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假设

假设之一，从民族文化智慧的超越意识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头脑都会产生超越意识。这种超越意识基本可分两大类：一、从世间向出世间即从此岸向彼岸的“超越”；二、在世间即此岸范围内的“超越”。凡是前者就可能构成健全的宗教观念，古代西方的基督教就是典型一例。这种超越意识的特点，是人的文化思维和意志、情感不受此岸所局限，而是幻想出一个彼岸世界来，同时虚构出一个神或上帝之类的崇拜偶像。这种超验的神或上帝全智全能、十全十美，它创造一切、主宰一切、抚爱一切，又能毁灭一切。《旧约全书·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无所不能。这一宗教超越意识在《周易》本经中当然是没有的。《周易》本文的巫术智慧包含一定的神灵观念，但这神灵并非是宇宙的第一存在与创造者。《易传》中有关于“神”的文化意识，可以被看做是《周易》本经的巫学智慧在《易传》中的辐射和延伸，如“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以及“知几其神”等等。这里所谓“神”，并非指造化天地宇宙的彼岸之神，而仅是“圣人”的一种文化属性，或是与圣人智慧相接的易的文化品格，它可以被理解为易的奇妙境界或是人之心智所未掌握的客观事物的奥秘。当然，在《易传》中，比如有“与鬼神合其吉凶”、“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等说法，此“神”与“鬼”并提，确是《周易》巫学智慧中的神灵观念在《易传》中的反映，然而，这“鬼神”远不是神通广大的，它具有一定的彼岸性，却不是造物主。

因此可以说，《周易》本经巫学智慧的神灵观念是相对薄弱的，缺乏从巫学智慧的基础出发、发展出一个宗教主神的条件。而没有宗教主神，便不能建立一座神学大厦。无论《周易》本经抑或《易传》，其文化意识中的最高尊奉者是“圣人”伏羲，伏羲仅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中华远古神话中的主角，却不是宗教主神。整部《周易》的文化智慧，并没有实现从此岸向彼岸、从世间向超世间的“超越”。

假设之二，任何民族如果要在原始巫术的基础上创立宗教，或是从巫学智慧转化为宗教智慧，那么这种原始巫术作为宗教文化智慧的基础，必须具有充分的非理性基因。因为，任何宗教教义、仪轨以及教徒的情感世界，必充满了对神、上帝之类的精神迷狂与激情，而且，宗教是由原始巫术发展而来的，从原始巫术到宗教必有一条不容间断的感情之链，所以，倘若原始巫术文化智慧中的情感力量、非理性因素相对而言是不够充分的，那么，就有可能缺乏一种从原始巫术推演到宗教的情感“内驱力”。我们观察《周易》本经的巫术占筮，尽管任何巫术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非理性的，然而同样是巫术，其巫术情感还有程度的不同和方式的差异。一个远古欧洲氏族的农夫，当其为祈求丰年而在田埂上日夜蹦跳，直到精疲力竭、昏死过去为止，这个巫术的全过程便充满了强烈的激情。一个原始部落青年男子的“成丁礼”，是用一、二百根钝而不锐的骨针刺满全身，最后一根要横穿舌头，其痛苦之巨可想而知。这个巫术仪式的意义，是相信通过这一残酷的巫术操作，让大无畏的魔力灌注到青年的肉体和灵魂之中，其情感之迷纷狂乱令人惊心动魄。而一个希伯来少年的割礼也是神秘而狂热的。这种无比激情的宣泄在《周易》占筮中是见不到的。不是说《周易》的巫术智慧没有非理性情感的亢奋，它既然原本是巫术，怎么会没有非理性的因素呢？然则，它比起中华远古诸如文身、凿齿之类的巫术来，尤其与前述某些原始氏族部落那种要死要活的巫术相比，则一般显得心平气和多了。“心平气和”自然也是一种情感方式，却并未达到酿成宗教迷狂所需要的燃烧程度。《周易》本经巫术智慧中的情感因素缺乏一种急迫而焦灼的动势。其整个占筮过程，真是慢条斯理温文尔雅，比起火爆火燎的西方古代巫术来，确实要冷静得多。《周易》巫术占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巫术方式，其筮数的运演别具一格。尽管这种巫数的运演是在“象数”“互渗”的“阴影”结构中进行的，这数的神秘观念同样是非理性的，可是，由于这种筮数的半抽象特点，仍然显现出一种偏于原朴理性的思维倾向。《周易》占筮是一种性质偏“冷”的巫术。

