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诗社

马嘶

北京大学的学生课程时间表上，星期三下午是社团活动时间，各系各专业那天下午均不安排课程，这是法定的校园文化活动时间。那时候，北大的学生社团活动很是活跃，我记得，学生社团组织有时事学习社、摄影学会、剧艺社、京剧社、管弦乐队、民族乐队、音乐欣赏会、合唱队、美术社、国画社、诗社、文学社等等。每学期开学后，各社团都在大餐厅前墙上贴出招生广告，同学们可根据自己的爱好，随意参加一个或几个社团。一到星期三的下午各社团便进行活动，课余生活真是多姿多彩。

在众多的社团中，北大诗社是个办得极为红火、颇有影响的团体，在校内外的名气都很大。那个时期，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如同初升的红日，崭新、朝气蓬勃而又令人感到骄矜，人们的心境也是美好而又昂奋的，每天都像过节日那样愉快和兴高采烈。加之北大校园极富园林之美，湖光塔影，幽静如诗，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也自然会萌生出无穷无尽的诗情。这大概就是北大诗歌活动极为兴盛的背景和主要原因吧！

1953年秋我初进北大时，北大诗社已是个较有影响的群众社团了。北大诗社的主要负责人多为中文系学生，而社员却遍及全校文、理各系，当然，还是以文科学生为主体，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历史系的学生最多。我到诗社去报了名，我们班上的不少同学也都报了名。那时候，诗歌活动相当普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爱好诗歌的人特别多。报刊上发表了一首好诗，大家便争相阅读、朗诵，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风靡全国。……

诗社编印一种不定期的油印散页《诗刊》，发表同学们的诗作。《诗刊》完全是由诗社同学们自己编辑、刻写、印刷，每期是8开纸三四页，中间有折线，折成16开散页阅读。字刻得比较潦草，印刷效果也不佳，但它却很受同学们欢迎。后来才变成装订成册的《北大诗刊》，出资由誊写社刻印出版，装帧也精美多了。

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大）一向有办文学刊物的传统，现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文学期刊就是大学生们办起来的，如“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潮》、《共进》、《猛进》、《新生》等，都是北京大学学生们办的。诗人李瑛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大读书时，曾办过《新生命》刊物。解放后的那几年，这个传统断了线，直到1954年才有了这份《北大诗刊》。与过去学生办的正式刊物相比，这油印的诗刊实在是太寒伧、太粗陋了，但它确实又曾对繁荣校园文化、培育文学青年起过良好的推动作用。

在北大学生中，有着一大批喜欢动动笔杆的文学青年，这当然是以中文系学生为主，但文科各系乃至理科学生中也不乏其人。而在这个写作群体中，以写诗者为最多。以我在校时为例，1955年以前，北大学生中经常写诗的有1951级的沈仁康、赵曙光，1952级的倪其心、曾宪法、施于力，1953级的袁行霈、孙克恒、薛雪、马嘶、葛明德、铿锵（王中林）、杜文堂、金炳喆，1954级的王磊、任彦芳、王克武、郭煌、张元勋、沈泽宜、林昭、张玲、徐式谷、张景中等人。1955年秋季，随着人才济济的中文系1955级的到来，一批才华横溢的诗友涌进燕园，北大的诗歌活动便进入了鼎盛时期。那一年，谢冕、温小钰、孙绍振等诗友进入北大中文系，1956年，又来了江枫、邓荫柯、王金屏、蔡根林、刘登翰、吴晹等人。他们给北大的诗歌活动带来了一股清新与勃发之气，未名湖畔的诗之花怒放了。写诗的同学多数是中文系的，但其他系的也不在少数，如德文专业的杜文堂、英文专业的王克武、生物系的葛明德、数学力学系的张景中等。《北大诗刊》除发表校内同学们的作品之外，也发一些校外的稿件，记得我当编辑时，就有在《文艺报》工作的武汉大学毕业生柳央（甘棠惠）寄来诗稿并发表了。我们也还请一些诗人、编辑给我们写指导写作的稿子，诗人沙鸥就应约写了几篇稿子，《文艺学习》诗歌编辑冼宁（她也是我们的老学长）也曾应我之约写了文章，署名宁馨，发在诗刊上。

