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人们一向习惯称之为“新文学”，所谓“新”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要求文学与人民群众取得联系。“五四”文学革命是由倡导白话文开始的，但它的意义并不只限于文学形式和表达工具的革新，而是体现了文学如何才能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文学与人民取得联系这一历史要求。文学革命的主要精神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求建设一种用现代人的语言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的文学。现代人的语言就是白话文，而现代人的思想就是民主与科学。这种要求的出现当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它是与中国民主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相联系的，同时它也是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要求在文学上的反映。因此新文学同主要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旧文学”的一个基本不同点，就是它从开始起就要求文学和人民群众取得联系。以提倡白话文来说，就“五四”当时的先驱者们的主张看来，他们之所以坚决主张“白话当为文学之正宗”（陈独秀语），主要是两方面的理由：第一，当做一种完善地表现进步思想的文学语言，白话是最能胜任、最富有表现力的；第二，白话更能为一般人所读懂，能够普及。这第二点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此“国民文学”或“平民文学”就成为震动一时的口号。虽然所谓“平民”或“国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因为“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 ，这样的口号至少已经显示了文学革命对于“普及”的要求，显示了民主革命的启蒙运动的迫切需要。当时所展开的思想斗争也是尖锐地接触到这一点的，林琴南反对白话文就因为它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也有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而鲁迅在《新青年》随感录中就答复道：“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这些事实说明“五四”时期把提倡白话文来当做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并不完全是只着重在形式方面，而正是为了使进步的文学作品能够获得更多的读者，能够发挥教育人民的效用；是为了“普及”和推动人民革命的发展的。这在实质上就是一个如何使文学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在当时，问题当然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来，但实际上是接触到了的。

这本来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把“大众的”和“民族的、科学的”一同规定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正是科学地概括了由“五四”文学革命发端的新时代的文学区别于过去一切历史阶段文学的新的性质。因此他才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的历史功绩，认为“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我们可以说，追求和探索如何使文学更好地和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是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的发展线索。

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为了适应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需要，晚清也有过不少“启迪民智”的普及文化的活动。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著名论文，正是由“群治”的角度来提倡“新小说”的；而白话谴责小说的盛行，“诗界革命”的提倡，“新民体”散文的流行，话剧形式的输入，也正反映了民主革命的这一启蒙要求。资产阶级在它还领导革命的时代，它总是企图以全民代表的身份来领导群众向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但不仅这些文学改良运动总的说来奏效甚微，不久就都偃旗息鼓了，而且即使在当时，它们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考察问题的角度，那种和封建传统思想难以解脱的种种联系，都谈不上是要求文学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虽然那时也有些先进人物同情于人民群众的悲惨处境，痛感到群众觉悟程度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因而想通过文艺来提高人民的觉悟，从而探索改变他们处境的道路，但这些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追述的，当时“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结果感到的只是“寂寞”。只有到了“五四”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才真正地被提上了历史的日程。因此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第一条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鲁迅以后提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强调文学要反映“国民精神”，写出“现代的我们的国人的魂灵” ，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国民的灵魂，促进人民和民族的觉醒，其着眼点依然是文学与国民的密切联系。随着运动的发展，“国民文学”具有了越来越明确的内容。“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主张的提出 ，“到民间去”的口号在作家中的反应，“民众文化”的提倡，都反映了要求文学与广大的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结合。在创作上，农民第一次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成为新文学的重要主题，这些都显示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的历史特点。所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把寻求正确解决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为新文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形成了一个光荣的传统。

但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五四”时期，无论在理论认识或创作实践上，都还不可能得到明确的解决，而且像这样重大的问题也不是轻易可以解决的。当时有的人提出的所谓绝不能将文学“低就民众”、“只能由少数领着多数跑”等等，都说明距离文艺与人民关系问题的真正解决还相当远。到了无产阶级充分显示出领导作用的“五卅”运动以后，文艺理论上就开始提出了创造“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的口号 ，20年代末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太阳社与创造社的理论家们更明确提出要以“农工大众”为文学的主要服务对象与表现对象 。“左联”成立以后，更明确提出以大众化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中心，这正是看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并企图努力加以解决的措施。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说：

