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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轻重”一词，指称权责与品秩相称或不相称的关系。一般说来，权力、责任与官阶成正比，或说应该成正比，以使“轻重相称”。权责与品秩成正比，有助于结构简练、等级明快、统属关系清晰。但传统王朝对何为“合理”另有判断，很可能刻意采用不成正比的安排，以实施特殊政治行政调节。比如说这样两种做法：
1．给级别较低的职位以较高事权、较高待遇；
2．把无权责的品位性官号安排得较高，把职能性官职安排得较低。
两种做法都会造成“轻重倒置”，即权责与品秩的不相称、不匹配。所以不能认为品秩越高，就一定权责越大。
权责与品秩的匹配程度，由此就成为一个问题。“窥一斑而察全豹”，透过权责与品秩“成正比”和“不成正比”的各种情况，不但能看到统治者用品秩实施政治调节的纯熟技巧，还可以由此探求官僚体制的组织性质。皇帝宁愿把实权赋予官阶较低、容易驾驭的官职，弱化甚至架空另一些高官，这是一种政治安排。在这时候，被架空的高官就出现了“品位化”，具有了荣衔性质，即安排身份的性质。总统就是美国行政当局的首长，没人比他更高，可见美国行政体制是一个“功能组织”。假如另一个行政组织，行政首长之上还有各种更高贵的官号，而且那些官号看上去像是荣衔，那么就要考虑那个组织有多大“身份组织”的意味了。因为荣衔无权责，其设置是出自身份考虑，而非运作考虑。
秦与汉初，皇帝之下就是丞相及其副手御史大夫，行政首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再下就是列卿。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最高的二千石一秩，列有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郡尉、卫将军、卫尉、中大夫令、郎中令、奉常；其次为千石之秩，有御史、丞相相国长史。这种安排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印象：秦汉的权责与秩级的匹配程度相当之高，二者成正比。这样的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功能组织。
东汉以来，权责与品秩不一致的情况，看起来增多了。东汉尚书台大为扩张，分割了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事权，以至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顿为虚器”之说。此外自西汉后期，御史中丞成了御史台的台主。尚书令、御史中丞及监察京师的司隶校尉三官，在朝会时拥有特殊席位，号称“三独坐”。然而尚书令和御史中丞只是千石之官，不仅低于号称万石的三公、中二千石的九卿，甚至低于二千石郡守。尚书令和御史中丞权重位卑的情况，经历了东汉近两个世纪，到魏晋才见改观，此时尚书令升至三品，而且居于同品的九卿之前；御史中丞升到第四品，在同品的领兵刺史之前，高于五品的郡守。
魏晋以下三公发展为八公，除了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太傅、太保、太宰及大司马、大将军诸官，被列在“公”位，高居一品。这“八公”都是元老的荣衔，南朝又经常授予皇子。宋武帝的次子刘义真，十五岁做了司徒；宋孝武帝的儿子刘子鸾，年方八岁就兼任司徒。魏晋南朝的尚书令，其权责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是名副其实的宰相，然而只是三品官；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各部部长，也是三品官。干实事儿的尚书令、尚书，都比三公低两品，尽管三公只是荣衔。这与汉朝丞相居首、列卿居次的情况，显已不同。梁十八班制下，诸公高居第十八班，尚书令第十六班，列曹尚书只有十三四班。
北周官阶，权责与品级的不相称尤为明显。因为这里的正九命与从九命两级（相当于正一品、从一品），又被“戎秩”的上柱国到仪同大将军8个阶官分成8等了，其下才是相当于六部尚书的正七命六卿。国务的主要承担者六卿，被“戎秩”压低了十几级；在六卿头顶上，有一大堆品位性官号。参看下表：
魏晋南北朝时，无权责的品位性官号数量偏多、品级偏高。这在门下的侍从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例如三品的散骑常侍，五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侍郎，都是皇帝侍从，没什么日常行政职能。三品是三省长官的品级，五品是太守、国相的品级，可见这些侍从的地位是很高的。又，汉代的太子庶子比四百石，太子舍人比二百石。而魏晋以下，太子中庶子、庶子在第五品，同于二千石太守、国相；太子中舍人在第六品，同于千石之县令。太子庶子、舍人都是品位性官职。在魏晋时，相对于职能性官职，它们的品级明显上升。
陈朝把尚书令调整为一品官，列曹尚书调整为三品官，其权责与品级看上去相称一些了。唐初承隋，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唐太宗后期到高宗时，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被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从而成为宰相。尚书令之官并不授人，尚书省以从二品的左右仆射为长官，但若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则不能进入政事堂议政，不再是宰相了。六部尚书在唐宋仍为第三品，但在明朝就上升为正二品了，清朝更上升为从一品。这就与汉代的情况比较相似了。权责与品秩的匹配程度，明显提升。
明朝废宰相，让大学士做皇帝的顾问及秘书。大学士以华盖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冠名，往往由曾任经筵讲官的人兼任。六部尚书为正二品，殿阁大学士不过正五品。然而大学士的权势不断上升，还有了首辅、次辅、群辅之别。万历时张居正为“元辅”十年，势侵人主，与宰相已差不多少了。所以学者称明代内阁“无相名，有相职，无相权，有相责”
。大学士品级较低而权责甚大，这种轻重不侔，也是一种精心的安排。钱穆先生指出：“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清廷形式上以内阁大学士为宰相，实权却在“军机处”手中。军机大臣几乎每天都见皇帝，皇帝的旨意由军机大臣发下，称“廷寄”，章奏亦由军机直达皇帝，不经内阁。内阁的权势，比明代低落了很多。然而从品级看，大学士官居一品；军机大臣除了以大学士兼任外，主要来自从一品的尚书、正二品的侍郎。一品的大学士，反倒“必充军机始得预政事”，“非兼充军机大臣，几与闲曹无异”
。
权责与品秩不相称的事例，还能找到很多。这类现象提示了一个观察视角：从权责与品秩的匹配程度上，观察统治者的政治意图，以及官僚组织的性质。一个行政体制，若其权责与品秩的匹配程度较高，则它在较大程度上是一个“功能组织”；若品位性官号的品秩高于职能性官职的情况较普遍，则它在较大程度上是一个“身份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