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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1910年—1999年），蒙古族，生于北京，原名萧秉乾、萧炳乾。是作家、记者和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任职《大公报》。1939年远赴英国，成为战地记者。有《银风筝下的伦敦》等著名报道。译著有《莎士比亚戏曲故事集》（英国兰姆姐弟合著）、《好兵帅克》（从英语译本转译）、《培尔·金特》、加拿大里柯克幽默小品集等。1990年，萧乾、文洁若夫妇应译林出版社之邀，着手翻译詹姆斯·乔伊斯的巨作《尤利西斯》，历时四年终得完成。
菲尔丁这样阐述伟大与善良的区别：“我担心大家时常把善良与伟大混淆起来，认为伟大的就必善良。如果这样，我认为是个莫大的错误。仁慈、诚实，爱荣誉、急公好义——这些是属于一个善良人的品质的，而伟人的强有力的品质只在于敢作敢为。因此，一个人很可以伟大而不善良，或者善良而并不伟大……我要揭发的就是那种冒牌的伟大。”
1743年，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1701—1754）出版了他的《杂文集》，共三卷，其中除了他早年写的一些杂文和两个剧本外，还包括两部寓言式的作品。
《从阳世到阴间的旅行》
是用幻想的鬼世界来反映人间的现实。它叙述七个幽灵在冥土的旅程。其中，描写在天府门前审核旅客资格那段，十分生动地表现出菲尔丁的伦理观点。法官迈诺斯把守大门，对每个幽灵在人世间的功过加以审查。善者立即升入福境，恶者就从后门打入无底深渊，其余的则必须重回阳世，再去修炼。
“这时一大群鬼魂走上前来，嚷着说他们大伙有一个共同的要求，要队长替他们传达上去。队长对法官说，他们都是在为祖国效劳的时候被人杀死的。迈诺斯本来想把他们放进门来，但是忽然起了好奇心，就问队长，谁是侵略他们的敌人。……队长回答说，他们自己就是那些侵略者；他们踏上敌人的国土，就在好几个城市里纵火，掳掠了一番。迈诺斯问道：‘那么，为的是什么原因呢？’队长回答道：‘是那个雇用我们的人命令我们这样做的。这就是一个兵士的理性：不论命令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应该照着去做；否则就是替军队丢脸，也对不起我们领的这份饷。’迈诺斯道：‘你们确实是些勇敢的汉子，但是现在请你们向后转，听我下这么一次命令，回到另外那个世界去吧！因为，在一个没有城市可以纵火，没有人民可以残杀的地方，像诸位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处呢？我要向你们进一句忠告：将来你们应该对真理多下点工夫去认识认识，不要把专事毁灭别的国家人口说成在为你们的祖国效劳。”（第七章）
对于那些为了开疆辟土，当时正凭借武力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这是怎样大胆而尖锐的抨击啊！
有一个幽灵说他是为生计所迫，抢了人家十八个便士，因而受绞刑了。迈诺斯立刻为他敞开天府大门。一个贵族走过来，大模大样地宣称他是位公爵。迈诺斯说：“公爵先生，向后转！你简直太伟大了，天府装不下你！”说完就对准他的屁股踢了一脚。
在这个寓言里，“伟大”与“善良”是对立的。七个幽灵途中迎面遇上一批驰往人间的幽灵。他们渡过一道河之后，就面临歧途，一股道通往“善良”，另一股通往“伟大”。在作者的心目中，“伟人”指的首先就是古今的暴君，所以在“恐怖之王”的两侧，站着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瑞典的查理第十二世、两三个土耳其酋长和几个罗马皇帝。
艺术上，这还不是菲尔丁的成熟之作，它的第二卷甚至还没写完。然而这部寓言里却包含着作者极其鲜明、大胆的思想，表现出他对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激愤，和他对贫苦无助的广大英国人民所寄予的深切同情。据最早为菲尔丁写评传的莫尔非（1727—1805）说，《从阳世到阴间的旅行》曾被指控为“蓄意颠覆人类在哲学及宗教方面一切公认的准则”。
