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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指宫廷，“朝”指朝廷。二者在分等分类上的相对关系，我们称为“宫朝”问题。这类问题不光中国有。在1722年俄罗斯颁布的《官秩令》中，军职、文职、御前职各有14品
，御前职构成了一个特别职类。
在中国古代，“至上莫若君父之前”。某些官职、某些人员由于跟“君父”存在特殊关系，就高人一头了。这时候的等级秩序，好比以皇帝为中心画出的一道道同心圆；决定等级高下的不是权责之大小，而是与皇帝之亲疏。
从性别上说，宫廷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宦官、女官。由于宦官构成了一种政治势力，所以我们置于第十一章第4节讨论。第二大类是服务于宫廷的官职，包括侍卫、侍从或供奉，它们的存在与变迁，给中国古代的官制官阶留下了深刻影响。
侍卫、侍从是君主的私人扈从、仆从。伦斯基指出，为统治者提供服务的军队官员、职业士兵、家庭奴仆和私人随从及其家庭构成了“侍从阶级”，由此显示了一个“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浑然一体的社会”
。欧洲中世纪“封臣”（vassal）之名，其词源就是武装扈从
。恩格斯认为“军事首长及其扈从变成固定职业，彼此结成与氏族关系根本不同的个人效忠关系”，就意味着自由民的衰落
。韦伯区分出了一种“扈从式封建制”，日本的武士与梅洛林朝的侍卫，即是。韦伯认为，一个公职人员的忠诚，“并不与封建或世袭的权力关系中臣仆或门徒所具有的忠诚相同”，“政治官员——至少在充分发达了的现代国家里——并不被人们看成是某个统治者个人的仆人”
，然而“在一个家产制国家里，官吏必须得是君主的‘家人’（familiaris）”
。战国秦汉间，舍人之类从官的政治权势，曾引起了日人西嶋定生的特殊关注，他在此所看到的，是统治集团的“家长的家内奴隶制”性质
。类似论述都提醒人们，扈从、仆从在官职体系中的地位，是了解其时政治形态的重要线索之一。
这类官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官制官阶。就宫廷官与朝官的关系而言，有宫、朝不分的情况，也有宫、朝有别的情况，还有宫、朝转化的情况。还有宫廷官的“比拟”用法：给予朝廷官以侍卫、侍从之名，给朝廷官抹上宫廷官的色彩，即皇帝私人的色彩。
对于周朝官制，研究者将之区分为政务官、民事官、军官、内廷官
，内廷官单为一类。《周礼》中有很多服事于王室的官职，像宫正、宫伯、膳夫、庖人、医师、酒正、宫人、内小臣、寺人、九嫔、世妇、女御等，它们被列在《天官》部分。《周礼》虽不是历史实录，但这种设计，仍然折射出了周朝国家公务与王室私务不甚分，宫廷官与朝廷官不甚分的情况。
当然，职类分化毕竟在缓慢推进着。春秋晋国的官职，被分为“近官”、“中官”、“远官”3类。“近官”是朝廷要职，由11族旧姓担任；“中官”属内廷之官，由“诸姬之良”即姬姓贵族子弟担任；“远官”大约是县鄙的地方官，由异姓担任
。这三个职类概念，就是以距离君主的远近而划分的。“近官”与“远官”属“中外”之别，即中央官与地方官之别；“中官”也称“内官”，属宫廷官，他们已分化出来，被视为一个特殊职类了，从而使“宫朝”问题凸显出来。
晋国由“诸姬之良”担任的“中官”，与周朝的“士庶子”制度有关。周朝的贵族子弟称“士庶子”，他们往往要给君王担任侍卫与侍从，由此获得担任朝官的资格。做侍卫、侍从，在当时称为“宦”。“宦”是私属、仆从。做私属是“宦”，做朝官是“仕”。“宦”与“仕”，是士庶子仕途的两大阶段。由此，侍卫、侍从职类具有了特殊品位意义：其官职成为一种选官资格。
这种士庶子制度，在战国秦汉演变为郎官制度。郎官是皇帝的扈从与侍从。“郎”本指宫中的回廊，“郎中”就是“廊中”，是郎官在宫内执戟宿卫的地点。做郎官在先秦叫“宦于王”，在秦汉叫“宦皇帝者”，后来叫“从官”，属于直接奉侍皇帝的宫廷官。直接奉侍皇帝的宫廷官职类，在汉初相当庞杂，除了郎卫之外，还有侍中、常侍，他们是皇帝的侍从；还包括大夫、议郎，他们算是皇帝的随从兼顾问。还有太子洗马、庶子、舍人，他们是太子的侍从。甚至御史、尚书、博士，一度都在其列。
顺便说，先为私属后任公职的制度，甚至波及到了官僚的私属。例如作为长官私属的那部分“舍人”，在两汉魏晋也有候选入仕的机会
。这种由舍人入仕的制度，还传到了日本
。南朝的“门生”也是官贵私属，也被给予了入仕机会
。
“宦皇帝者”作为一个特殊职类，其等级有特殊安排。外朝的行政官员有秩级，而服务内廷的“宦皇帝者”无秩级。后来让“宦皇帝者”比于某秩级，从而形成了“比秩”。“比秩”就成了“宦皇帝者”的身份标志。详见本书第七章第3节。可见侍卫、侍从职类，直接影响了品秩的样式。
