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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江西诗派的影响日益扩大，而嘉定以后，理学的影响如日中天。在以上双重影响下的诗坛，崇尚知识、义理，诗歌知识化之风甚盛，也刺激了抒情传统的反弹，诗坛开始重建抒情传统，于是而有一系列的抒情传统的新论述。
张戒在南宋初年已经对苏、黄提出了批评，而主张回归抒情传统。其《岁寒堂诗话》卷上说：
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
张戒关于风雅传统的论述实质上是抒情传统的论述。这个传统有两个关键方面：一是言志，一是咏物。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而“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
；到李、杜，则言志与咏物再次统一起来。苏、黄在用事、押韵方面用力求工，既不以言志为本，也不以咏物为工，背离了抒情传统。按照张戒的理论逻辑，宋代诗歌的出路应该是回归风雅传统，也就是言志咏物的抒情传统。
在宋代诗歌史上，“四灵”是以学晚唐著称的。“四灵”宗晚唐的诗歌史意义就在于重建唐诗传统，“四灵”之前，“唐诗废久”，四灵起，“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
。从诗学思想的层面看，“四灵”重建唐诗传统的意义是重建抒情传统。“四灵”没有留下来论诗著作，林希逸曾引述赵紫芝的言论：“江西长句，紫芝有诗论之讥。”
赵紫芝认为江西诗派的七言古诗乃是以诗体写成的论，即所谓以议论为诗之义，此与刘克庄所谓“经义策论之有韵者”之评是一致的。从赵紫芝对于江西诗派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其诗学取向是抒情。这一点“四灵”的老师及表彰者叶适有明确的论述。叶适认为“四灵”重建的唐诗传统主要有三点：一是格律精严的律体，二是妍丽的景物，三是哀婉的情思
。从诗学思想的角度看，关键在抒情与写景。“四灵”重建唐诗传统，就其与江西诗派的关联来说，是从学问回归抒情；就其与理学关联的脉络来说，是从道理回归抒情。总之是从知识取向回归抒情传统。
“四灵”重建唐诗传统，固然在当时颇有影响，但也受到批评。对“四灵”学晚唐体的批评主要有三：一责其不学，二讥其无理，三嫌其境界狭小。前两点批评恰恰触及了抒情与知识的问题。“四灵”重建唐诗传统，回归抒情，本来是想将诗歌从知识为中心拉回抒情本位，但是，在当时人看来，“四灵”未能处理好抒情与知识的关系。
刘克庄从抒情与知识的角度对于诗歌史做出了反省。他指出：“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
将出于情性的古诗与出于记问的今诗相对，这是刘克庄所谓性情为本与以书为本之分的另一种表述，即认为诗歌史存在抒情与知识两个传统。刘克庄指出，唐诗传统中就存在重知识与轻知识两种取向。杜甫重知识，张籍、王建则轻知识。故他在说“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之后，谓“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刬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
晚唐诗继承张、王的取向，是“捐书以为诗”；宋代（今诗）上继杜诗传统，是“资书以为诗”。刘克庄虽然没有点“四灵”之名，但“四灵”是上承晚唐的，正是所谓“捐书以为诗”。“捐书”与“资书”正代表了知识与抒情关系的两种取向。在刘克庄看来，两者种取向各有其弊。如何做到抒情与知识的统一？这是他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诗坛面临的问题。他试图建立一种多元的价值体系，以包容不同取向的观念，并试图在技术的层面解决创作上知识与抒情的矛盾。
严羽也试图解决知识与抒情的矛盾。他与“四灵”一样也力图重建唐诗传统，从诗学思想上说，也是要重建抒情传统。但是，在“四灵”被严厉质疑之后，严羽面临着如何重新处理抒情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抒情与学、理的关系。严羽的途径就是在知识的基础上重建抒情传统。严羽肯定“多读书，多穷理”，认为学诗要“熟参”“熟读”，接受了苏、黄乃至理学家的知识论述；但他又说诗歌“吟咏情性”，“唯在兴趣”，作诗要有“兴致”，“诗有别材，非关理也；诗有别趣，非关学也”。这两个看似互相矛盾的论述，一个是知识论述，代表宋诗传统；一个是抒情论述，代表唐诗传统。这两者的紧张如何化解呢？严羽试图借用禅家的观念从学诗工夫论的角度来解决知识与抒情的关系。吕本中从工夫论的角度提出学诗的过程是由工夫而悟入，经由参学的工夫过程而悟入诗道，达到自由的创作境界。严羽接受了这种工夫论框架，并做了改造。他也主张由参学而悟入诗道。他把苏、黄及理学家的知识论述都放到参学的工夫过程中，承认知识是学诗的基础，但是，当通过知识的工夫悟入诗道，则已经超越了知识。这一点与吕本中不同。吕本中所谓“悟入”只是指达到一种自由之境，但这种境界并不超越知识。严羽所谓“悟入”固然含有自由之境的意义，他说“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头头是道”，即是谓此。但是，严羽所说的悟境还包括超越知识的含义，他称之为“妙悟”。在这方面，严羽也借鉴了禅学对于知识问题的观念。严羽尊奉的宗杲禅师曾以“见月亡指”来比喻禅家对待经教知识传统的态度。禅道好比月亮，经教知识好比指示月亮的手指，手指的作用是指月，一旦见到月亮，手指的使命就完成了，必须舍弃。悟道离不开经教知识，但经教知识只是悟道的工具，一旦悟入，经教的使命就完成，就应该舍弃
。严羽对待知识的态度正是如此。读书穷理，熟参熟读，这些知识基础对于诗人悟入诗道来说是必要的，但是，这些知识基础乃是阶梯，是工具，而不是目的，一旦悟入诗道，这些必须舍去。当达到妙悟境地时，便会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就会“唯在兴趣”。严羽认为，在诗歌史上，盛唐诗正是这种境界的代表。在严羽看来，学诗者只要达到妙悟的境界，就能创作出盛唐那样的作品来。苏、黄及理学家强调的知识乃是学诗的工夫，通过知识工夫达到妙悟境界，便会进入盛唐抒情传统。用宋代的知识工夫达到唐诗的抒情境界，严羽以他的方式解决了知识与抒情的矛盾。由于严羽在当时地位卑微，而且其诗学理论并未能使其在诗歌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功，故其影响有限。在诗歌领域，知识与抒情的矛盾依旧。
知识与抒情的关系是贯穿宋代诗歌史与诗学的核心问题，前有其渊源，后有其流波。元明以降的诗歌史，基本上是宗唐或主宋的历史，唐宋诗之争也贯穿元明以降的诗学史，而在诗学思想上，可以说就是抒情与知识之对立与融合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