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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串门”

刘绍棠

马寅初校长拦住我们做广播操

我爱北大,想北大,却又怕回北大。

1954年我到北大念书,才18岁,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现在重返北大,却是“别梦依稀咒逝川”,惜往日之不可追了。

我在北大念书的那一段生活,回味起来是美好的;老同学们一起追忆往事,心情是激动的。然而,身临其境,望见校门便近乡情怯,走进校园更是感慨万千。现今北大每一位学弟师妹的面孔,都像一面镜子,照见我的“乡音未改鬓毛衰”。看见他们一个个就像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我不能不感觉自己“老冉冉其将至”了。

最令人伤感的,是我所敬爱的许多师长再也见不到了。

我念书时的三位正副校长,马寅初、江隆基和汤用彤先生都已作古。那时的北大虽没有现在这么大,学生和校长也很难直接接触,不过,马先生尽管身兼若干要职,但是学校凡有重要活动,都出席露面,喜欢讲话。在我的记忆里,江校长好像隔上几天就在大饭厅给学生们做大报告,每次长达数小时,常常推迟开饭时间。汤先生那时已经以轮椅代步,开会坐在主席台上,我没有听过他演讲,这位哲学界的老前辈,很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出关》中的老子。

还记得三十四年前的数九寒冬,未名湖冰冻三尺,我们在外语楼下了大课,转移到文史楼上专业课,途中路过马先生那松竹梅掩映的办公室。马先生早已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张开双臂,拦住同学们跟他一起做广播操。当时马先生已经72岁,正是我的年龄的4倍,却只穿了一身旧西服,西服里套着一件毛衣,满面红光,毫无寒意。我们不得不服从校长的命令,或者说不好意思驳校长的面子,也就列队站成方阵,在音乐的伴奏下手舞之足蹈之。马先生屹立在最前列,每个动作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相形之下,我们这些青春年少的门生,却一个个缩头拱肩,拳手曲臂,敷衍了事,不成体统。而且,往往趁马先生自我陶醉于忘情之中,偷偷拣起放在足下的书包,悄悄溜之乎也,把马先生晾成了“光杆司令”。后来,马先生有所发觉,拦住同学们做操,还要同学们脱下大衣,摘下棉帽,解下口罩,褪下手套,并且面向同学们示范,随时进行监督。我身为本班班长,却总是扮演逃兵头子的可耻角色。

我崇敬马先生,不仅因为他以不唯上的经济学家的远大目光力主计划生育,还由于听说他是跟胡适竞赛才力争当上北大校长的。他当北大校长,想把北大办得比胡适当校长时好得多。不知他被迫辞职离开北大时,是否抱憾而去,也不知他在九泉之下跟胡适见面,两位老先生是否进行较量。我几次应邀回到北大给同学们作报告,每一回都说到此事,为的是激励同学们给马校长争气,使胡适先生不认输也得说声“差不多”。 JpIIk8CNAy95/C/2Hor8RZvgDVnc7U3gUXQiXI88Y6LCHGeaR6tMSTXJA0yCg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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