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意义
南海康长素先生所著新学伪经考十四卷
是书考得费易毛诗古文尚书周礼左传尔雅说文皆是伪书为二千年未辟之学海内争先快睹者也用白纸印钉收回纸墨工价银二两书在上海各书局发售
(原载1893年4月28日《新闻报》)
在晚清思想史上,康有为注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思想家。康有为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著作,在知识界、政治界无不引起如“大飓风”、“火山大喷火”、“大地震”(梁启超语)般的震动。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完成了第一部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全书共十四卷,三十多万字,当年即刻板发行。1893年4月28日,上海出版的《新闻报》刊有《新学伪经考》的广告。
《新闻报》创刊于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创刊不到2个月,即刊出《新学伪经考》的图书广告。虽然它湮没于《新闻报》广告版众多豆腐块般的小广告之中,但已说明不仅当时的出版商人意识到新闻媒体对图书销售的促进作用,作为晚清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康有为也已敏锐地认识到新闻媒体对传播新思想、启蒙大众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两年之后的1895年,在“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即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等报刊,宣传维新思想。除《新学伪经考》之外,他后来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欧洲十一国游记》等著作也曾先后在《新民丛报》、《时报》等报刊上大做广告。
康有为
《新闻报》的这则广告主要介绍了《新学伪经考》的主要内容:“是书考得《费易》、《毛诗》、古文《尚书》、《周礼》、《左传》、《尔雅》、《说文》皆是伪书”,限于广告的文本性质和有限的篇幅,这句话的介绍只能简明扼要,点到为止。康的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概括《新学伪经考》的主要内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新学伪经考》奠定了康有为近代今文经学大师的地位。不过,康有为写这部书的目的,并不单纯出于学术目的,而是试图通过否定“古文经学”,来打破人们盲从信古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学术上、思想上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支持。在康有为所处的年代,尽管有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能够放眼看世界,要求变法图强,但上层顽固守旧派死守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旧观念,拒绝革新。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理论上摧毁了具有两千年历史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石—古文经学,给高唱“祖宗之法不可变”论调的顽固守旧派以当头棒喝。
梁启超在谈到《新学伪经考》的巨大影响时说:“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
试想,那些从小读经的学者、士人、官员,一旦发现千年来朝廷倡导扶持、自己幼时即“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成年后赖以安身立命的圣贤之书,不过是刘歆为新莽篡权而作的伪书,心中的震惊该如何形容?几乎在同时代的欧洲,德国哲学家尼采宣布“上帝已死”,而《新学伪经考》则无疑宣布了中国原来的儒家经典出现了信仰危机,于是“一切价值必将重估”,顽固派“恪守祖训”等观念的学术基石被彻底动摇了。因此,《新学伪经考》的问世,成为中国“思想界之一大飓风”
,正如广告中所说:“海内争先快睹。”各省纷纷翻印,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在《新闻报》这则广告刊出之后的第二年(1894)夏历七月,御史安维峻上奏请焚《新学伪经考》、禁粤士从学,两广总督李瀚章令康有为将此书自行焚毁。戊戌政变后,又曾两度被禁。直到1917年,康有为才将此书重新刻本出版,改名《伪书考》,并在书前题辞里感慨此书命运不济,当年在广州初刊,立即引起关注,甲午年间奉圣旨被销毁,戊戌、庚子又有两次奉伪旨毁板。有学者考证,此说有康有为自我炒作之嫌,甚至其所说的士大夫纷纷奏折谏言销毁此书,也存有许多明显漏洞。
不过,由于康有为以政治为主要目的,不屑做严谨纯粹的学术研究,因此《新学伪经考》在学术上有不少硬伤,把古文经学都指为“伪经”更是缺少根据。对此,梁启超也不讳言:“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
这些致命缺点使得《新学伪经考》及其后同样“穿凿附会”、“武断太过”的《孔子改制考》(1898年刊行)虽有思想解放之功,但实际效果却事与愿违。康有为武断地全盘否定两千年来封建政权赖以施行统治的古文经典,引起了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不满,不仅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给人以攻击的口实,为日后的维新变法树立了许多敌人。与康有为私交颇好的朱一新,多次与其通信讨论《新学伪经考》,认为此书将学术引向歧途,而且对人心塑造没有积极影响。
曾经支持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康有为学说有失偏颇,并上折要求将《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销毁。
孙家鼐甚至指斥康有为虽有才华,但治学态度不端正。
严复、唐才常、谭嗣同、章太炎等人,也都曾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表示不赞同康有为之说。
当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其实也不无学术贡献,这种贡献主要在于书中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彰显了传统学术蕴涵的创新因素,对传统学术是一大解放,客观上推动了民国年间疑古辨伪学术的发展。“古史辨派”的开创者顾颉刚正是在读到《新学伪经考》之后,才开始摆脱传统经学流派的束缚,广泛地开展古史辨伪工作,此后遂有七册本皇皇巨著《古史辨》的问世。因此,《新学伪经考》不仅促进了清末思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传统学术的更新和发展。
(杨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