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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从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应该说，从“五四”时期开始，我们就是进行了两条战线斗争的，毛泽东同志正是总结了“五四”以来的经验而明确地提出了上述要求的。当然，什么时候主要反对什么倾向，这要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而且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也不应该忽略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存在，这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也是有值得重视的经验和教训的。关于反对错误的思想倾向的斗争，由于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是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呼吸、共脉搏的，而思想斗争又是无产阶级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方式，因而是始终贯串于现代文学史的，它的线索非常清楚，鲁迅的杂文就充分地反映了思想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的主要锋芒当然首先是针对封建文学、买办文学和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学的；其次则是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例如艺术至上主义以及各种引导人消沉、享乐甚至颓废堕落等思想倾向。就斗争的主要论题看，也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体现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的，如关于文言、白话的论争，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论争，关于文艺与现实政治关系的论争以及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等。这种论争不仅限于理论方面，也涉及到创作的内容和倾向。就对文艺作品的评论说，我们向来也是着重于思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这是引导许多作家的思想向前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而且是收到了效果的。因此就对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这条战线来说，我们不仅是长期坚持了的，而且是有成绩、有贡献的。《讲话》对当时存在的“各种胡涂观念”的批评，就是明证。当然，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有的时候这种批评或斗争也有把问题提得不准确或者过火的地方，这里有理论水平问题、方式方法问题，以及打击面与团结面的关系等问题，这是需要根据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进行分析的，但总的说来，这种斗争对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推动作家的进步和文艺创作的发展，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文学史上某一历史阶段文学发展的水平，文艺工作的成就，归根到底是要由作品的艺术质量和社会影响来体现的，因此鲁迅指出《狂人日记》等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时，既指出了它针对旧礼教的思想意义，又指出了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收到了激动人心的社会效果
。对于30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学运动，鲁迅既明确地指出“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的思想
，要求作家把自己的文学工作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自觉地联系起来，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但他又提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他要求作家必须把政治倾向性和艺术真实性统一起来。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初期，曾经出现过把艺术技巧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予以根本否定的错误倾向，鲁迅与这种“左”倾幼稚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明确指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因此必须“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
，把二者统一起来。鲁迅认为“忠实于他本阶级”的无产阶级作家，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
，对作品艺术质量的追求正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一项根本的任务。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作家，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五四”以来，我们在坚持思想斗争的同时，对于忽视艺术的倾向也同样进行了斗争，就是说对于另一条战线的斗争也是有它的发展线索和传统的。茅盾在主持《小说月报》时所写的许多篇“创作述评”性质的文章，就对当时创作中的不真实，不注意社会背景等缺点进行过批评，他认为当时的小说“缺少活气和个性”，指出创作“必须经过若干时的人生经历”，“如果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日夜读小说，便真有创造天才的人也做不出好东西”
。鲁迅批评杨振声的小说《玉君》企图“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他尖锐地指出：依据“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这定律写出的《玉君》，“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1930年，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曾这样批评20年代末文学创作中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标语口号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并非无产文学。”并指出当时一些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认为无产阶级是“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以此为作品质量的低劣辩护，不注重“文学本领”的提高，是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的。他明确地说：“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
我国现代文学本来是在同“为艺术而艺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过来的，但它又不懈地对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否定艺术规律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左联”初期对于创作中“革命加恋爱”的批评，抗战时期关于“抗战八股”的讨论，都是明显的例证。因此对于忽视艺术质量这条战线的斗争，我们也是有长期的经验的。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总结“五四”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在《讲话》中提出了在文艺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要求的。他的这一提法既概括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也反映了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代，政治问题具有特别重要和尖锐的意义，当时首要的历史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为实现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服务，文艺当然必须包括在内，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作为整风运动的指导文献发表的，而当时解放区的文艺界又确实存在“三风”不正的情况，因此他把反对错误思想的倾向作为当时“两条战线斗争”的重点是很自然的。毛泽东同志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身份来对文艺提出要求的，他所着重的是“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因此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而没有同时强调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的思想
，特别强调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而没有对艺术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作更多的强调与发挥。这些都是需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来加以理解和分析的，决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就不重视艺术特点的重要性。事实上即使在《讲话》发表的当时，他也没有忽视文艺工作中存在的另一种倾向，没有不注意另一条战线的斗争。在《讲话》中，他不仅指出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不只提出了“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而且还明白地指出了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也“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我们要很好地领会毛泽东同志关于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思想，总结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努力提高艺术质量，才能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标语口号式”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之所以不断出现，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当然是作家的生活积累不足，这只能由深入生活、熟悉自己的描写对象来解决；第二则不能不与作家的艺术表现能力有关，而这只有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并在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求得解决。要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就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愿望，还要有很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我们考察“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创作成就时，虽然《讲话》以后的作品表现了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在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上取得了突出的进展，改变了“五四”以来文学作品的一些根本性的弱点，但就著名作家所获得的成就来看，我们还没有达到老一辈的作家如鲁迅、茅盾那样的高度，这恐怕就不能不看到在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方面所存在的差距了。举一件事情说，我们老一辈的作家都曾经翻译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像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夏衍等作家都是如此，并不是说这是一件必须仿效的事情，我们的意思只在由此说明他们精通某一种外语和外国文学也是他们的那种深厚的文艺修养的一部分。同样的，像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作家，又都写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著作。他们有的还是著名的学者或理论家。这种多方面的修养使他们的眼界开阔，能够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对他们创作的成就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正如鲁迅所说，文艺创作“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当时解放区的许多作家都是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的，在艰苦的环境里工作了好多年，他们在学习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为了攀登新的文学艺术高峰，我们必须汲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两条战线斗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