《杂文集》里另外一部寓言式的作品，是菲尔丁的政治讽刺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
文学史家对这部作品的实际写作年代说法不一，有的甚至推断它是1739—1740年间创作的。这样说来，菲尔丁写完这部小说后，谅必把它放在书籍里两三年才拿出来；而1754年当菲尔丁病危时，他在床榻间还对全书作了一次相当大的修改——其中，包括整两章的删节，足见这部作品构思之缜密及作者对它的重视。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里，我们看到作者对他的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尖锐的批判，它包含着菲尔丁思想的精华，在世界讽刺小说的宝库中是十分杰出的一部。
描写黑社会的作品在18世纪的英国是很流行的。当时不少诗歌、戏剧和小说都以著名的匪盗或凶犯的真人真事为题材，有的采取忏悔录的形式，有的标榜为犯人临刑前的口述；内容无非描写那些“好汉”从摇篮到绞架的一生经历，尤其着重从犯案到破案的过程，大部分只不过是投合小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而已。
1725年，伦敦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国的离奇案子：主角虽然也是个强盗，而且是个强盗头子，然而直到犯案之前，他的职业一直是专门替官府缉拿强盗的探子。十几年来，这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拄着银质手杖，冠冕堂皇地出入法院，俨然是法律的化身。这家伙一向精明仔细，手段毒辣。他以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目，不想在一件极小的“生意”上露出马脚；经过追究和群众的控诉，他的全部罪行才大白于天下。原来他一方面利用官方代理人的身份，经常刺探商旅的行踪，同时他又是一窝匪盗的头子，指挥手下的人四处抢劫；如有哪个喽啰稍有不驯顺，他就利用官府势力把那人捉拿处死。那年5月25日，当这个“两面人”被绑赴法场受绞刑时，伦敦城真是万人空巷，挤得水泄不通。一时，舞台上演起以这个强盗头子的生平为题材的戏。报刊上充斥着描写魏尔德的诗文，连《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也大赶浪头，在同年6月就出了一本《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的生活及事迹的真实纪录》，下面还标明“本书绝非杜撰编造，全系采自主人公本人的口述或根据他的亲笔札记编写而成”。
当时菲尔丁才十七八岁，还在伊顿学堂读书。这个残酷而又险诈的“两面人”显然在他心坎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这个形象一直萦绕着他。但是菲尔丁着眼的并不在于这个歹徒的经历本身；他从魏尔德这个匪头身上的贪婪、险诈、残酷、伪善等特点，联想到现实生活中比这个家伙影响更广、为害更大的“伟人”。菲尔丁通过魏尔德这个典型形象，对他的时代作了更广泛、更本质的概括。在序言里，作者向读者这样声明说：“我所叙述的是可能发生、在假定情形下会发生以及应该发生的事，多于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的事。我的主题不仅是某某强盗，而是强盗行为本身。”
这部讽刺小说自始至终用的都是反笔。在标题上菲尔丁就做起反笔文章：他把天字第一号的恶棍称作“大伟人”，而书中却用“卑鄙”来形容正面人物哈特弗利。作者对魏尔德这个恶棍是深恶痛绝的，然而字面上他却作出“礼赞”的姿态。结果，作者越是称赞他的“伟大”，魏尔德在读者心目中就越显得渺小可鄙。
在第一卷里，菲尔丁模拟当时流行的传记写法，先追溯魏尔德的祖先三代，他的出生、早年的“教养”和“恋爱”；他拜大骗子拉·鲁斯伯爵为师，并且组织起自己的黑帮。通过帮里的分赃，作者描绘了魏尔德的贪婪残酷。魏尔德对手下人肆意剥削，有不服气的，像兰皮，马上就出卖给衙门，送上绞架，他的亲信法尔勃洛德（“火血”）也是个嗜杀成性的畜生，两人就携手闯起天下来。
