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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春恩重

马寅初签章的毕业证书,是我的学历证件,此外,大学期间留存至今的纪念品,除了章廷谦送我的《游仙窟》,再就是吴组缃讲《红楼梦》的课堂笔记了。

在自由学风的熏陶里,我班同窗展其所长,找到了各自的主攻方向。有的偏重古典,有的取向语言,我则出于个人爱好,把更多心思用在了“现代文学”和“《红楼梦》论”上。教授这两门课的,是吴组缃先生。

“现代文学”讲的是从“五四”到当前各样作品的剖析鉴赏,所选并非都是名篇,教授方法也不都是“灌输式”的。先生所讲,独到精深,常使我感觉那被剖析之作品,是被放在显微镜下、是被推到透视机后去了。可以想见,那些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认识,怕也未必有先生这样切中肯綮、透彻清明。而课堂提问,让学生先报告各自的读后感,尽管粗浅,却正是最好的思维训练。

有次讲到一篇,提问先点了我。前几课讲的都是佳作,这一篇我认为并不成功。于是斗胆直言,却又心慌意乱。我说:那个时代并不沉郁,作品写得却很沉郁,读者需要的不是沉郁,作家也不该那样沉郁……我的回答出人意料又神态滑稽,惹得同学哄堂大笑。吴先生没有笑,吴先生不苟言笑。可我从他的眼神里,分明看到了赞许的笑意。

从那以后吴先生时常叫起我来提问,课堂下则很少交往,都是我主动到他家去拜访,又都是为了请教《红楼梦》的问题。到现在我仍理不清:到底是吴先生使我更痴迷了《红楼梦》,还是《红楼梦》使我更亲近了吴先生?我心中清楚的是:吴先生所教给我的,决不仅止于学识本身。

大学三四年级,开设了《红楼梦》专题课。吴先生的讲稿,详细工整,条理分明,显示着他治学的严谨、教学的认真。吴先生的讲课,声情并茂,文采斐然,听之如啜甘露,如饮香茗,是纯营养,是真享受。我全神贯注,奋笔疾书,恨不能多生一对耳朵、多长两只手,好把那字字句句全都捕捉得到、记录下来。我敢断言,同窗学友笔记之中,惟我这本最细最全,且很可能已成孤本。

大学最后一年,撰写毕业论文,选“红楼”为题者,也只有我一人。为此我得以常到吴家登门求教。吴先生住镜春园,僻静幽雅,水木清华,翼然亭下,便是吴家。就在那座四合院里,他给我上了一堂振聋发聩的辅导课。原来,我的论文有些观点没有按他所讲,而是标新立异。吴先生阅卷后,用切磋的口吻,作中肯的指正,使我心悦诚服地意识到,我那见解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我想索回修正,不料吴先生说已给我判分优等,鼓励我要继续发扬创新精神。

就是那次,吴先生送我出门时,突然发问:你可记得《列子学射》那则寓言么?《列子学射》讲的是列子学射得中,却不知道因何得中,他的导师说他“未可”,要他不断深造。吴先生在讲课中引用过这则寓言,晓谕学生不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提起,既是对他刚才讲话的升华,又是对我此后治学的叮嘱。我忙答应:是的是的,弟子记得:“守而勿失。非独射也,为国与身,亦皆如之。”

是的是的,我从吴先生那里学到的,何止作文之理,更有为人之道。这对我报效祖国与修养自身,都是终生受用不尽的。直到毕业一年以后我才得知,我之所以被分配到《人民文学》,是由于编辑部请兼任编委的吴组缃推荐一名毕业生,他不假思索地推荐了我。吴先生不仅教会我走路,而且为我选定了路程。

我在《人民文学》编辑岗位上勤谨敬业四十余年,是吴先生,是体现于吴先生等师长身上的北大风范勉励着我,警策着我,引导着我,度过这风风雨雨、沉沉默默、堂堂正正的人生。

湖光塔影未名情,纯净圣洁如水云,流年似水心似云,水流云在情无尽……

北京大学,我的母校,在你面前,我永远是孩子。虽然我已满头银丝,今天却还像是孩子在给母亲过生日,来写这篇祝词。而我的孩子,我们各届校友的子子孙孙,都会成为你后继无穷的立雪门生。你的百年历史,是彪炳日月的丰碑;你的万千桃李,是璀璨河汉的明星。每一个北大人,都将把你的旗帜高擎,一代一代接力前行。

我就是这样做的。我的小儿小时候,我便带他到燕园,叮嘱他一定要上北大。他不负所望,在高一时夺得国际英语竞赛第一名,在高三时荣获北京市中学生最高荣誉金帆奖,从而无需高考,保送进了北大。那天我陪他去报到,他竟发出跟我当年同样的感慨:百年不遇我逢辰!我问他所感何来?他豪迈溢于言表——时代不同了,我们更幸运,我是欢庆北大百年的在校生,我是喜迎世纪晋迁的毕业生。在我们这一代北大人历程中,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必将飘展得更鲜明……

确实如此,崔粲的学号是:9611069。

崔道怡 ,1934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级本科生。曾任职于《人民文学》杂志。 aKxBJ5rHi5NLGbz61lIf/pw2IrhS3F4QVCq3FbngxMgQL3Mn77dvxsT116OKjV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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