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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
我爱北大，想北大，却又怕回北大。
1954年我到北大念书，才18岁，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现在重返北大，却是“别梦依稀咒逝川”，惜往日之不可追了。
我在北大念书的那一段生活，回味起来是美好的；老同学们一起追忆往事，心情是激动的。然而，身临其境，望见校门便近乡情怯，走进校园更是感慨万千。现今北大每一位学弟师妹的面孔，都像一面镜子，照见我的“乡音未改鬓毛衰”。看见他们一个个就像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我不能不感觉自己“老冉冉其将至”了。
最令人伤感的，是我所敬爱的许多师长再也见不到了。
我念书时的三位正副校长，马寅初、江隆基和汤用彤先生都已作古。那时的北大虽没有现在这么大，学生和校长也很难直接接触，不过，马先生尽管身兼若干要职，但是学校凡有重要活动，都出席露面，喜欢讲话。在我的记忆里，江校长好像隔上几天就在大饭厅给学生们做大报告，每次长达数小时，常常推迟开饭时间。汤先生那时已经以轮椅代步，开会坐在主席台上，我没有听过他演讲，这位哲学界的老前辈，很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出关》中的老子。
还记得三十四年前的数九寒冬，未名湖冰冻三尺，我们在外语楼下了大课，转移到文史楼上专业课，途中路过马先生那松竹梅掩映的办公室。马先生早已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张开双臂，拦住同学们跟他一起做广播操。当时马先生已经72岁，正是我的年龄的4倍，却只穿了一身旧西服，西服里套着一件毛衣，满面红光，毫无寒意。我们不得不服从校长的命令，或者说不好意思驳校长的面子，也就列队站成方阵，在音乐的伴奏下手舞之足蹈之。马先生屹立在最前列，每个动作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相形之下，我们这些青春年少的门生，却一个个缩头拱肩，拳手曲臂，敷衍了事，不成体统。而且，往往趁马先生自我陶醉于忘情之中，偷偷拣起放在足下的书包，悄悄溜之乎也，把马先生晾成了“光杆司令”。后来，马先生有所发觉，拦住同学们做操，还要同学们脱下大衣，摘下棉帽，解下口罩，褪下手套，并且面向同学们示范，随时进行监督。我身为本班班长，却总是扮演逃兵头子的可耻角色。
我崇敬马先生，不仅因为他以不唯上的经济学家的远大目光力主计划生育，还由于听说他是跟胡适竞赛才力争当上北大校长的。他当北大校长，想把北大办得比胡适当校长时好得多。不知他被迫辞职离开北大时，是否抱憾而去，也不知他在九泉之下跟胡适见面，两位老先生是否进行较量。我几次应邀回到北大给同学们作报告，每一回都说到此事，为的是激励同学们给马校长争气，使胡适先生不认输也得说声“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