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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很久以前，对《十批判书》便已有着热诚的怀念。主要的动机，乃在于想知道一点郭沫若先生近来的思想。最近读到佩弦先生的书评，略悉原书梗概，更想一观全豹。同时，吴晗先生也曾恳切地介绍过不止一次了。（按：两位先生和我这里所依据的，都是群益出版社刊行的初版《十批判书》，所举书中页数，与后来重印本不同，读者鉴之。）
十天的时间，总算逐字地读了一过。其粗忽处当然不免，但大致的内容已经了然。浅陋如予，写一篇文字来“批判”《十批判书》，是万难胜任的；这里只是所谓“简评”，略事剔抉出几处短长，当作一种求教式的商榷而已。世之贤达之士，倘能由之作更进一步的研讨，则区区补苴罅漏之微劳，也就不算白费。明知吹毛索瘢，所言难免过当，必见讥于大雅；然而愚者千虑，或有一得，虽说蚍蜉撼树，也许能邀得读者的原谅吧。
郭先生这本巨著，其唯一长处，就是从汪洋千顷的古代思潮中，掘发出若干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太有研究的必要了。虽说问题之提出，不免突兀；问题之批判，不免“凿空”（吴晗先生语）；给问题下的结论，又不免有过早之嫌；而且把应该假定的看成了绝对肯定的，也有点操之过急。然而，能够把问题提出，而且明晰地摆在人们眼前，这眼光与魄力，就非常值得崇拜；何况还有深厚的学识作基础。所以我敢为《十批判书》下一断语，即“为研究周秦诸子者开一新纪元”是也。这与晚清的爬罗剔抉，从考据上费功夫，民初的字斟句酌，从疑古上找问题，又截然不同；而是百丈竿头更进一步的境界了。
至于短处，当然不是没有。上述的许多小疵，都只好算作白圭之玷。还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明一下的好。《后记》里说：
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们每每提出相反的意见。……我对于儒家和墨家的看法，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页四一○）
的确，书中有些地方使人读了总不大感到像发现真理般地熨帖和愉快，那或许就是作者“大胆”的原因吧。作者又说荀子：
大抵荀子这位大师和孟子一样，颇有些霸气。他急于想成立一家之言，故每每标新立异，而很有些地方出于勉强。（页一九四）
更说韩非是“绝顶的聪明人，他的头脑异常犀利，有时犀利得令人可怕”（页三○五）。这些话，在读完本书之后，很觉得这都是极忠实的“夫子自道”。而其结果，也同那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相似：
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页一）
这并不是一己的独断与私见，只要看过这本书的人，都难免有这种感觉和印象吧。
复次，郭先生所用的方法，无疑是采取比较新颖的唯物辩证法。《后记》里有这样的话：
尤其是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了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真义。（页四一○）
试看书中许多结论，有的是“否定之否定”（如肯定地承认井田制之存在）；有的是从内在矛盾看出了事实的真相（如论孔墨的立场）和理论方面的冲突（如指明荀子性恶之不能自圆其说）。总之，“正——反——合”方式的应用，是随处可以看得到的。
至于“看法”呢？我个人的偏见与佩弦先生略有不同。佩弦先生认为作者是有着“人民本位”思想的，比“知识阶级”释古的看法更进一步。我却感到在今日的中国，写这样书的作者，读这样书而能了解其涵义的读者，总还是站在“知识阶级”立场的人，并非客观地、百分之百地“人民本位”化了；不用说别的，就以唯物辩证法这工具来说，也还是被知识阶级专利着。所以我只能说，这本书的看法当然是更进一步的，至少比仅仅“释古”要深入一层；然而，他还是“知识阶级”。决非整个“轻快的卸下了一些精神上的担子，就是这五十年来的旧式教育的积累”（《后记》，页四一一）。相反，作者依旧未脱尽传统观念的血素，同时，也绝对不会脱尽的。
下面，我把原书中所有的创见与值得商榷的地方撮要说出，也附加上一己的小小意见。这意见不敢说太客观，只是一种依据经验而产生的管窥蠡测而已。既平常而又老实，可谓了无新见。至于正确的批评与介绍，当以佩弦先生的话为更近情合理。这篇冗长的文字，实际上并没有跳出佩弦先生的圈子。
二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作者在甲骨文与青铜器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其功绩已毋庸再来饶舌。这里，作者很科学地把这些材料加以处分，从处分中也就有了正确而新颖的发见。这部分批判中最独到的见解，一是对王国维的《殷周礼制论》加以修正，作者认为殷周之际的“礼”是没有什么巨大改变的；二是对井田制的肯定，占去了很大的篇幅，阐明这制度的前因后果，始末根由。
