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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何学术皆一时有一时的风气，“文学”也不例外。风气之初，不惟能推动学术的发展，且能为整个文化辟一新纪元，使之产生更特殊的成绩。等到这风气已成习尚，人人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地惟此是从，则过犹不及，流弊亦随之而兴。固然“真积力久则入”，然而矫枉过正的办法，反往往使学术之进展受到意想不到的阻碍，因而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时候，便须有强有力的人出来“挽狂澜于既倒”，做矫俗反正的工作，以免其有“伊于胡底”的危险。否则不惟学术文化前途不可乐观，即国家民族也有“开倒车”之虞，而地位亦因之动摇了。
有清自乾嘉以来，帝王们存心遏塞学者的思想，文字狱的把戏屡次在社会上公演，弄得知识分子一个个噤若寒蝉，只想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于是朴学的风气便盛极一时，自六经小学而诸子百家，不是校勘，就是训诂，直至清末，馀风犹烈。凡文人欲求有所建树，也大抵先从考据下手，终亦必由考据名家，真有舍此即非学问之概。至于义理辞章，都可撇开不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弊端吧。
然而当时讲义理谈词章的并非没有，如桐城派的“不可偏废”之论，便很公允（桐城文章本身姑不论，至少这理论是对的）。可是势力始终敌不过根深蒂固的考据之学。在位者如曾国藩，也没有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及戊戌变政，迄于五四，则这种风气不惟没有改善，反如虎生翼般变本加厉起来。盖新思想新学术之来，无一不标榜是“科学化”的学问。而这种“科学化”与传统的朴学，其性质本相去不远。所以对考据学的影响，只有增而无减。当然，五四以来的所谓考据，方法更精密，条目更清楚，材料更确凿，也更丰富，这未始不是进步；而在“文学”的范畴中，单靠“整理国故”是毫无补益的。故时至今日，义理之学尚有时而昌明，而词章一道则再也抬不起头来。方今考据之风仍遍国中，无论私人著述，公开报刊，社会习尚，大学的专科研究，为师长所以教人，为弟子所以受业，皆舍考据莫属。天天讲科学方法，结果去实学愈远。所谓治“文学”的专家，也只是在饾饤之学上面做工夫，真所谓大相径庭，南辕北辙了。
搞创作的并非没有，但其成果也近于缘木求鱼。新诗便是一个好例；即小说戏剧，也还是距理想水平相当遥远，非一朝一夕所能企及。其症结所在除人们一味迷恋考据外，还有另一原因从中作祟，那就是五四以来的偏见：旧的都不好，都须另辟蹊径，“创造”新的东西！夫凭空创造，谈何容易！但倡之者一呼，从之者百诺，什么“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文言文是死文字”，“新诗应该打破格律”，“旧诗词是束缚性灵的东西”，“骈文是麻醉剂”，等等口号，俄顷之间，甚嚣尘上。而“全盘西化”、“不读线装书”的魔力又普遍深入人心，脍炙人口。末流所致，青年人根本蔑视线装图籍，忽略中国文字，以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为敝屣。另一方面则拼命在求新。新本是好事，谁也不否认；可是三十年来，各方面的成就却始终没有新过区区的日本，别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另外一些抱残守阙或投机取巧的“国故专家”，却又惟考据是务。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还嫌我们的文学没有成绩、后进程度水准日低，那真是天晓得了。
