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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文革”前，自从“反右”后，章先生就已日渐消失开心的笑容。他从生活细节和情趣角度讲解鲁迅，被指斥为是对伟大人物的贬损，以至他不得不按照教材备好讲稿照本宣科，再也不见那神来的灵感、即兴的畅谈。
我受业则赶上好时光。50年代上半，正是北大又一黄金阶段，新中国开始向科学进军，北大在教育与学术的宝座上容光焕发。我适时成为她莘莘学子之一员，有幸感受到了弥漫于课堂和校园的科学与民主氛围。
物质生活，国家供给，我们无忧无虑，潜心学习。精神境界，海阔天空，我们自由，舒畅轻松。如今想起，那时代在我记忆里留下来的，大都是旖旎风景。
难忘那大学时的进餐情景。每个月伙食费，十二元五角钱，菜饭可口，营养充足。开饭时，大饭厅百多餐桌，纵横排列，人声鼎沸，蔚为壮观。每隔些日，便会有一种特殊的饭食：油汪汪的白米里，拌着瘦肉丁、洋葱头、红萝卜、马铃薯等，非常好吃。多年后到新疆，才知那叫抓饭，但即便品尝到正宗的抓饭，再也没能重新感受大学餐桌上的香甜。有一次文艺汇演，我写的相声引起轰动，那内容就涉及早餐的美食。《起床诗》讽刺的是睡懒觉：“打起小组长，莫叫床下嚷，嚷时惊我梦，不得床上躺。”这位赖着不起的同学，“只因今日起床迟，误了早餐炸丸子”。可知那时伙食的水准，早餐就有炸丸子的……
当然印象更深的是大学时的心路历程。考上北大，我就得知，中文系里有两位现代史上的名人，系主任杨晦，年轻时火烧赵家楼，是“五四”先锋；教授吴组缃，早年所写小说《一千八百担》，跟茅盾的《春蚕》齐名。入学以后，得教益于各领风骚的专家学者，时常深感荣幸。诸多教授的学识人品、风采神韵，使我觉得他们都是超凡入圣的哲人、诗人。无论游国恩、浦江清，还是王瑶、林庚，以其满腹经纶，都曾经如春风雨露，阵阵涓涓滋润过我求知若渴的心。
那四年里，有些新奇场面，有些惊人言谈，历历如在目前，琅琅如回耳畔。浦江清讲古诗词，沉醉其间，忘乎所以，自顾自地摇头晃脑吟唱起来，似乎讲台之下没有学生，而学生也似乎成了欣赏演出的观众。杨晦议论巴金，居然认为这位文坛泰斗文章写得不过比中学生流畅而已，其名著《家》、《春》、《秋》三部曲，压缩成一部或许会更好些。他说这话时，脸上流露着真诚的惋惜。王瑶说起鲁迅早年的文章，并未引起世人注意，若不是后来有了《狂人日记》，那些恐怕也就会被小贩用来包花生米了。他说到这里，戛然止住，手捂嘴巴，嘻嘻窃笑，就像小孩子玩过恶作剧似的，既开心又心虚……
那时的功课已记不得，而那时的趣事却忘不掉的。自然谁也不会当真，把那作为学问，无非体会疏狂，取其实质精神。与其说那是在教授一门学问，毋宁说那是在传达一种精神：对于文明，对真善美，应该热情向往，取得切身体会；不可趋时，切忌流俗，需要珍重个性，努力追求独创。中文系教授们大都提倡独立思考，说文学没有也不该有统一规范的评判标准。理科何尝又不如是，没有探索更没有前进。这正是北大的校训——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未名湖映博雅塔，象征的也正是这种精神。塔名博雅，博大高雅，湖称未名，学无止境，昭示着求实的标准，鼓舞着不断去创新。湖光塔影相辉映，焕发着悦目赏心催人奋进的清新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