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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杨晦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给我们讲授“文艺学”。早在1949年10月，我念初中二年级，到北大三院礼堂参加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大会，就听过杨先生的讲话。我至今记得，杨先生当时身上披着一件灰布的棉军大衣。稍长，我更知道了杨先生是“五四运动”中首先冲入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勇士之一，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沉钟》社的主要成员。因而，我从少年时代，就很崇敬杨先生。
入学以后，我被分到文学专业，杨先生找我到他家里谈话。我来到燕东园杨先生一家居住的小楼，杨先生怀抱着他的小儿子，和我在客厅里亲切交谈。他说，他知道我已经发表了不少小说，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但是这只算是小作家；如果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须同时又是一个学者，并且列举古今中外的大作家无一不是学识渊博为证。杨先生希望我安心学习，为将来取得更大成就，在学识上打下深厚的基础。
后来，我申请离开北大，由团中央保送我到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研究所学习三年。杨先生很不同意，很不高兴，先后两次把我叫到家里批评我不听话，发了脾气。不久，高教部批准了我的申请，北大教务处在给我开发的退学证明书上，还给我保留回北大复学的权利，这是非常破例的待遇。当时，杨先生兼任北大副教务长，不知是不是杨先生的一片苦心。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在肃反运动中停办，我也没有重返北大继续学习。
（节选自《我是刘绍棠：刘绍棠自白》，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
刘绍棠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级本科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3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