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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的新的发展部分，它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应该是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历史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面貌和风格，这种民族特点是与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美学爱好密切联系的，有着长期形成的民族传统。当然，一切民族特点都是历史性的范畴，民族传统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不能把它理解为凝固的东西，这种发展就意味着革新。现代文学长期以来被称为“新文学”，就是指它从“五四”开始，为了适应民主革命的要求而自觉地学习外国进步文学的充满革新精神的特点。鲁迅在谈到文学革命时指出：“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由于痛感到自己思想文化的落后，要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思潮，当然也要求文学具有现代化的特点，因此现代文学在发展中学习和借鉴外国进步文学是一种自觉的行动。这成为提倡革新的重要内容，而且从主要方面说来它对新文学的建设也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但这并不说明现代文学与民族传统之间就没有联系，不仅文艺创作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它所要适应的人民的欣赏习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而且许多作家所受的教育和具有的文艺修养都和民族文化传统有着很深的联系，这是现代文学具有民族特色的重要原因。只是为了和国粹主义者划清界限，为了进行反封建的战斗，便很少有人从理论上来作全面的论述罢了。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即要求文学发展既合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方向，但“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
。现代文学较之过去的文学确实有了巨大的革新，但它又是继承和发扬了民族传统的。
一个民族或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它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没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就谈不上有什么世界意义。中国文学的历史不但悠久，而且从未间断地形成了一条长流，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接受过外来的影响，譬如由印度来的佛教文学，就对中国的小说戏曲发生过积极的影响，但那也是在经过了一定的过程与阶段，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基础上作为营养而逐渐成为它的有机部分的。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发展着的向上的民族，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原是勇于和善于接受一切外来的有用事物的，鲁迅在《看镜有感》一文中所称道的汉唐时代主动地摄取外来文化的事例，就是明证。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国粹主义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他们顽固守旧，敌视一切新鲜事物，从而导致了国力的衰弱和文化的停滞，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反对国粹主义当做一项重要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国粹主义者并不尊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优秀的文学遗产，他们所要保存的完全是封建糟粕和一切陈规陋习；摧毁这种顽固的保守势力，介绍和学习外来的进步文化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即使那种内容带有某些消极性的东西，在“五四”当时也是起了解放思想和对封建文化的冲击作用的。
就现代文学的主流说，这种介绍和学习外国文学的思潮同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要求并不矛盾。正是通过“五四”文学革命才对中国文学遗产提出了新的评价，把一向不受重视的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提高到了文学正宗的地位。鲁迅是最早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人，他深慨于“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
。而鲁迅开始创作时又是“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他的小说既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但又确实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启发和影响。他自己说他后来写的作品如《肥皂》、《离婚》等“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
，“脱离”并不等于没有受影响，从学习、借鉴到脱离，就体现了对外国文学的一个吸收和融化的过程，也就是使它的有用成分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就体现了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革新。尽管当时许多作家的爱好、趣味和认识都不尽相同，但无论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或者中国古典文学，目的都是为了创造能够受到读者欢迎的中国新文学这一点，大家一般还是比较明确的，因此就现代文学的主流和发展方向说，作为奠基人的鲁迅的经历、意见和创作特色，仍然是有很大代表性的。
“五四”文学革命当然也有它的历史局限和弱点，这特别表现在许多人的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上。在对待社会生活和文化遗产对文艺创作的关系、在对待民族传统和外国文学的主次位置的态度，以及在对新文学的源流的认识等问题上，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带有片面性的看法。这种态度和看法也影响了后来的发展。例如周作人把新文学解释为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继承
，胡风则把它解释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个新拓的支流”
，就都是既忽略了它所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现实生活的基础，又片面地夸大了某一方面影响的结果。就现代文学的发展情况说，由于文学革命是在痛感到祖国落后而向外国追求进步事物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缺乏分析地接受外国影响的情况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甚至有的人还主张“全盘西化”，对民族文化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这表现在创作上就使得一些作品的语言和艺术手法都过于欧化，与民族传统的联系比较薄弱，与人民的欣赏习惯有较大的差距，因而就使读者和影响的范围都相对地缩小了。“左联”时期的提倡大众文艺，抗战初期进行的利用旧形式的创作尝试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都是为了增强现代文学的民族特色，使它能够适应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所作的努力。可见民族化实质上也是一个群众化的问题，为了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是必须予以正视的。
毛泽东同志在肯定“五四”以来“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的同时，也看到了它所存在的缺点，缺点之一就是民族化的程度还很不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把“民族的”规定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首要特征，而且详细说明新文化必须“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讲话》中，他阐明了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如果不是把生活而是把文学遗产错误地作为源泉来进行创作的话，就不能不陷入硬搬和模仿，就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我们知道教条主义是当时文艺界整风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这种提法是十分尖锐的；它所针对的主要是对外国文学的“硬搬和模仿”的现象，如同《新民主主义论》所指出，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评地吸收”。《讲话》也明确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为了发展新文学，当然必须继承人类所有的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一贯看法，首先是继承和发扬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外国文学的优秀遗产当然也是要广泛地学习和借鉴的，但既然目的是为了建设有民族特点的新文学，这种学习就一定属于汲取营养的性质，因而是有一个使之民族化的要求的。这里主次之分十分清楚，目的都是为了革新和创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思想，后来他自己简明地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两句话，这就确切地说明了我们既要学习过去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又必须使之具有现代化和民族化的特点。应该说，这一思想是深刻地总结了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以及它与学习外国文学的关系，因为不是《讲话》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以没有充分地展开论述。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只是强调了中外文学遗产作为借鉴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其实不仅是过去的艺术经验和技巧对今天的创作有借鉴的作用，而是如列宁所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可见除了艺术经验之外，过去的文化遗产也是启发作家的智慧与思想的丰富的养料。“推陈”可以“出新”，要想创造和发展，就必须有继承和革新。我们应该开阔视野，广泛地学习外国的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认真汲取“五四”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学习的目的性，决不能硬搬和模仿。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各国之间广泛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外国的文艺思潮和各种流派、手法纷至沓来，其情况与“五四”时期颇有类似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发挥主动精神，对它进行正确的分析和批判，而不能像“五四”时期的某些人那样，对西方文化一味崇拜。我们是要坚持向外国学习的，但必须把继承和发扬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摆在首要的地位。我们不但有几千年的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且已经有了由“五四”开始的带有现代化特点的新传统，这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充满革新精神的现代文学的传统。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个新传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