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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先生教我们“古代汉语”。协助他的是梁启超的胞弟梁启雄教授。梁先生是荀子研究专家，给我们上答疑课。
考入北大以前，我对魏先生就仰慕已久。这倒不是因为他被原苏联学术界誉为中国三大语言学家之一（其他二人是王力和黎锦熙先生），也不是因为他与王力、游国恩、杨晦先生并称为北大中文系四大一级教授；我敬仰他的是20年代他在北大上学，为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竟在上课桌上刻下自己的名字。鲁迅先生讲课极受学生欢迎，每一开讲，人满为患。外系学生和各种来路的旁听生蜂拥而至，抢占课桌，本科生反而被喧宾夺主。于是，作为本科生的魏先生，便在面对讲台的课桌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以示永久使用。这张课桌一直保存在沙滩红楼的一间教室里，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魏先生上课，完全是北大遗风，学识博大精深，授课却不讲究章法；走上讲坛经常不知从何讲起，有时重复上一节课的内容，有时又远离前一节课的内容，自己讲得津津有味，却不注意课堂效果。我对语言学不感兴趣，听课不带耳朵，也不动脑子。冬天坐在教室后排角落的暖气旁边，暖洋洋的正得入睡；夏天坐在临窗的位子上，吹着冷风看窗外的花草树木。我的特殊表现并没有引起魏先生的注意，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工农兵学员”身上。
1954年，全国大学生招生11万，高中毕业生只有5万多，于是就从在职干部中招收了大量的调干生。这些调干生差不多都“吃过糠，扛过枪，跨过江”；年龄偏大，念文科的多。我们班三十几位同志，只有五六名高中毕业生，其他同学不是八路军、新四军过去的指战员，就是老妇救会、青抗先的干部，资格最嫩的也参加过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的汉江之战。有位同学是个老工人，在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当了二十年排字工，英文只要说出字母，他能像大辞典一般把汉译回答出来，然而却一句也不会说。这些货真价实的工农兵大学生，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底子薄基础差，学习“古代汉语”很吃力。魏先生每周两节课，上课前一天的晚上，从城里来到学校，住在未名湖畔备斋的一间宿舍里，课代表也必定准时恭候。每次他都叫课代表通知几位工农兵大学生到他的宿舍来，他一个个地进行辅导。
我自幼爱读古文，不管哪个朝代的古文我都能囫囵吞枣，一看就懂个八九。有了这点半瓶醋的功底，我便讨厌钻研语法。有一回，课堂作业是将《尚书》中的一篇诰译成今文，我又一挥而就交上去。看作业本是讲师和助教的工作，不想这一回魏先生却点名要我的作业。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我的译文似是而非，随意性很大。治学头一条就是讲究精确，我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于是，课代表通知我，魏先生要给我单独辅导。
这对我虽不是奇耻大辱，却也算不得光彩；我磨蹭到晚上8点左右，才硬着头皮到备斋去。
一进魏先生的宿舍，魏先生便紧握我的手，说：“我才听说你的小说选入了高中语文课本，叶（圣陶）先生选的；忙找来看了，是写得不错。”
不提古代汉语而谈文学，我就来了兴致，啜了一口魏先生给我沏的茶，问道：“您青年时代跟鲁迅先生很接近，后来怎么没有从事文学研究呢？”
他说，鲁迅先生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但是胡适聘请他到国学研究所工作，便钻进了故纸堆。他又说，鲁迅先生也是一位造诣很高的文字学家。
这一来，师生便离题万里，海阔天空畅谈起来。魏先生说，鲁迅先生的诗写得极好，但是被小说和杂文的巨大成就掩盖了，他要将鲁迅先生的全部诗作亲手誊录，亲自刻板，印刷一部具有文物价值的鲁迅先生诗集。我早就听说，魏先生的书法和篆刻都很有名；而使我感动的却是魏先生对鲁迅先生的尊师重道深情。
我们直谈到夜深，魏先生才发出一声惊呼：“哎呀不早了，以后找机会再给你补课吧！”
不久，我离开了北大。
1956年夏，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魏先生，忙起立让座。魏先生看了我半晌才认出我是谁，笑眯眯地说：“我还欠你一堂课哩！”我说我已经离校，他说他知道，但是自言自语地又说：“光顾聊天了，欠了你一堂课，真对不起。”
事过多年了，魏先生早已与世长辞，我也步入老年，但是我常常想念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尤其想到他晚景凄凉，心里更为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