我自问头脑尚非冬烘，上面的话也决非主张复古。事实告诉我们，不论什么学问（包括文学在内）只要想创造新的，就必须继承旧的，非从头做起不可。且须真正寝馈以之，非入古人用心深处，便不能有收获。整理国故固亦刻不容缓；而对传统的“文学”与“思想”，也要有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才能使新的有发展，有前途。即以西方文学而论，读英文的必不能忘掉莎士比亚，攻德文的亦必不容忽视歌德。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人眼里固然比“晚唐诗”、“桐城派”什么的面目新颖，但从西洋文学史来看，那也还是“古典”的。而在中国，如果治文学，说新就想新到平地一声雷，空中楼阁般梦想“创作”，要从虚无缥缈中硬挤出伟大的作品来。至于唐诗宋词元曲，则一概属于“要不得”的范围，更不必谈楚骚汉赋。至于文章呢，无论骈文和散体“古文辞”，都是毒蛇猛兽，不要说作，懂也不懂。新的呢，外国的呢，也支离破碎所知无几，能认真读鲁迅、巴金或中译本高尔基的书，已是非等闲之辈了。这就是他们灵感的泉源？而旧派人物，则考据考据第三个还是考据，连研究屈赋唐诗也离不开考据，甚至讲文学史也要扯到考据。指导学生，只会作“李白之研究”、“李清照年谱”或“元曲之派别”什么的。至于古诗怎么作，骈文怎么写，一概用不着，更谈不到。偶尔提到欣赏，只不过从诗话或《文心雕龙》里摘抄几句也就算了。我真怀疑他们是否读过古人的诗文别集，更不要说什么体会与理解了。
记得沈从文先生在闲谈中曾提起：“从前人反对那种哼哼唧唧的词章家，忽略与鄙视对文学的了解和欣赏。现在的大学里，想找这样的人都找不到了。”又说：“学生们只会作什么空洞的研究，讲什么琐碎的考据，文学书根本不看。我不晓得会弄出什么结果来！”仍以今日的新诗为例，其不钻进牛角尖里者几希！当然我并不提倡人人都去写旧诗作古文；可是治文学的，至少要懂点儿旧诗和古文，即使会作也不丢人，相反，更值得称许。刘文典先生讲《文选》，顾随、俞平伯先生讲诗词，所以受人推戴，正因为他们会写骈文，会作诗填词。沈从文先生教习作，而他本身就是一位作家。鲁迅先生的杂文，在今日已成青年人的天经地义，可是他给亡友撰碑文，依旧是铿锵金石，道地的碑版文字。不过他因时因地制宜而已。
我并不敢妄议前人，乱发呓语。柳诒徵先生在十几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可惜根本没有反应，足见这病痛已不是“三年之艾”可以治得好的了。兹引述其言如下：
元明作者以风会所演，专力剧本，其思力往往镌造化，歌泣鬼神。顾切究其根荄窟宅，则一仍国风小雅，《离骚》、《九歌》血胤。形表虽殊，质素不二。以故敷写事物，缠绵悱恻，属词虽极浅俚，劝惩之旨溢焉。论华夏文字，必措意乎此，始非掷金虚牝。若徒耽隐僻，矜考订，以傅合俚俗为极诣，恶得为知言哉！（《元明杂剧跋》）
这话不惟说透考据之病，且证明新文学必渊源于旧的遗产也。
二
最近读到一本书，却正为这种习尚开了一个对症下药的良方。几年来的积愫都从此书中得到印证，那就是傅庚生先生写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开明青年丛书》，一九四六年一月沪再版）。他在“书旨与序目”中说：“自有清一代迄于今，世尚朴学，探讨文学者亦几乎以考据为本。若就文以论文，辄必震骇群目，甚至腾笑众口。本末之所在，久已矇然，买椟而还珠者，宜不少矣。今人许文雨评古直《诗品笺》文中有云：‘况《诗品》要旨，端在讨论艺术之迁变，与夫审美之得失，安有舍此不图，而第征引典籍，斤斤于文字训诂间，以为已尽厥职乎？自斯义不明，如《文心雕龙》诸注家，辄致力于字句之疏证，而罕关评见之诠析，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治《诗品》者，苟不翻然变计，则亦前车之续而已。此决可宣诸当世者也。’此见实先于我。愚以为品鉴艺文之士，当依此为圭臬矣，不徒治《诗品》然也。”便巍然标出他的主张，岂惟突破今世学者症结之所在而已耶？
至于本书的作法与态度，《自序》里说得十分明白，今照录于后，毋庸笔者越俎代庖：
文学之欣赏，所取资于文学作品者，不外为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作品之内容，则不外为感情与理性二者之表现，起之以想象，乃成其为文学。情必持之以理，理必融之以情，乃就其文学之高尚与伟大。余所著论，共得二十六章，约之以感情、想象、理想、形式四者。比次之如左：
（一）精研与达诂。（二）真情与兴会。（三）深情与至诚。（四）悲喜与同情。（五）痴情与彻悟。（六）情景与主从。——以上关于文学感情方面之欣赏。