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够了解诗、古文、词一样。新式的绅士和平民之间，还是没有“共同的语言”。既然这样，那么，无论革命文学的内容是多么好，只要这种作品是用绅士的语言写的，那就和平民群众没有关系。

要使新文艺和人民群众发生关系，语言和形式的问题当然重要，并且一定是会在实践中接触到的，但更重要的却是作家与群众结合，解决自己与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距离问题。当时“左联”对大众化是做了许多工作的，如提倡大众语，推行手头字，组织工农通讯员和提倡报告文学等，都取得了一些成就。现在看来，尽管左翼文艺运动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理论或具体措施上有过一些不尽恰当的地方，例如：对于“五四”以来的文学成就估价过低，以及有过一些关于语言有阶级性的理论等等，但把大众化当做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心则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明确指出大众化问题的解决“实为完成一切新任务所必要的道路”，这实质上就是明确了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带有方向性质的关键问题。因为就革命文艺的特点和它的社会作用说来，就革命文艺同它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说来，文艺和群众结合的问题都是一个根本问题。应该说，“左联”时期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或者说文学与人民结合的程度，比之“五四”时期是有了很大进展的。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里指出，文艺的“联合战线”必须以为“工农大众”的“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而绝不能“只为了小团体”，或者“只为了个人”。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对“五四”以来所追求的文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鲁迅的这一观点后来直接为毛泽东同志所引述，并被概括于《讲话》的“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之中。

抗战爆发后，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下，在动员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要求下，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了，许多作家也有了一些通俗文艺创作活动的实践，当时展开的关于“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的创造等问题的讨论，正是“左联”时期大众化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即如何使文艺更好地和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在讨论中，除了强调民族形式的继承与发展、语言的大众化等问题外，还强调了作家应当“投入大众的当中，亲历大众的生活，学习大众的言语，体验大众的要求，表扬大众的使命” 。这里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同作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说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正处于进一步的深化过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他虽然积极支持并参与了关于大众文艺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但他清醒地认识到“文艺大众化”的“全部”实现，即作家与人民大众、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彻底结合，“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作家处于与人民隔绝的状态，不可能深入“革命的旋涡中心” ，作家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与人民的结合就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深入群众生活不仅是革命作家的义务，也是他们所应享的权利，而在反动统治下，处于被迫害状态下的作家是不可能享有这种自由和权利的。另一方面，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解放之前，也没有条件改变自己文化落后的状态，他们对文艺的接受与鉴赏也必然要受到很大的限制。总之，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根本解决，必须有人民自己的“政治之力的帮助”，而在鲁迅的时代，历史条件显然还不成熟，它的解决必须有待于“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 。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功绩，正是在人民大众已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始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翻身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提出了作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一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中心问题，使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不仅在认识上明确了文艺与群众关系问题的重要性，而且也找到了具体实践的途径，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同志正是在总结“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上，既看到了它的贡献，也看到了它的缺点，而给以马克思主义的精辟分析的。对于“大众化”问题，他就做出了这样明确扼要的说明：“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讲得更其生动和具体：

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

文艺作品如何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呢？（这是文艺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作用的前提）首先是作品内容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能够引起群众的爱和憎，感动、理解或共鸣，其次是它的语言形式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而前者当然是更根本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大众化”的解释不仅在理论上是“五四”以来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问题的总结和发展，而且也阐明了革命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不只是他的理性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感情和态度。正如鲁迅所说，同路人作家与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前者虽写革命和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 。作家解决了和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个中心环节，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就使文艺为人民服务有了必要的条件和保证。《讲话》发表以后的许多优秀的创作，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五四”提倡白话文开始，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努力和探索都着重在文学的语言和形式方面，而多少忽略了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与群众结合的问题。当然，语言和形式对于大众化也并不是不重要的，毛泽东同志就对民族形式和语言问题作过重要的论述；但是即使仅就语言和形式的问题说，要解决得好也是有赖于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说：“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而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正是造成文艺工作者“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一个原因。总之，这些问题也只有在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才能够逐渐得到完满的解决。

对于“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所艰辛地探求并努力企图解决的文艺与人民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作出了明确的理论上的阐发，这是我们今天仍然必须坚持的科学原则；它不仅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因此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w6LqhMO5hZuhPA/qT0atSLOhoSu57NdJXP+ZDZAuv3vM63glXtB2O6MPo2XMie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