沈仁康比我高两个年级，他是江苏人，生得眉清目秀，英俊文雅。他的诗发表得很多，在《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上常见到他的诗，有时署名“任康”，他也常写些文艺理论批评文章，总之，在学校里他是个比较多产的诗人，但他似不大参加诗社的活动，也不大和诗友们交往，是个独往独来的人物。我同他相识，但很少有个人之间的交往，见面时只是点点头，说一两句话。

与沈仁康同班的赵曙光是山东蓬莱人，满脸络腮胡子，他的侧脸常常使我想到了普希金。赵曙光性憨厚，喜交友，他为人热情又真诚，与人相交则倾心相与，我们来往较多，成了好友，毕业后的几十年中，我们仍未断书信往还。

赵曙光写诗十分执著，十分投入，他写了诗，常常拿了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有一次，他拿了一篇长诗给我看，那诗稿写了许多页稿纸，恐有数百行之多。我带着他的诗稿，到校园里人迹罕至的气象园去看，看完回到宿舍后，才发现那诗稿不见了，我遍寻未得，便又回到气象园去找，也是踪迹全无。丢了他的诗稿，我心中很是不安，同赵曙光一说，他没有说什么，但我心中一直觉得很对他不起。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底稿，为这件事，我一直感到内疚。

我们班上写诗的同学不少，写得很多为人所知的，有孙克恒、薛雪、袁行霈、王中林、金炳喆、陈志明我们几个人。也许还有一些人写得既多且好，但由于他们写出来便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不显山不露水，也便不为人所知。

孙克恒来自山东海滨城市烟台，我们认识得较晚，但由于第二学年之后，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宿舍里，睡在一张双层床上，他睡下床，我睡上床，直到毕业时才分开，因此我们成了终身的挚友。

孙克恒天资聪颖，又极用功，各门功课都学得好，在大学里打下了做学问的坚实根柢。他喜欢古典文学，尤爱古典诗词，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嵇康、鲍照的作品很有研究。他写诗，写得很多，多是写大海的。他的诗写得沉郁深邃，色调斑斓，有悠远之感，这同当时流行的那种明朗而又直露的诗很有些不同，似乎有着沉重的感念和蕴藉的内涵，耐得住咀嚼。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的诗有点批判现实主义的味道，他只是一笑置之，依然那样地写下去。看来，他是有着自己的情趣、自己的追求，不愿逐时随俗。然而，那样的诗当时是很难公开发表的，他似乎没有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过诗，只是在校内的诗刊和后来的《红楼》上发表。

那时，我们都迷恋着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也欣赏苏联诗人叶赛宁和伊萨柯夫斯基的作品。1954年，吕荧译的普希金诗体小说《叶夫根尼·奥涅金》新版本刚一出版，我们便各自买了一本，天天朗读，爱不释手，甚至能够整段整段背诵。那年春假，班上组织同学们到西山去春游，我俩便带了这本书去。午餐后，我和克恒躺在碧云寺松林里的草地上，用汉俄两种语言朗诵书中的诗句（我们还有一本俄文的《叶夫根尼·奥涅金》）：“我生来爱好平静的生活，爱好乡村的寂静；在乡野里竖琴的声音更加响亮，创作的幻想也更为生动……”“春天，春天，恋爱的时光，你的出现使我多么悲伤……”念着这些诗句，我们心摇神荡，心猿意马，美好的情致和青春的幻想充满胸怀，那情状至今仍历历在目。

克恒为人热情，待人诚挚，同别人相处得很好。他的开朗性格中又带有几分谨慎，豪爽中又有更多的精细，有才气但并不浮躁，性喜表现又并不张扬。他的性格既是外向又是内向的，两者相得益彰。与同学们研讨学问时，他喜欢争论，是班内有名的“好战分子”。争论起来便不免激动得面红耳赤，浓重的胶东乡音，加上双手乱挥，颇有些慷慨激昂之态。争论到最后，又常常是以一阵爽朗的大笑为终结。于是偃旗息鼓，又埋头去读书，仿佛并不曾发生过那场争斗。

