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据中华远古神话传说，天地、人神之间原本混溶，无有阻碍，神界人界未分，天与地之际可以自由交通。其中介，类似古印度所为“宇宙树”（Cosmic Tree）。“宇宙树”，古印度典籍《梨俱吠陀》（约成于公元前1300至公元前1000年）卷十第八十一篇，称其存在于“苍天与大地”之际。印度婆罗门教、佛教与耆那教等宗教传说，都称“阎浮提（jambu）树”，其高巨无比。此树长在阎浮洲最高的山顶上，佛教称其高一百由旬（古印度长度单位，原指帝王一日行程，约合三四十里），婆罗门教则说它高一千一百由旬，成为天与地之间一种想象的“联系”。在古埃及，人们关于“宇宙树”的坚强信念是：“天是一棵巨大的树，以其阴影笼罩了整个大地，星辰则是悬挂在大树树枝上的果实或树叶。当诸神栖息在其枝上时，他们显然就与这些星辰合为一体了。”
中华原古的“宇宙树”，被称为“建木”与“扶桑”：
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花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
。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太皞爰过，黄帝所为。
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
，其名曰建木。
《玄中记》又云：
天下之高者，有扶桑，无枝木焉。上至于天，盘蜿而下屈，通三泉。
建木、扶桑之类的功用，是使天地、人神之际的交往成为可能，正如汉代《淮南子·地形训》所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
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与文明的推进，原始先民在现实中不断地遭受到巨大挫折、苦难甚至毁灭，这加速了原始意识的“成长”，即意识到或部分地、歪曲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原先以为天地、神人之际可以自由交通，所谓“众帝所自上下”，即人人都具有天赋的与神交通的灵性，现在则必须通过一定的巫术仪式（“作法”），才能与神灵打交道。与神灵“对话”，成了一种文化霸权。
《周书·吕刑》云：
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
又说：
“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使）上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这里《尚书》所言，是一远古传说：相传蚩尤作乱，从一开始就祸及平民百姓。当时贼寇掠害，巧取豪夺，内外交困，纲纪不正。上帝见到东方九黎之民不能在花一般芬芳的德政下生活，只有刑罚深重，好比发散着一片腥臭之气。于是，皇帝颛顼哀怜那些被杀戮的无辜，用威刑处罚施行暴虐的人，灭绝某些行虐的苗蛮，使他们断子绝孙。然后，颛顼命令他的孙子重与黎来管理地上之人与天上之神往来交通的事，禁止普通老百姓与天神相通。天与地、神与普通平民之际，再也不能随意升降、交通与杂糅了。
“绝地天通”的古老传说所传达的原始意义，是将九黎之族首领蚩尤的作乱，归之于天神与地民之际的自由往来与交通，而颛顼命令重、黎分管“属神”（天）、“属民”（地）之事，为的是重整因蚩尤而大乱的天地和神人秩序。
这一传说否定天地、神人之际原朴而无规无矩的自由交通，派遣主司春木的木正即重与主司夏火的火正即黎来加以治理。这无异于说，重、黎是中华原始巫术理念意义上的祖先。这打破了所谓“众帝所自上下”的文化格局，只有重、黎才既通上天之神、又达下地之人。重、黎毋宁说是最原古的“巫”。
这便是中华有关巫（觋）及其文化意识、理念的缘起。
据考古，1987年6月，在安徽含山凌家滩一座新石器晚期的墓葬遗址中，发掘了一组玉龟、玉版，并发现玉器一百件、石器三十件，陶器八件。李学勤说：“玉器多集中于墓底中部，估计原来是放置在墓主的胸上，而玉龟和玉版恰好位其中央。”又说：“大致相当这一位置的上方墓口处，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件大型石斧。”该遗址年代，据碳十四测定，距今4500±500年或4600±400年。而玉龟、玉版均经过颇为精细的磨磋、钻孔且玉版之上有繁复的图纹，这“必然有特殊的意义，不能以普遍的装饰花纹来说明”。而且，玉龟、玉版恰好“位其中央”，并非偶然。李学勤引用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一文来阐述自己的见解。该文认为，从“上下两半玉龟甲的小孔，正好相对”这一情况，“一望即知是为了便于稳定在这两个小孔之间串系的绳或线而琢出的”。绳、线的串系可按需将两半玉龟、玉版闭合或解开，这种“合合分分，应该是为了可以多次在玉龟甲的空腹内放入和取出某种物品的需要。即当某种物品放入后，人们便会用绳或线把两半玉龟甲拴紧，进行使整个玉龟甲发生动荡的动作（例如摇晃——原注），然后解开绳或线，分开玉龟甲，倒出并观察原先放入的物品变成什么状态”。由此推测，“这是一种最早期的龟卜方法”。
考虑到原始先民对玉、龟的神秘感、崇拜感及迷信玉、龟的灵力这一点，俞、李二氏关于这玉龟、玉版作为迄今发现的“最早期的龟卜方法”之推论，并非无根游谈。