唐代散阶的演生，与宫廷官有直接关系。高级散阶以“某某大夫”为名，低级散阶以“某某郎”为名，二者都源于汉代的“宦皇帝者”。南北朝有东省与西省两个官署。东省由员外常侍、员外侍郎、给事中、奉朝请等构成，西省由诸郎将、都尉、校尉、司马等构成。东西省在形式上都是散官，而且是皇帝侍从，要在宫中番上值勤，并且由此获得候选资格。它们也是唐代文武散阶的来源。中国古代有众多的品位性官号，都是从宫廷官中滋生出来的，并发挥着超越了侍卫、侍从的特殊等级功能，例如提升个人资位的功能，增加个人待遇的功能，等等。详见第八章第3节。
侍卫、侍从由于亲近君主，而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战国的郎官，往往可以干政。魏晋南北朝依然如此。诸葛亮曾特意告诫后主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要“使内外异法也”
。所云“宫中”，包括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担任的侍中、侍郎。贺昌群云：“儒者得为侍中，贤士可备郎署。侍中为现行官制以外之官，汉制为之加官，掌乘舆器服，与宦者俱供奉内廷。……郎署为宫廷宿卫之官。咸得出入宫禁，陪侍宴私，陈宜格非，拾遗补阙。……宫中谓禁中，府中谓丞相府。”
“府中”也可以引申为丞相统领的朝官。诸葛亮期望，宫廷官与朝廷官能平等协作。
皇帝经常把重要事务交给宫廷官，使之发挥更大政治行政功能，但这又将造成宫廷官的“公共化”或“朝官化”。例如大夫、郎官之所以获得秩级，是因为他们作为候选官，发挥了特殊的选官功能
。御史、尚书、博士因其职能的重要性，后来也朝官化了。其实就连丞相一官，也是从家臣发源的
。汉初用御史起草、处理文书，御史台变成了政治机构，其长官御史大夫具有了“副丞相”的地位。汉武帝改用尚书起草、处理文书，由此发展出了尚书台，三国以下进一步发展为尚书省。曹魏特设中书省，用中书侍郎处理文书，由此形成中书省。中书省之“中”，就是宫禁之“中”。晋朝的侍中参议国政，由此形成了门下省。所谓“门”，就是宫中禁门。尚书、中书为何逐渐变成了宰相呢？马端临指出：“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之私人。”
再看文学性侍从。汉朝的大夫、议郎等，有一部分由儒者担任，承担文学顾问。南朝出现了内廷学士的制度，掌管典礼、编撰等事
；也出现了文学之士为皇帝、太子担任“侍读”、“侍讲”的制度
。唐玄宗设翰林学士，掌内廷制诏，从身份说是文学侍从，“有‘天子私人’之目，‘内相’之称”
。“唐代翰林学士设立之初，属于‘天子私人’”
；“翰林学士院的出现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相继从内廷官或卑官弄臣发展成为权力机构有着类似之处”
。宋朝有翰林学士院。还有各种殿阁学士，均为侍从之臣，序班在翰林学士之下。明朝的“近侍官”概念，包括翰林院、东宫官、通政使司、考功监、磨勘司、承敕郎、给事中、中书舍人、光禄司、判禄司、尚宝司、殿廷仪礼司等
。“翰林各官，名为文学侍从，清华之选。”
内阁大学士，被视为翰林院之“内署”，身份也是文学侍从，同于翰林学士
。所以王其榘先生说，明代内阁不是一级行政机构，“而是皇帝特设的草拟诏敕的场所，阁臣是皇帝选用的代言侍臣，或者说能参预机要的亲近侍臣而已”
。在康熙向大学士发布圣谕时，仍有“尔等既为文学侍从之臣”之言
，把他们看成侍从。
可见，“宫朝”又是可以转化的。御史台以及作为国务中枢机构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都是由宫廷官发展而来的。翰林学士院、内阁承担的很多功能，其实也是朝廷官的行政功能。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章太炎云：“略此数者，皆以走使圉隶之臣，倡优之伍，渐计积其资而为执政，大名通于四海。……亦见人主之狎近幸，而憎尊望者之逼己也。”
陶希圣、沈巨尘指出：“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与发展，有最显明的一个根本法则：即是君主的近臣此起彼伏的迭相形成政府的重要执政者。”
李俊用16个字来概括中国宰相制度之变迁：“君主近臣，代起执政；品位既高，退居闲曹。”
很有意思的是，在唐宋还出现了宫廷官的“拟化”用法，就是给朝官加以“侍从”、“供奉”的名义。“供奉”本是直接奉侍皇帝的意思。唐朝有一种正七品的女官就叫“供奉”，宋朝的内东头、西头供奉官乃宦官之职。医官、画师等以特殊技巧服务于皇帝者，也称供奉。《红楼梦》：“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医了，也便含笑问：‘供奉好？’”
然而唐朝的中书、门下及御史之官，居然也被名为“供奉官”，包括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左右补缺拾遗、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当然他们其中有一部分确实供奉宫中，但这部分人的官号会特别标明“内供奉”