（七）联想与比拟。（八）脉注与绮交。（九）纵收与曲折。（十）穿插与烘托。（十一）警策与夸饰。（十二）辞意与隐秀。（十三）仙品与鬼才。——以上关于文学想象方面之欣赏。
（十四）势度与韵味。（十五）渊雅与峻切。（十六）自然与藻饰。（十七）真色与丹青。（十八）雅郑与淳漓。（十九）善美与高格。——以上关于文学理性方面之欣赏。
（二十）剪裁与含蓄。（二十一）巧拙与刚柔。（二十二）练字与度句。（二十三）重言与音韵。（二十四）对偶与用事。（二十五）诗忌与谶语。（二十六）模拟与融成。——以上关于文学形式方面之欣赏。
每章之中，采录中国文学名著，为欣赏之资料。试出浅见，为之浚解，寻绎其情思之所寄，篇章之所蕴，美善之所存，与感人之所自：务能深入而浅出，求契作者之初心；既以明文学欣赏之例，随亦析文学创作之法。……
以上是作者本书的作法。从这里我们看到谈欣赏比考据要难得多。所谓“浅见”，诚为作者之谦词；倘非学养功深者，是不可能“契作者之初心”的。还有，作者的方法也相当“科学化”，观其目次可知。幸勿以为这是一本囫囵吞枣的书。至于“既以明欣赏之例，随亦析文学创作之法”，尤为合理。因空谈欣赏并无用处，必进而求如何创作之法始有裨益。今人谈创作者则尚“灵感”而随口胡说，谈欣赏者又务为矜奇炫博，獭祭前言，或失之空疏，或病于拘执，皆非知文学者也。至于书中所“浚解”、“寻绎”处，当然不见得完全正确，但至少这步骤是对的。见仁见智各有攸宜，固不能以此强而绳彼也。
以下再引原序以见作者之态度——
余虽然，岂以翰墨之事为终生之职志者哉！居恒以为东周之季，群儒诸子，多可谓文质彬彬，辞理并懋。……两汉渐去质而骛文，北魏晋南北朝之骈俪。唐之韩柳，……惜其辞有馀而理不胜；宋之周程张朱，……又惜其理有馀而辞不足。……鼎革以渐，致力于国学之时贤，方在锐意研讨，尚难悬揣谁何成功之丰吝。唯是道德文章，已久形相背相妨之势。旧堤渐圮，新堰未成，横流漫漫，人迷津渡。意其变成于穷，天将假手于特兴崛起之士以振之欤？诚有能……沟通中外，合一炉而冶，撷取菁英，独标帜志者绍世而起，登高一呼，举世应之如响，得今时风气之先，辟将来文明之路，……则此区区文学之欣赏，雕虫蠡刻，强作解人，则几何其微渺，几何其浅陋耶？……
可见作者深谋远虑，志在将来。比起当世君子，每好唱新说走捷径者，又不可同日语矣。有识之士，盍兴乎来！
最后，愿略陈我的希望。希望今后治文学的人，既须利用古人遗产，从事于探讨钻研；更须从“性灵”方面着手，不惟识古人真精神所寄，且可免去游谈无根之积弊。倘能将古今中外的精心杰作取而镕铸于己，成为自我血肉，则中国文学的前途，才有真正出路。屏斥前修成果，专务以琐细为学问，总归是行之不远。说得重一点，难免要自取灭亡。这实在是治文学的人值得注意的事也。
一九四六年岁次丙戌冬至后七日在津门写讫。
作者附记：
此文作于半个世纪之前，确为不成熟的少作。当时立论偏颇，对考据之学心存反感，而有志于从事辞章。及人到中年，自己也转而治考据之学，拙著《读书丛札》之成，便为明证，固难自圆其说。但我有一点看法却是始终明确的，即考据为手段，辞章为桥梁，通过考据辞章，以求达于义理之彼岸。故我之治考据之学，其初衷固求服务于治辞章与义理。惜文章未成气候，义理又不能一以贯之，则终不免停留在饾饤烦琐之考据阶段，此则学有未逮，怨不得他人。然则半个世纪前之妄论，已纯属脱离实际之空谈。而我犹将此文收入拙著之中，殆有他故也。
傅庚生先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执教于西北大学。他是北大校友，从年辈上看，与我当在师友之间。唯一遗憾者，仅于四十年代在北大红楼校门与先生邂逅相晤。经人介绍，一握而别，再未亲接謦欬。至八十年代，由于业务联系，曾一通函札，未几而先生即归道山矣。《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获读之初，受益良多，自津徙京之前，常置于己案。今先生已逝，此书早湮没无传。幸拙文尚列举其全书之目，而序言中警策之语亦多引述。今存此文，即所以存先生之书也。读者鉴之。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校后补记，时在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