与凌家滩墓葬遗址玉龟、玉版相类似的考古发现，在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
一文中有过颇为翔实的综述。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江苏邳县刘林及大墩子、山东兖州王因、山东茌平尚庄、河南淅川下王岗、四川巫山大溪以及江苏武进寺墩等八处遗址中，均有相类的龟甲文物出土，而且大多为龟背甲与龟腹甲共同出土，且甲上有钻孔。江苏邳县大墩子44号遗址的出土龟甲，龟背与龟版相合，内有骨锥六枚，背腹甲各有四个穿孔，成方形，腹甲一端被磨去一段，上下有X形绳索痕，年代大多早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这种令人鼓舞的考古发现，使得关于玉龟、玉版为迄今所发现之最早的龟卜工具与“龟卜方法”的推断，显得甚为坚实。
据测定，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所发掘的龟甲文物
，年代当在距今7762±128年及7737±123年之际，比凌家滩文化早约二千五百年。在此墓葬中，也发现在一副龟背、龟版内装小石子的现象，且发现类似甲骨契刻的一些前文字符号。
一批距今约八千年前的甲骨契刻符号，前不久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不仅为探讨甲骨文前的中华古文字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也为探讨殷、周龟卜文化的前期现象，提供了重要实证。
正如前述，安徽凌家滩遗址的玉版为方形，其“正面有刻琢的复杂图纹。在其中心有小圆圈，内绘八角星形。外面又有大圆圈，以直线准确地分割为八等份，每份中有一饰叶脉纹的矢形。大圆圈外有四饰叶脉纹的矢形，指向玉版四角”
。依笔者看来，这玉版的方形以及圆形线条，是所谓“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即天圆地方人文理念的前期表现。而其“八角星形”以及向八个方向放射的“矢形”，体现了类似后代的《周易》八卦方位理念。至于大圆圈外“指向玉版四角”的四个“矢形”，又指示着类似八卦方位的“四隅”的位置。这是后代有关天圆地方、八卦方位与四正四隅思想的前期意识。而且，这一玉版出土时，是夹置在用于占卜的两片玉龟甲（背甲、腹甲）之间的，所以玉版的文化意义，又与龟卜文化攸关。学界曾根据著名甲骨学者胡厚宣的有关卜辞“四方风名”，推见殷商时代已有方位理念。传说史前的河图、洛书之方位，又被看做是八卦方位理念的文化原型。而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版图纹看，关于四方、八方的方位理念以及天圆地方思想，其实是起源更早的，这种理念与思想，是与原古龟卜文化纠缠、融合在一起的。
巫，甲骨文写作
（一期合二六八）。甲骨卜辞云：“癸亥贞今日帝于巫豕一犬一”（人二二九八），“壬午卜巫帝”（人三二二一），“癸酉卜巫宁风”（后下四二、四），“辛酉卜宁风巫九豕”，“辛亥卜帝北巫”（邺三、四六、五），凡此都有一个“巫”字，“巫”在卜辞中是常见字。
巫，从工。《说文》云：“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学者因之疑“工”乃象矩形。自然界本无矩形。矩形者，人工所为。人工、人为者，巧饰。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说：“工者，为事功，为工巧，为能事。”故其义引申为“工作”（引者注：“工作”，非近代外来语。《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以连遭大忧，百姓苦役，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此“工作”，原指与风水术相关的土木营造之事）。并称“其说未为无据”
。实际上，这是“工”之后起义、引申义。
工之本义，指古代卜筮活动之执掌者与祭祀者。卜辞有“工典”之记（续一、五）。《甲骨学小词典》：“工与贡古通用。”《说文》说：“贡，献功也。从贝，工声。”故“工典”，即“贡典”，指庄严、神圣的祭祀。
工，甲骨文为
（一期京一九一八）、
（二期后下二○、七）、
（一期人二九八○）。据《甲骨文字典》，“卜辞中
多用同示”，“甲骨文示或作
”，说明
与示类通，其义相钩连。示，《说文》引《易传》“天垂象，见吉凶”之后称，“所以示人也”。示字上部
为甲骨文“上”字，下部
为“三垂”，日月星之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又，甲骨文示字为
，其写法正与另一甲骨文字
（且）相关而写法相颠倒。且为祖之原字，祖者，祖先。“殷墟甲骨文中的‘示’作
，则是男性生殖崇拜物的移位造字，表示对所有崇拜物之崇拜，这是把自然法则人化的宗教意识。”
可见，工典者，贡典，类于示典，三者义通。工，指管理与祭礼天地、祖神的卜筮者。先秦有“工祝”这一职官之称。《诗·小雅·楚茨》：“工祝致告，徂赍孝孙。”又云：“工祝致告，神俱醉止。”《楚辞·招魂》有“工祝招君，背行先些”之记，此“工”，均具“巫”之本义而非许子所谓“巧饰”、“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