克恒平日生活极简朴，衣着朴素，一件黑色棉衣穿了四年未曾换过，但又总是干干净净的清爽。我不太了解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只知他家中有一位老母亲，也不知她以何为生，看那境况是不太宽裕的。他自奉甚严，用钱很仔细，从不乱花钱，除了买书和必不可少的零用钱，没见他浪费过一分钱。不过，每次假期从家里回来，他总要带回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他常常带回极受同学们欢迎的对虾干和高粱饴，那对虾干味道极鲜美，同屋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常有打牙祭的实惠，吃饭时带几颗去，夹在菜中吃，平时也常抓几颗放在嘴里慢慢嚼着。

听说孙克恒在中学里当过学生会主席，但来北大后他却没有担任过任何社会工作，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功课上。

薛雪本名薛昌洪，四川重庆人，他原在我们上一个年级，休学复学后随入我们这个班。他生得温文尔雅，肤色白皙，一脸温和相，且喜与别人开玩笑。他似乎身体不太好，平日总随身带着一个空罐头瓶，吐痰时便吐到瓶子里。他的腹部有一个刀疤痕，想是曾开刀做过手术的。

薛雪感情丰富、细腻，他的诗风有如他的性格，写得婉约、柔媚，雕琢得厉害，我常说他的诗像是景泰蓝做的小工艺品。他写了许多首爱情诗，统称为《湖畔情歌》，在校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薛雪多才多艺，他有一副甜美的男高音嗓子，喜欢唱四川民歌，曾在全校的歌咏大会上唱四川民歌《我望槐花几时开》，有人用钢琴伴奏着，他唱得很是动听，受到了听众们的欢迎。后来，他还搞篆刻。

薛雪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女四中任语文教师，写过一首《大学生之歌》的诗，在《中国青年》的封三发表，在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大约是在60年代初，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他似乎是到南方去旅行，说是回来时从保定下车来看我。过了几天，不见他来。那天，我到莲池去，正碰上他同一位年轻的女士相伴游玩，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他说：“刚到，还没有来得及到你那里去。”我这才得知，他来保定不是为看我而来，而是另有约会。

第二天，他来找我。他问我：“你看那个姑娘怎么样？”我说：“很不错。”他说，那是他的一个学生，是保定人。接着，他就对我说：“看女人就像是看城市，你如果从乡下来，看见保定这个城市一定觉得很繁华，你到了北京，就觉得保定土里土气了。女人也是这样，你看这个不错，见了更好的，就觉这个不行了。”

我对他的话很不以为然，也不同意他对待女人的这种观念。他坐了一下，向我借了几斤粮票，便去了。

薛雪有些小聪明，但并未完全用在事业上。也许正是由于他对待女人有着这样的观念，他一直没有结婚。我猜想，他在保定的这个女友也许并未成为他的伴侣，他对待恋爱婚姻问题似是不够严肃，是否有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之虞呢？

听说，在“文革”初起时，他就因为“作风问题”而被揪了出来，成了“黑帮”。一天，人们发现他死在楼道里，不知是他杀还是自杀。总之，他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了。