假设之三，宗教所虚构的彼岸世界，诸如基督教的天堂和佛教净土宗的“西方极乐世界”等等，都是美妙绝伦、幸福无限、快乐无比的地方。这天堂黄金铺地，宝石盖屋，眼看美景，耳听音乐，口尝美味，每一官能都有相称的福乐。佛教阿弥陀佛净土所构想的“西方极乐”，也是黄金为地，宝物无数，楼阁接云，花树灿烂，均以金银装饰，又是七宝池荡漾着甘冽、澄美的八功德水，池中莲花净植，大如车轮、清香四溢、诸色微妙；又是舞姿迷眼，伎乐喧天，而且往生者必寿命无量，可谓出离诸苦、乐悦无尽。然而在这“天堂”、“极乐”的背面，伴随着的是无比的痛苦、黑暗与罪恶。基督教有“原罪”与耶酥受难。《旧约全书》描述亚当夏娃所乐居之伊甸园，有蛇作祟，它居然怂恿“人类之祖”偷食能分别善恶的智慧之树上的禁果，这是远古巫术禁忌文化意识在宗教观念中的遗存。于是善良、慈爱的耶和华动了恶心：

人体头部造型，有朴憨之美。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他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

同样，在佛教教义中，认为人生之系累不是别的，只是一个字：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等构成了人生无尽烦恼。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佛教是讲苦以及苦之解脱的，是谓“苦空之学”。

因此，大凡宗教，都具有强烈的苦乐观以及由此而演进的善恶观，而且其“乐”、“善”之思是建立在“苦”、“恶”文化意识的基础上的。即在这种宗教中，首先是对“苦”、“恶”有了深沉而强烈的历史性感觉与领悟，才有可能促进人之思维与情感出离此岸之“苦”、“恶”，去向往彼岸虚幻的“乐”、“善”。就是说，在充满迷乱情绪的宗教中，其底蕴却有一部分是关于人生“苦”、“恶”的清醒认识，一般宗教都承认人生之“苦”、“恶”是历史的一个杠杆，这往往是关于人、人之本体存在的一种忧患意识。

人生之“苦”、“恶”的忧患意识，其实在作为宗教智慧雏形的巫术文化智慧中早见端倪。比如前文所言《旧约全书》中的“禁果”意识，作为宗教智慧无疑是原始巫术禁忌的嬗变。耶和华神对蛇与亚当夏娃所说的“咒诅”，是对“苦”与“恶”的“咒诅”，“咒诅”本身就是人类远古流传至今并且会永远承传下去的巫术。

这就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假设：大凡由于一般原始巫术与宗教在苦乐、善恶问题上实际存在着文化意识中的深层结构，一般宗教不能不具有强烈的“苦”、“恶”观念，因此，如果某种原始巫术或原始巫术群能够发展为宗教，那么，一般作为宗教智慧“母体”的原始巫学智慧，内涵必须具有充沛的关于人生“苦”、“恶”的文化意识，即关于人、人之本体的忧患意识。

值得深思的是，由《周易》本经所提供给我们的巫学智慧，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这一文化意识与文化机制。