，反过来表明其余的并不是真正的供奉官，“供奉”只是一个名义。尚书省及诸监、寺长官品秩再高，也不是供奉官
。此外唐朝还有“常参官”之名，包括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常参”就是经常见皇帝的意思，这样的官儿也有特殊身份。请看下表：
由此可以看到，“供奉官”及“常参官”已成了特殊的职类概念。朝谒之时，中书、门下官因为有“供奉”的身份，别为一班，席位接近皇帝，其余百官则依品秩为班。
“侍臣”的服饰也与众不同。据叶炜君考察，唐朝文官戴进贤冠，而中书、门下之官被特称为“侍臣”，戴武弁、平巾帻，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还另加貂蝉。而武弁、平巾帻及貂蝉，本来就是汉代侍从之服。宋朝初年，中书、门下之官使用笼巾貂蝉。笼巾其实是武弁与进贤冠的合体。后来，“貂蝉笼巾七梁冠”成了最高等的服饰，宰相、亲王、使相、三师、三公服之，不限于中书、门下之官了。第二等则是普通的七梁冠。最高等服饰上的“貂蝉笼巾”成为一个象征，显示荣耀从皇帝侍从的身份而来。明朝服制，“貂蝉笼巾八梁冠”为最高等。“貂蝉笼巾”本来是职类的标志，后来变成了等级的标志
。
宋朝有“侍从官”概念。“盖两制、两省官皆极天下之选，论思献纳，号为‘侍从’。”
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六部尚书、六部侍郎、权六部侍郎，也属于“侍从”。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为“小侍从”，外任官带待制以上职，则称“在外侍从”。
唐宋上述的那种“供奉”、“侍从”，只是一个“概念”，那些官并非真正的宫廷官，其实都是朝廷官。皇帝故意把他们称为“供奉”、“侍从”，并给予特殊礼遇，是有意显示人近天子者则贵，“至上莫若君父之前”；也等于向他们申明：就算你们已是朝廷大臣了，皇帝我照样可以把你们看成私属的。正如前引韦伯之言，在家产官僚制下，“官吏必须得是君主的‘家人’”。又克罗齐埃指出：领导人必须掌握两种权力，“一方面是理性化的权力，或者说是制定和颁布规章制度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做例外处理的权力”，两种权力间要找到“最佳结合点”
。与此类似，中国专制主义有这样两个支撑：第一是官僚行政组织所支持的常规权力，第二是皇帝与臣民的主奴关系和人身支配。后者具有“私”的性质，若无规则的主奴关系过度强化，就可能损害官僚行政；官僚组织则具有公共性，若其公共性过度强化了，又可能消解臣民对皇帝的个人忠诚，以及皇帝为所欲为的专制权威。在这时候，被以“拟化”方式使用的“供奉”、“侍从”概念，就发挥着冲淡公共性、强化主奴关系与人身支配的作用。
清代朝廷也用一些特殊饰物，来强化“以侍从为荣”的观念，如赐花翎、蓝翎。花翎、蓝翎本是宫中侍卫的服饰。内大臣戴花翎，三四五品的侍卫（即一二三等侍卫）戴花翎，六品侍卫戴蓝翎
。然而后来，花翎、蓝翎被用于赏功了
。清末的花翎又可以捐纳了，有钱就能买到，成了朝廷合法集资的手段。
最后再看一个太平天国的例子。天国前期官制，王侯之下以丞相为最高，其次为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
。由此来看宫内官之显赫：侍臣、左右史、掌朝仪、通赞、引赞、掌朝门、典天舆长等，其位阶高居检点，计100人，他们只比丞相低一等；其下典天舆至典天柴，位阶同于指挥，计1573人，他们只比丞相低两等。连发油盐的典油盐、发酱醋的浆人、杀牛羊的宰夫，都得以位同指挥。又如管脂粉的典妆官，位同总制；养花的典花官、养鸟兽的典天鸟和典天兽、修表的典钟表，位同监军
。天国宫内官的位阶如此之高，也是“人近天子则贵”的意思。
概而言之，在中国制度史、官阶史上，作为宫廷官的侍卫、侍从官职类，具有如下特殊意义：
1．侍卫、侍从职类对政治的干预，显示了传统政治和职位分类的特殊性。
2．在资格管理与选官体制中，这个职类也具有特殊地位，体现在先“宦”后“仕”，经侍卫、侍从而获得选官资格的制度之上。这表明在人员结构上，“宫朝”可以流动与转化。
3．很多重要机构，如御史台、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等，都是从宫廷职类演化出来的；甚至翰林院、内阁大学士制度，也发源于这个职类。侍从制度深刻影响了朝官的职位结构，表明在职位结构上，“宫朝”也可以转化。
4．朝廷上所使用的很多品位序列、品位性官号，是从侍卫、侍从职类中滋生出来的，并被用之于朝官。宫廷官职类，是中国官阶“品位化”的温床与摇篮之一。这表明在位阶结构上，“宫朝”也可以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