袁行霈来自青岛一中，其实他的原籍是江苏武进，出生于济南，进北大时，他是17岁，是班上年龄最小者。

袁行霈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年轻人，他开始并没有受到别人的注意。像许多刚刚迈出中学门槛的穷学生那样，他衣着朴实，行为拘谨，只知道规规矩矩地求学上进。他常是穿了一身洗得很旧很薄了的蓝布制服，头发蓬松着，不修边幅，不事打扮，生活很是简单。他的性格温文尔雅，沉默寡言，有时还带点羞涩，但总是笑眯眯、乐呵呵的。对于生活中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他也不挑剔、不抱怨，生活之于他，似乎总是那么美好、令人满足。那时，我只觉得他是规规矩矩、勤勉好学，生活很是节俭，似乎自奉甚严。在我的印象中，仿佛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属于多数的穷学生之列。那时，同学们大概谁也不知道，他原是出身于一个很有些来历、很有些根柢的书香官宦之家，一个出大知识分子的文化世家，他的父兄辈多是知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从籍贯上看，班上最多的是山东人，大概有七八位之多。他们都是讲一口侉声侉气的山东话，如孙克恒、周强、董润生、丁尔纲、于道仿等都是这样，有的直到毕业也不会讲普通话，只有袁行霈学普通话学得最快，他很快就能讲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了。加之他的音质很美，嗓音浑厚洪亮，因而朗诵起诗和散文来很是受听。他在开会发言时，讲的是一口比较纯正的普通话，因而他也就有机会在众人面前朗诵、发言和演说了。到了这个时候，便开始受到大家的注意，被人们另眼相看了。他首先是以勤奋好学、聪慧多思、成绩优秀和思维敏捷为人所注目的。他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不求甚解的郎当作风。他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优长，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他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

他喜欢在校园的幽蔽静谧处读书，这样，书中的情、眼前的景皆拥入心中，造成一种幽邃恬适的情境，可以独享读书的优雅淡远的意趣。这是诗意的读书，也是读书的诗意，此为逸人雅士所特有的心境与追求。如此，读书就不再是枯燥与痛苦的俗事，而是雅人雅事雅趣了。我常见他一个人躲在未名湖畔绿树丛中，手捧书卷，入神地诵读，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心境中，自得其乐地饱读诗书，打下了做学问的扎实根柢，以致后来成为一位学养深纯、博闻宏识的著名学者。

袁行霈喜欢诗，他读古诗，也读新诗。他常常在各种场合朗诵诗，开始时还有点胆怯、羞涩，但很快便坦然潇洒，朗诵得很有水平了。他喜欢朗诵普希金的《致大海》、《纪念碑》，还常常朗诵克雷洛夫的寓言《杰米扬的汤》，这些都是脍炙人口之作。他常常写诗，偷偷地在笔记本上写诗，写了颇为不少。那些诗多是秘不示人，只写给自己看的，多是表现自己隐秘的情感和所思所想。当然，也有一些拿出来发表，或者在某种场合朗诵。在当时燕园众多的写诗者中，袁行霈也是入了名号的。后来，他写过一首《我生活在波涛翻腾的海洋》，那是一首歌咏北大的诗，他拿这首诗参加了全校的朗诵比赛。诗中表现出的年轻学子对母校、对时代、对祖国的挚爱之情，用他那浑厚响亮的嗓音传达了出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三十年之后，他还记得那首诗以及构思那首诗的情景。他回忆说：他“觉得北大有一股力量，有一种气象，有一个不可测其深浅的底蕴，唯大海才能比拟”。也许从那时起，他就把这力量、气象、底蕴吸纳入体内，逐渐融会于自己的生活和学行之中了。

金炳喆是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他是个很有天分又很用功的人，是一位有志青年。他对学习外语很下功夫，学俄文，又学英文，在大学里就翻译了两部苏联的电影文学剧本，出版时署名银帆。他把得来的稿费都用来买书和旅行。一次暑假期间，他一个人去大连旅行，为了在海边看日出，夜里他睡在海滨沙滩上，从而受到公安人员的怀疑，把他送进公安局，白天才放出来。

金炳喆酷喜写诗，写满了几个笔记本，他曾拿来给我看，那上面还有一些尚未构成诗的诗句，他称之为“诗思”。我记得那“诗思”有一句是：“大海是比一切男性更男性的女性”，我很欣赏这句子。

他平日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们交往，只沉浸于书本和感情世界中，一些人觉得他的脾气有点怪，其实，他是个有志有识的青年。毕业后．他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在那里学会维吾尔文。他对语言的感受能力的确是很强的。

王中林是吉林省通化市人，我同他交往比较晚，有一段时间（在大学的后两年）我们关系很密切，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他的性格有些柔弱，有些内向，似乎也是个悲观的人。他写了不少抒情诗，那些诗似乎也表现了他的并不明朗的思想情绪。

（节选自马嘶《负笈燕园1953—1957：风雨北大》，群言出版社1988年版。）

马嘶，北京大学中文系1953级本科生。曾任河北省唐山市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