倘从功能意义上对巫术加以分类，可将一切巫术分为黑巫术（Black Magic）与白巫术（White Magic）两类。黑巫术即“恶的巫术”，教人怎样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通过运用所谓“同能致同”的“交感定律”、直接“感致”或间接“染触”的巫术方式，使巫术所指的对方遭受灾难、痛苦与死亡，具有积极的攻击性性质。比如说“你去死”这一诅咒，就是一种简单的“恶的巫术”。白巫术亦称“善的巫术”，教人不应当怎样做，以避免不希望得到的结果，具有消极的防御性质。这类巫术教人对“痛苦”、“灾难”与“罪恶”尽量避开，它有巫术禁忌，就是企望将人生之“苦”、“恶”统统禁绝在人生域限之外，所以具有人生欢乐和从善的智慧情调。

《周易》本经的巫术占筮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白巫术、“善的巫术”。它的全部作用意义是所谓趋吉避凶亦即向善去恶。笔者曾对《周易》本经所载筮例做过粗略统计，其中标明“吉”之类字样者大约有二百五十多处，“凶”之类者大约七八十处，前者约为后者的三倍有余。这似能证明《周易》本经的巫术占筮观念不能正视人生之“苦”与“恶”，人们占筮的目的大都在于筮问自身的命运休咎而不是去恶意地攻击别人。筮问的范围包括行旅（近百条）、战事（八十余条）、享祀（二十条）、饮食（三十余条）、渔猎（十九条）、牧业（十七条）、婚媾（十八条）、居处、家庭生活（二十余条）、妇孕（三条）、疾病（七条）以及赏罚讼狱（十余条）等，当然这不是一个完全的统计。但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古人对自然宇宙与社会人生的态度是非常善意的，并且执著追求“善”的“圆满”境界。阅遍整部《周易》，难见一个“苦”字与“恶”字，这实在不是偶然的。在《周易》本经的巫学智慧中，比较缺乏对宇宙与人之生命的危机意识。即使在处境不佳之时，也能安分随时、从容不迫，将苦难与危亡置于脑后，比如乾卦九三爻辞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文言》进而发挥道：“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这种“虽危无咎”的思想，一方面反映出中华古人对危亡的蔑视、藐视与漠视，表现出对艰难困苦的无畏气概，另一方面，则是童年中华的自信与乐观。

当然，《周易》文化智慧中确实渗融着一定的忧患意识。“忧患”一词典出于此， 但这是《易传》的思想而非《周易》本经所具有。文王为商纣所囚，居羑里而演《周易》，可证《易》为忧患之作。然而这里的“忧患”，实为氏族之忧、民族之忧以及个人身世、家国社稷之忧，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佛教关于人与人之存在本身“忧患”的思想。

人之脸部造型，面宽而方，大耳大嘴，唇厚，表情呆滞，对世界有茫然、木然之感。

从《周易》乐观向善的巫学智慧土壤中难以生长、绽放出一般宗教所具有的“苦”、“恶”之花。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华“却是世界上唯一淡于宗教、远于宗教、可称‘非宗教的民族’” 的缘故。

但是，淡于宗教、远于宗教、缺乏浓重的宗教意识所留下的空白必须得到填补，历史的天平要求平衡，于是便有发达的哲学智慧和政治伦理学智慧早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就大声喧闹着登上历史舞台。《易传》的哲学与政治伦理学智慧丰富而深刻，它们是一般地绕过宗教这一文化智慧的发展阶段而直接从《周易》为代表的巫学智慧中生发出来的。中华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从原始巫术的原始思维中发展起来的；中华古代的阴阳哲学观来源于原始巫术中的“气”（马那）；《周易》本经巫学智慧一往无前的“有为”意识又直接哺育了《易传》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哲学；而巫术占筮的实用性及其智慧的偏于理性的特点，又成为先秦儒学所谓“实用理性”的滥觞；至于巫术占筮中的神灵与求筮者之间自然形成的原始等级关系，必然要蜕变成为政治伦理等级关系，衍生为比较完备的中华古代的政治伦理学体系。 WH4QIhvnxL1syNvzXYyvyc8NQTNwykmtwz5zkrlxqPEJgRicKWK9UwGZ1LZxy/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