在第二卷里，哈特弗利出现了。这是跟魏尔德同过学的一个珠宝商人。18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地主贵族经常是被嘲笑的对象，在启蒙主义作家眼中，商人相形之下往往倒是自食其力并有利于文化及经济繁荣的正面人物。哈特弗利在书中就是一个善良人的典型。他家道小康，夫妻俩带着几个孩子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哈特弗利严重的“缺陷”就在于为人忠厚老实，待人慷慨大方，这种人自然正好是魏尔德“伟大行径”的对象。他勾结拉·鲁斯搞了一场骗局，害得哈特弗利破产坐牢。魏尔德一方面探监慰问，同时却觊觎美貌的哈特弗利太太，并且设计把她哄上一条驶往荷兰的大船。到了汪洋大海之上，“伟人”才露出本来面目。正当他动手要玷污这个老实女人时，对面驶来一艘法国私掠船。那个法国船长救了哈特弗利太太，把“伟人”丢到一条小筏子上，任波浪去吞噬他。
然而魏尔德竟然遇救，回到伦敦。他向官府诬告哈特弗利唆使妻子拐带珠宝潜逃，并由他的亲信“火血”出面作证，老实人因而被判死刑。正当“伟人”春风得意之际，忽然为了一桩小事露出破绽，他和“火血”坐了牢。这时，哈特弗利正在安排后事，准备赴刑场就刑。在海上经历了千艰万险，又绕了一趟非洲大陆的哈特弗利太太赶回来了。她把魏尔德拐骗她的全部事实一陈诉，哈特弗利重获自由，一家欢喜团聚。而“伟人”则定了绞刑。
这一天，魏尔德最“显赫”的日子到来了，他在千万群众的喝彩声中攀上那棵“荣誉之树”——绞架。当石块、砖头向他纷纷投来时，他竟然还乘机探手到替他作临终祈祷的牧师的口袋里，摸了只开瓶塞的钻子。伟人就握着这件最后的赃物，荡着两腿，悄然离开人世。
关于这部作品，诗人拜伦在一封书简里，满怀感慨地写道：“从来还没有人用更强烈的笔来写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写出‘伟人’之渺小，写出他对征服者的鄙夷。如果菲尔丁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被官方报刊指为革命党彰明较著的拥护者及代言人。”
在《杂文集》的序言里，菲尔丁这样阐述伟大与善良的区别：“我担心大家时常把善良与伟大混淆起来，认为伟大的就必善良。如果这样，我认为是个莫大的错误。仁慈、诚实、爱荣誉、急公好义——这些是属于一个善良人的品质的，而伟人的强有力的品质只在于敢作敢为。因此，一个人很可以伟大而不善良，或者善良而并不伟大……我要揭发的就是那种冒牌的伟大。这种伟人的势力越扩展，到处招摇撞骗，抓财富，抓势力，我们就越有必要剥下这只恶魔身上的画皮，让它现出原形。如果听任罪恶势力伪装得逞，夺取善良势力应享受的报偿，那就是对社会双重的损害了。”
“伟人”指的是哪些人呢？
有些评论家过分强调了这部作品与当时英国首相华尔普的关系，认为魏尔德影射的就是首相华尔普，甚至着意推敲作品中的一些细节，如魏尔德父亲（罗伯特）和祖父（爱德华）的名字恰好与华尔普先人的名字雷同等等，这样就大大贬低了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没有疑问，华尔普这个横征暴敛、鱼肉英国人民达21年之久的政客在菲尔丁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舞台工作中，他还亲自遭受过这位“伟人”的毒手。在作者着笔时，这个大政客的憧憧黑影自然比古代那些暴君给他的感受更为生动具体。然而全书所写的绝不是个别“伟人”，它概括了以剥削起家、凭暴力奴役人民的整个反动统治阶层。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误会，作者在1754年的修订本里，把全书的“首相”字样一律改为“政治家”。