作者所谓殷周间的“礼”无大改变，大约指的是殷周二代同为奴隶制度。在反驳王国维的理论里也没有说出很具体的例证。假如把“礼”解作“文化”，我不知道王国维的原意如何，即以殷之甲骨文与周之金文两者之关系而论，其变嬗之迹，虽说大体相近，但周代是否仍有甲骨文存在，到今日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又如殷的兄终弟及制，与周代的父子承袭制，其情势也不尽相侔。而殷尚鬼的礼俗到周朝已大为减色。这些事实，鄙意也未尝不可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那么，“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损益处也不尽如作者所想象的简单吧？
对井田制度的阐释，确如佩弦先生所说，是充分地用了唯物辩证法的。对井田之所以必有及其所以破坏的道理，作者说得头头是道，论证精确。用以说明奴隶制之详情，也能充分得到科学化的证明。尽管实施井田的痕迹在今日已难断定（详见范文澜等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但这由来已久的记载，到今天才算找到了归根结穴。范与郭两家的是非我不敢谈（不知为不知），至少这个学说是精到而健全的。如果要我投票表决的话，我宁愿站在郭先生这一边。
不过在证明井田制的过程中，作者对《周礼·考工记》的估计，我却嫌他稍为武断。作者“断定”《考工记》确为春秋时书，且为齐之官书，而谓《孟子》的“井田”说是本自《考工记》。他说：
《考工记》毫无疑问是先秦古书。且看那开首的“叙记”里说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尚梓，周人上舆”，可知时已不属西周，而书亦非周人所作。又说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郑宋鲁吴越等国入战国以后都先后灭亡，其技艺亦早已“迁乎其地”，可知这所说的还是春秋时代的情形。又说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或“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哿，吴越之金锡”，作者之国别连燕秦荆楚妢胡都是除外了的。当时重要的国家所没有提到的只是齐和晋。“妢胡”，旧注以为“胡子之国在楚旁”，这样的小国不应有被举的资格。我疑妢即是汾，指晋国，胡仍是“胡无弓车”之胡。如此则只剩下齐国一国了。再看书中所用的度量衡多是齐制，……如“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即所谓“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左传》昭公四年）。据此我们尽可以断定，《考工记》是春秋年间的齐国的官书。（页二四至二五）
妢国之为晋国，这个弯子拐得未免太硬，而且也太远。《考工记》中多齐制，然亦不尽齐制，故谓是齐之官书也只能假定而言之。粤、燕、胡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春秋时似不如战国时更与华夏接近。且郑宋鲁吴越这些国名及其器用，也不见得必由当时人记载。何以能断定其必出《孟子》之前而为之强分先后呢？“尽可以断定”云云似乎冒失了一点。
末两节谈工商业的分化与奴隶之解放，都能言之成理，眼光极犀利，见解也很得当。对于士的范畴与定义，说得都很好。承认老聃在孔子先（因为先秦诸子皆不否认此说），而谓《老子》书为晚出，其说尤为可取。但说“窃比于我老彭”之老彭即老聃，则终嫌臆测（郭先生书中未举证明，据陈元德《中国古代哲学史》谓“彭”、“聃”二字古音可通假似无根据，不足以说服人）。
三 孔墨的批判
这章书里谈到孔墨立场问题，是作者最独到的见解，但也最值得商榷。我已别成一文，题为《论孔子的立场》，这里为了节省篇幅，不再重出。不过我对作者认为《墨子·非儒篇》是可靠的，始终表示怀疑。世之治墨学者，十九认为其内容是靠不住的；而郭先生独引其文来作为证据，未免突兀了一点。
还有一层，就思想内容而言，儒家是能包括墨家的。现存《墨子》书中，时而尚有同情儒家的话流露出来。即使墨与儒对立，而孔子在墨子之先，似不能说孔子即与墨子对立（后期的儒当然与墨比较对立）。故假定墨子立场为保守的，亦不能即断言孔子是拥护乱党的也。
四 儒家八派及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这是原书三、四两篇，都很有学术价值。它为自孔之孟、自老而庄中间承绪的晦而不明处，都用现存古籍中材料为之做成两条比较合理的桥梁。谈稷下比谈八儒材料既多，因而也更近情理。这两篇可取之点，如从《庄子》中寻绎颜回的修养法，子游为孟学之始，《大学》亦孟学，《管子》中有宋钘、尹文遗作等，皆有相当理由。惟说子张，说《周易》，则尚嫌理欠圆到。对《礼记》作者之规定，如《中庸》即断为确是子思遗书，多未确示证据，未免模棱。又以“五行说”附于思孟名下，仅以《洪范》、《尧典》及《孟子》等书傅会言之，其证据只凭章太炎之一说，稍觉突兀。他如断定《道德经》出自关尹，亦似未及钱穆先生说得精到。
