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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图、书与原始巫术的关系问题。
首先，我们可从前文已经引用孔子所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言论见出，孔子将河图与凤鸟并提。凤鸟是先秦古人心目中的祥鸟，由此可证河图亦是古人所认同的吉祥之物。吉祥与否的文化观念，正是中华原始巫术的基本观念。这一点也在前引《管子·小匡》中得到证实。《管子》明确地将“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称做“三祥”。“祥”者，祥瑞之谓也。可见古人将图、书这种所谓自然之易的出现认做吉兆。吉兆与凶兆对举，同样是中华原始巫术的一对基本范畴。传说中的河图，是黄河之龙图，洛书为洛水之龟书。由于对龙、龟的崇拜，原始初民自然会把传说河、洛中出现的龙、龟之纹式认做吉祥之符，并且将人（尤其是圣人）的智慧创造看做受启于河图、洛书，于是便有“圣人则之”而创八卦的神话。尽管对所谓“河出图、洛出书”两大祥瑞出现于何时在汉易中就有争议，但是有一点却是争辩双方一致认同的，便是都以龙、龟为呈现大吉大利的崇拜对象。《汉书·五行志》云：“虑羲（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这是将河图之出和洛书之出归于伏羲、大禹两个时代；而《礼纬·含文嘉》则绝口不提夏禹：“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则以作《易》。”可是，两说在标举龙、龟问题上都是异口同声的，即相信龙、龟是灵物。这一点直到唐代易学，仍未有改变。李鼎祚《周易集解》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这种陈陈相因的龙、龟观念包含着一个顽强的巫术文化意识，将龙、龟看做吉祥之物。发展到商代，将龙、龟之中的龟（龟甲，还有牛骨之类）用做卜具灵符。
战国·佚名《龙风人物图》（帛画）
以龙凤为导引，写死者（画中仕女）灵魂飞升之意象。
其次，考洛书之数的有序排列，实为龟象，即龟背区域的自然生成与洛书数之区域的人为排列具有同构性，则这种人为之数实乃得启于龟象。洛书的数序分九个区域，后发育为八卦的四正四维与中宫，这在洛书中可以看得分明，即北1、南9、东3、西7、西南2、东南4、西北6、东北8与中央5。而龟背甲的生理结构，亦依纹路可分为九个区域。龟背中央脊甲为五块，合为一区，中央脊甲四周背甲为八块，分为八区，所以朱熹《周易本义》云：
“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
这说明中华古人在制作洛书时，其灵感可能来自龟象。而龟为占卜之灵物，素称“宝龟”，殷人尤以龟甲为占卜之物，占卜是比占筮历史更为悠久的中华原始巫术，这是常识而毋庸赘述。可见，作为八卦文化对应的洛书原本于巫术。
玉龟版（新石器时代）
据考，此为原始占卜之具，出土于安徽含山凌家滩，图纹体现天圆地方、八卦方位、龟玉灵性与农耕文化理念。
问题还不仅如此，近年有学者指出，《周易》八卦符号与半坡鱼纹在数字与方位观念上具有对应同构关系。西安半坡新石器晚期彩陶鱼纹具有分别表示从一至九条鱼的数的神秘意蕴，这种鱼纹彩陶是祭器，并设祭场，其数据图也是南九北一、东三西七、东南四西北六、西南二东北八，中央五，实与今日所言洛书相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原始的八卦雏型。
西人称Magic Square（魔方）。
八个方向三数之和，分别均为15；4＋9＋2＝3＋5＋7＝8＋1＋6＝4＋3＋8＝9＋5＋1＝2＋7＋6＝4＋5＋6＝2＋5＋8＝15。均衡之美。
同时，八卦用于占问、这一点还可从有关出土文物中见出。据《文物》1978年第8期报道，在1977年春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葬发掘物中，有一“太乙九宫占盘”，其正面“是按八卦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的。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的刻划则与河图洛书完全符合”。此占盘从圆心向四周划出四条等分线，将占盘划分为八个区域，加上沿圆心四近以及圆心为九个区域。八个区域分别以“一君”对“九百姓”、“三相”对“七将”以及“二”对“八”、“四”对“六”，围绕圆心又刻“吏”、“招”、“摇”、“也”四字，连同圆心为五，这占盘的区域方位及数序排列其实隐潜着一个洛书图式（与河图不符），同样蕴涵着龟象意识。尽管这占盘的刻字内容已经打上了汉人的智慧烙印，从中仍然透露出可能起自新石器晚期的“河洛”文化思维与意绪的原朴古貌，渗融着中华原始巫术文化智慧的历史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