在《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里，有一段描写一个恶棍在树林里正要欺凌一个弱女子，给亚当姆斯碰上了。他抡起木杖来就朝那恶棍的脑袋上打去，那家伙的脑浆竟然没有迸裂出来。随后，作者下了这样一段按语：“幸亏那个一贯为各种生物配备最有利条件的造物主，有了先见之明，早经智者说过，总替那些要挨打的人作为准备，把头颅的这部分做得比平常人厚了三倍。因为平常必须运用才智——也就是世俗的所谓理性——非有脑子不可，造物主就不得不在他们的脑壳里留下一些空隙；反过来说，那些物质对于干英雄事业的人毫无用处，造物主便把他们的骨头加厚，一则使他毫无知觉，二则使它打不烂砸不破；说真的，至于那些注定要率领军队、统治帝国的人，造物主有时候大概把那部分做成结结实实的固体。”
这里，菲尔丁心目中的“伟人”实际上包括了上自君王统帅，下至恶棍强盗。
但是善良与伟大在菲尔丁也并不是绝对地对立的。他把人类分作三个等级：甲级是既善良而又伟大，如他所钦佩的苏格拉底，但他认为这类人占极少数；乙级是善良而不伟大，如哈特弗利，他认为绝大部分人都属这个类型。菲尔丁一生所痛斥的丙级——伟大而不善良，即他所谓的“冒牌的伟大”。他们中间，头号“伟人”是那些掌握军政大权、操纵人民命运的君王统帅，古代如亚历山大和该撒，近代如法国的路易十四世和瑞典的查理十二世。二号“伟人”是纠集一帮政客干祸国殃民勾当的宰相大臣，如华尔普。像魏尔德这种持械抢劫的匪盗只不过是三号“伟人”而已。
菲尔丁大力声讨的是头号“伟人”，那些破坏和平生活的侵略者和战争贩子。除了这两部寓言作品，《杂文集》里还有些旁的诗文针对的也是他们。如在《亚历山大大帝与犬儒大师之间的对话》中，那位古代侵略者就这样吹嘘自己的战绩：“格兰尼喀河的河水被我染红了以后，到今天它恢复原来的颜色了吗？难道艾包斯及阿特拉的平原上不是依然一片白骨？难道你就听不到千千万万人的哀号？如果不是由于我的果敢威武，这些人会仍然平平静静地生活着的。”在《战士》杂志上，他就曾写道：“伟人颁布苛律，发明烙刑，引起刀兵，以屠杀生灵，焚烧住屋，消灭人口，奴役整个民族。”
菲尔丁在年轻时候，曾经对在野党存过幻想，以为这个资产阶级政党也许会比另外一个廉洁些。对人民也许会仁慈些，但是现实生活逐渐使他睁开了眼睛。在写剧本时，他就揭发过资产阶级政党竞选的欺骗性。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里，他又通过匪帮里的派系斗争，戳穿政党的本质。在那著名的《关于帽子》一章里，他精辟地指出政党之间唯一的分歧，只不过是在“帽子”不同而已。这些人具有各色各样的主张，也就是说，他们戴着各色各样的帽子，因此，他们中间时常发生争执。其中，两个政党吵得特别厉害：一边的帽子雄赳赳地翘着，另一边喜欢戴平顶帽，帽檐盖到眼睛上。两党不断地争吵，吵着吵着双方竟真的以为他们中间好像有了什么本质上的分歧，在利害上也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他们之间的不同仅仅不过在帽子的样式上而已。
在这部作品里，菲尔丁不但揭发、抨击了生活中他所痛恨的一切。在新门竞选的一章里，他还这样分析人民与反动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狼在羊圈里，正像伟人在社会上。当一只狼已经霸占了羊圈，老实的羊群想赶掉它另外换一只来又有什么用？把掠夺消灭掉总比仅仅换个掠夺者好。”
用狼和羊来比拟反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针见血的文章，赤裸裸地剥开了“伟大”的本质，有力地控诉了他们对人民大众的欺压掠夺。
然而菲尔丁一接触到如何消灭掠夺时，就得不到正确的解答了。他说：“要达到这个（消灭掠夺）目的，除了把风气完全改变过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每个贼匪都是个奴才，他自己那种做贼匪的欲望奴役着他。这种欲望又使他受别人的欺负。因此，要保持新门的自由，就得改变新门的风气。”下面，菲尔丁就提出他的办法：君子独善其身。“跟那些贼匪截然分开，不跟他们吃酒，也不跟他们谈话。我们尤其不要沾着贼匪的一点边儿。我们不要一有机会就准备互相掠夺。我们要满足于每个人那份诚实的报酬，要凭自己的辛劳去取得分内的报酬。”
当然，凭这种洁身自好的办法是不可能消灭菲尔丁所谴责的掠夺的。
（发表于《名作欣赏》1982年第5期：《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