五 庄子的批判
郭先生在讨论庄子师承部分，说明庄子与颜氏之儒的关系，确有见地。至于说庄子宇宙观、社会观等，则窃谓无甚新意。最后说由于庄子带有神仙色彩及其夸大的幻想，加上五行的傅会，与阴阳家相互影响成为末流修仙求寿的方士，也比较可取。
六 荀子的批判
作者分析荀子，剖为宇宙观、性恶说、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等部分，颇为科学化。但大抵依据《荀子》原书，无甚新见。惟从心理及生理方面，以及荀子自己“有义”、“有辨”的理论，说明性恶说的不能自圆，可谓鞭辟入里。惟作者认为谈“术”的部分是伪书，如《仲尼篇》的“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以及《致士篇》的“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页二一五），作者皆以为伪。但在论名家时，别引《非相篇》一段，来承认荀子是有着心理揣摩的兴趣的，我以为“与时迁徙，与世偃仰”，而“缓急赢绌”适得其度（页二七○），和前者所谈的“术”应有因果关系，像“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不也还是“术”么？何作者不察于此而专责于彼耶？所以我认为在荀子的时代谈“术”，也正是大势所趋，正不必强为之辨真伪也。
七 名辩思潮的批判
这一篇的特点，除掉把诡辞演绎为有社会性的意义，如“白马非马”可演绎为“暴君非君”之类已为佩弦先生所指出外，还有把《墨经》上下、《大取》、《小取》等加以客观地分析，说明它们有的为“公孙龙派”，有的非公孙龙派，并且又指出有例外之处，皆有足多。惟认为《大取篇》中的“二世”是秦二世，不免臆测。
还有一点，前面忘记说明。郭先生对于古书的文字，往往狃于私见，随便予夺改定；又往往以现代人的看法来揣度古人，像此章中证明“儿说”就是“貌辨”，似乎犯这毛病尤重。固然这种大胆的假设，为了获得新观点，未尝不可采用；但研究古代学术，还是要考虑古人所处的环境背景，替古人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更为妥当。张东荪先生就强调这个主张。在我看，至少这二者不可偏废。
八 前期法家与韩非子的批判
这是书中八、九两篇，此处亦合并言之。法家虽以哲学论证为根据，但其本身究竟是“政治思想”。郭先生用现代人的看法来批判古代法家思想，从而决定取舍的价值，在学术本身虽不免贻人以“戴有色眼镜”之讥，但若从实际出发，只要所见比较客观，立论不太偏颇，也未始无益于当世。故我对这两篇和下面论吕不韦的那一篇，都比较满意。对商鞅、申不害二家，郭先生指出商鞅是法而申不害是术，法可贵而术可鄙。韩非则法、术兼用，以法御下，以术媚上，并且修正了梁任公先生的见解。尤其是韩非子的来踪（道家中的老子）和去迹（以治天下的美名做装饰，实则施行专制政策，还有曲解社会人情等弊端），可称透辟之至。
不特此也，这里也明显地表示出郭先生自己的主张：反对网罗告密制，反对言论不自由，反对屠杀，反对破坏。这些弊端，在今天某种旗帜下都还找得到它们的面目，而人民也正在饱受着这些莠政的凌迟。郭先生呼吁民主，却偏偏有人顶了民主的美名在做上述那些为人民所反对的事。郭先生又将为之奈何？
九 吕不韦与秦王政
如果说《十批判书》中哪一部分最为作者用心力的所在，我以为无疑地应该指出这一篇来。作者把《吕氏春秋》整个作了分析，一部不为世重的杂家之言，竟豁然呈现出一副全新而无隐的面目。他把吕不韦的抱负与政策，和秦王政的设施与作风，极清楚地摆在读者眼前，不但可以了解《吕氏春秋》的价值，还可以知道秦国兴亡的前因后果。不过，郭先生把吕不韦的身价略嫌高抬，似乎又有点主观了。
十 尾声
这篇拙文就这样草率结束。一般读者对《十批判书》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但作者“好发奇论”却是人所公认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作者在《后记》里说：
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做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
由这话便可看出作者唯一的遗憾，那就是缺少一点心平气和的冷静。“剿翻了”和“涉猎”的态度不是做学问最高的境界，而是需要更深刻更坚实更辛苦地去钻研。作者说“人生如登山”，而这本书的写成，其态度毋宁说是“如旅行”更为贴切。其最大缺欠也就是病在“走马观花”般去批判古人。友人陈熙橡君说：“发现问题的人，不见得就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郭先生是善于发现问题的，但他却自以为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我希望作者能更虚心一点，更细心一点，一定会有更高远的成就和功绩。其施惠于后人者，又岂止一部《十批判书》而已耶！
一九四七年岁次丁亥二月写于燕郊，同年三月十八日改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