其在经术、义理方面的地位。在他看来，欧阳修对经典缺乏应有的恰当理解，由于欧阳修对经典义理的错误理解，以其在学术文化领域的领袖地位，影响所及，学士大夫也会趋于错误的方向，故他说“几至大坏”。
其实，王安石与欧阳修都认为，人间的社会政治风俗等应该有一个理念的基础，即应该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道就在经中，学士大夫通经以明道，明道以落实在现实的政治社会当中，以使现实的社会政治合乎道。这是王安石、欧阳修的共识，并非分歧。然而，由于对经典的理解不同，所明之道有别，遂引发了从政治到思想到学术上的争议甚至对立。本来，对经典的解释有异，在学术研究范围内是极正常的现象，但是，对于王、欧本人来说，经典研究的目的并不在学术本身，而在于为现实政治及制度建设提供观念义理上的依据。欧阳修《本论》已有此意，王安石也是如此。王氏熙宁二年（1069）二月拜参知政事，神宗说：“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王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
人皆以为云云，代表的是当时普通士大夫的认识，认为古典经术与现实政治是两个独立的领域，从事两个领域，需要不同的才能，“知经术”是学术才能，“晓世务”是政治才能，两者互不相干。这种代表当时社会一般认识的观念在王安石看来是“世俗”“庸人”之见，他的看法恰恰相反。政治的基础是道，治理天下的依据在道，而道在经术，故经术乃是经世的基础，“晓经术”是“知世务”的前提基础。
由于王安石深知，现实政治问题的思想学术依据在经术，故他以为自己变法的依据就在经术。其政治上的变法要在学理上获得支持，就必须使天下对其变法所依据的学理具有共识。要获得学理上的共识，就必须统一思想，而思想的依据在经术，因而要统一思想必须统一经典的解释。王安石对神宗说：“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
熙宁四年（1071）罢诗赋，以经义取士，正是要把思想统一到经典上来。但经典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因而要真正统一思想，还必须统一经典的解释。由统一经典之解释而统一思想，从而为变法确立学理基础，这就是王安石《三经新义》之目的所在。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上《三经新义》，神宗说：“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
神宗深明王安石的真正用意所在，故诏颁于学官，号曰《三经新义》。此是王学被官方化的标志，也是欧阳之学被王学取代的标志事件
。《宋史纪事本末》载：“一时学者无不传习，有司纯用以取士。安石又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自是先儒之传注悉废矣。”
这一事件在政治上意味着王学成为当代政治的观念基础，在学术文化上意味着王学成为经典诠释的权威，代表着真理，成为当世学术文化的指导思想，代表学术文化的方向。
当元祐更化，更定科举制度，复诗赋科，同时保留经义科。虽然王安石《字说》被禁引用
，但《三经新义》依然可以作为一家之说引用。这表明，王安石新学的主体依然具有官方的合法性。国子司业黄隐欲废王氏学，受到御史中丞刘挚等人的抨击，刘挚言：
故相王安石训经旨，视诸儒义说，得圣人之意为多，故先帝以其书立之于学，以启廸多士，而安石晚年溺于《字说》、释典，是以近制禁学者毋习此二者而已。至其所颁《经义》，盖与先儒之说并行而兼存，未尝禁也。隐（国子司业黄隐）微见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辄尔妄意迎合傅会，因欲废安石之学，每见生员试卷引用，隐辄排斥其说，此学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夫安石相业虽有间然，至于经术学谊，有天下公论所在，岂隐之所能知也。
刘挚主张将政治与学术分开看待。王安石的错误只是政治上的，学术上除了《字说》外，其主体乃是“得圣人之意为多”，虽然不是唯一真理，但依然具有真理性。因而元祐的更改也应该是政治上的，而非学术上的。这种态度就意味着承认王学取代欧阳之学的正当性。其观点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官方之所以不禁《三经新义》，其观念上的依据恐怕正在于此。
但是，苏轼作为欧阳修之门人，对于王学的态度显然与刘挚等人乃至官方的态度不同。苏轼与欧阳修、王安石一样认为政治的基础是经术，他当然明白，王安石新法的学理依据在王学。如果承认王学的真理性，等于承认新法的思想基础是正确的。这样，对新法的批判只是政治批判，而没有撼动其观念基础。就学术的层面而言，承认王学的真理性，就等于承认其取代欧阳修学术的正当性，就等于承认元祐学术还要沿着王学的方向走下去。但苏轼恰恰认为王学是错误的，是“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而欧阳修之学术思想则合孔、孟之大道。苏轼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学术上清理王学的影响，重建欧阳修学术思想的正统地位。
要清理王学的影响，在学理上来说必须有其依据，必须说王学不符合孔、孟之大道，而要判定王学之背离孔、孟之道，亦需论证什么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苏轼的道统论述在当时的思想学术背景中实是要回答以上问题，所以在当时意义重大。不仅如此，当苏轼作出此一道统论述时，实际上也涉及他本人乃至其门人的学术方向及价值地位问题。因为无论是在欧阳修还是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甚至在苏轼本人的意识里，苏轼都是欧阳修的继承者。确认欧阳修在道统中的位置，实际也等于确立了苏轼本人在道统中的位置。确认这一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关乎个人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更关涉整个时代的学术取向。如果欧阳修的方向是正确的，就意味着苏轼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就意味着欧、苏二人才真正代表了当代学术文化的正确方向。
由于王氏的义理建立在经典诠释的基础上，而他所主导的《三经新义》在当时影响巨大，故苏轼欲清理王学的影响，必须正本清源，在经典的诠释上建立新的权威，才能真正摧毁王学的基础。这就是何以苏轼、苏辙兄弟对经典的解释如此重视的现实原因。苏轼在元丰时期给滕达道书中说：
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虽拙学，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
苏轼、苏辙二人分工合作，正如计划。苏轼有《东坡易传》十卷、《东坡书传》十三卷、《东坡论语传》十卷，苏辙有《诗解集传》二十卷、《春秋集传》十二卷，并补正苏轼的著作。苏轼所谓“颇正古今之误”，于古自是先儒旧说，于今则是王安石之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东坡书传》提要中说：“熙宁以后，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驳异其说为多。”可见苏轼兄弟的经学研究有着非常明显的现实针对性。
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在政治层面上具有不同甚至对立的倾向，在思想层面上，欧阳修、苏轼主张礼乐仁义，而王安石则言道德性命，但是，他们之间却也有着非常鲜明的一致性，即要求现实政治应该建立在儒家之道的基础上，儒家之道乃在经籍之中，必须通经才能明道，经术是政治乃至学术文化的最终的基础。韩愈就已经对汉儒的经典解释不满，当时的儒家经典已经失去了对于当代的精神指导意义，韩愈试图通过经典的再解释重建儒家的精神价值，使其具有当代性，以取代佛教成为世人的精神核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继承了韩愈以来的通过重新解释经典重建儒家精神价值的取径，事实上理学家也是如此。
宋代的儒学复兴无不受到韩愈的影响，莫不在韩愈道统论述的笼罩之下
。柳开、石介等人是如此，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也是如此，二程、朱熹等莫不如此。不过，欧阳修、苏轼以韩愈上接孟子，苏轼以欧阳修上承韩愈；王安石、二程、朱熹都是从道统中剔除韩愈
，王氏本人及新学派中人直接以王氏上承孟子；朱熹则是以二程上承孟子。过去学者们将文章的部分从时代思想的脉络以及个人的整体论述中切割开来，突出文学论述，我们必须将文章放回到当时的儒学脉络中，才能有接近历史实际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