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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到几十所高等院校讲过乡土文学。有的学校非常礼贤下士，给我颁发了聘书，教师节还向我寄赠纪念品。虚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在一篇谈论自己的诗词习作的小文中，自我嘲讽地写道：“诗词非我本工，韵味不足情有可原。但我35年前入北京大学，从师几大语言学家，曾习音律。可惜读书不用功，听讲不专心，左耳进而右耳出，大脑皮层毫无贮存。因而难免荒腔走板，滥竽充数，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当时北大中文系有四大一级教授，他们是：教音韵学的王力先生，教古汉语的魏建功先生，教先秦文学史的游国恩先生，教文艺学概论的杨晦先生。我虽可自吹为名师之徒，却实在是吊儿郎当于门墙之外，不曾登堂更未入室，连卖狗皮膏药的资本也没有。
相比之下，我上游先生的课，还算用心听讲。那是因为，课后我要当“二道贩子”，给外国留学生辅导。不用心听讲而在辅导中出了差错，被揭露出来便要犯“国际”错误。在50年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游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做学问一丝不苟，讲课极有章法，待人接物和蔼而有分寸。他那时的年龄，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但是已经白发稀疏；冬季穿缎面长皮袍，外罩青呢大氅，头戴水獭皮帽，更显得夫子风度而又含威不露。他上课下课非常准时，时间精确得几乎不差分秒。
作为楚辞研究大家，游先生的论述讲究缜密的考证，学识之博大精深令人心悦诚服。文章不写一句空，讲课无一句赘言。连我这个在椅子上坐不住的人，也听得如醉如痴，入脑铭心。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北大那些日子，在游先生堂上学到的东西最多。
但是，在游先生眼里，我是个浪漫派；要想做学问，必须转变作风。
那年期末大考，文学史课考的是楚辞，中国学生做一篇论文，外国留学生抽签口试。我是留学生总辅导员，带领十来位部下，采取人盯人战术，将朝鲜、蒙古、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的留学生分别包干，确保每人都能得到5分。其中有几位留学生，对他们各自的辅导员很不信任，却对我这个总辅导员颇为迷信。所有口试的试题，都已经发下去，他们偏要我给每个试题都写出答案，供他们死记硬背。我迫不得已，昼夜突击，仓促脱稿，装订成册，雅兴大发，题名曰《佛脚集》。一位女留学生问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为其解题，答曰：“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也！”逗得她哈哈大笑。
我写惯了小说，笔下喜欢使用艺术化语言；《佛脚集》中的试题答案，多是非学术性的夸张词汇。口试那天，这几位留学生对答如流，妙语连珠，有如演员朗诵台词。游先生目瞪口呆，莫名其妙。游先生治学严谨，论文和口试答题中凡有引证，必须说明出处。那位女留学生为了省事，每个引证都回答引自刘绍棠《佛脚集》。游先生虽博古通今，却不知《佛脚集》为何物，于是惊诧不已。
当时我正忙着写小说《运河的桨声》，不想一心二用，便把《佛脚集》掐头去尾，改头换面，重新“组装”一遍，作为考试论文交卷。虽是琵琶半遮面，游先生却窥见了《佛脚集》的眉目嘴脸，他给打了个“5¯”。那几个留学生的口试，人人都是5分，高我一等。
文学专业只有30名中国学生，游先生发还每篇论文，都要找每个人谈几句话。
我也被传唤到游先生面前。
游先生没有夸奖我，也没有批评我，只是笑眯眯地说：“闻一多先生是一位大诗人，浪漫派；但是他写楚辞论文，却不见了诗人脾气。冯沅君先生笔名淦女士，年轻时是个浪漫小说家，后来从事学术研究，便没有了小说家的影子。”
闻一多先生是游先生的挚友，冯沅君先生是游先生的同学，游先生很推崇闻、冯二位先生的学术成就。
不言自明，我已经知道游先生对我的论文的评价了。
我无法改变浪漫派的脾性，所以写了一辈子小说。谈论学术，都是野狐禅，不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