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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距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在它进行活动的30年代，始终是把“大众化”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的。“左联”成立后讨论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大众化问题，并且成立了大众文艺委员会。在1931年“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明确指出：“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列宁语）为原则，同时也须达到现在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与无产阶级化。”
可见“左联”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因此在30年代，除了在创作实践上进行过各种探索和努力以外，在理论上也进行过三次规模颇大的关于“大众化”问题的公开讨论，参加的人很多，影响也很大；讨论的中心是逐渐深入的。各次讨论中虽然每个人的理解和着重点有所不同，但几乎所有进步作家对于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意义是并无异议的。一直到“左联”停止活动以后，鲁迅还认为“‘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照鲁迅的意思，就是说尽管文学的时代任务有了变化，但文艺必须坚持大众化则是不容置疑的。这个问题既然如此重要，因此当我们考察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绩的时候，首先就必须注意在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左联”所作出的贡献，它是如何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前进和发展。但这个问题却长期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主要是由于有些人片面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的下面一段话：“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因而忽视了文学的发展过程和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脱离了具体环境来苛责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缺点或不足。在“四人帮”猖獗时期，他们更简单地以“化大众”来诬蔑左翼文艺运动，意思是说所谓大众化实质上不过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和毒害劳动人民罢了。这种颠倒黑白的谬论至今仍有影响，必须根据史实予以澄清。因此具体考察一下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经过和主张，回顾一下现代文学在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上的前进的步伐，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事了。
“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本来就是为了适应民主革命的要求，建设平民文学，使文学作品能够获得更多的读者，普及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说是有意识地在寻求使文学能够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方法和途径。但由于新文学本身的弱点和群众文化水平的限制，事实上读者的范围仍然很狭窄，这个问题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初就尖锐地提到历史日程上了。1928年成仿吾在他的著名文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就说：“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后来瞿秋白在分析“大众文艺的问题在哪里”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了解诗、古文、词一样。”“‘五四’的新文学运动，因此差不多对于劳动群众没有影响。”
这样怎么可能使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呢？鲁迅认为“左联”之所以“更加坚实而有力”，就因为它是在已经输入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条件下成立的，使大家可以“互相切磋”
。因此在1930年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以及与蔡特金的谈话（《回忆列宁》）就成为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说它要解决的是在中国如何使文学“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和“招集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到它的行列”的问题，这是左翼文艺运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在讨论中，夏衍引用了列宁的话来说明无产阶级的文学和艺术“本质上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他说：“伟大的革命指导者所指示的纲领，接触着许多原则的观念。不能使大众理解，不能使大众爱好的，决不是大众的文学，决不是普罗列塔利亚自身的文学。”
阳翰笙也引用了列宁的话来说明大众化“是目前必须解决的迫切的任务”，他要求“专门去研讨民间最流行的最大众化的一切作品”来解决“大众化的作品问题”
。当时参加讨论的郭沫若、冯乃超、郑伯奇、鲁迅、蒋光慈、洪灵菲、冯雪峰、钱杏邨、田汉等人，都发表过文章或意见
。他们除了明确和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以外，讨论集中在产生为大众所欢迎的作品和组织培养工农群众作者两个问题上，因此把发展工农通讯员运动提到很重要的位置，目的是使工农群众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读者并从中产生新的作家。《大众文艺》还开辟了“通信栏”，发表过《工厂通信》、《纱厂通信》、《电力工厂斗争底经过》等作品。这次讨论是在“左联”开始活动时进行的，发表意见的人都是左翼作家，目的在于统一认识和进行具体活动。由于当时还缺少实践经验，问题讨论得并不很深入，讲到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意义时也多半是从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着眼，很少接触到文艺本身的特点。因此虽然表现了为大众服务的热情和愿望，但并未达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对文艺界的情况和工农大众的实际文化生活也缺乏必要的分析。这些弱点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但它毕竟把为大众所理解和爱好作为文艺运动和创作的主要目标，这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上是迈出了新的步伐的。就这次讨论的收获而言，则鲁迅的《文艺的大众化》一文是最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他从文艺本身的特点来肯定了文艺应该面向人民的方向，肯定了普及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但他也不赞成当时出现的一些“左”倾空谈的论点，认为在人民教育文化程度不一的情况下就要求作品“全部大众化”，只能是“聊以自慰”，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主张“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因为如果读者的程度过低，则事实上“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如果强使文艺流于“迎合”和“媚悦”大众，“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他认为要使文艺真正属于大众并开展“大规模的设施”，“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而当时还属于这种新时代的准备阶段，“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
。这里他实事求是地估计了工农群众的接受能力和进步作家应该采取的措施；适当地肯定了“五四”以来文艺作品的社会作用；认为在人民群众还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要求全部彻底地解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实际上他是要求左翼作家在大众化问题上必须准备作踏实的持久的努力。应该说，鲁迅的这些意见不仅是清醒的和正确的，而且对“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也是起了实际的指导作用的。
1932年进行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第二次讨论，比前一次要深入和具体。这次讨论的中心已经不是一般地讲大众化的重要意义，而是着重在具体的措施和途径，因此涉及最多的是文艺作品的语言、形式、体裁以及内容和描写技术等问题。就是说问题已经集中到“怎么做”才能取得为大众所欢迎的效果。这是左翼文艺运动在实践中提出来的问题，同时它也反映了“九·一八”以后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向文艺作品提出了新的要求。1932年3月“左联”通过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中就说：“首先，‘左联’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地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具体的说，就是要加紧研究大众文艺，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以及批评一切反动的大众文艺。”除此以外，它也指出“目前一般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非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也应当在文字、体裁及描写等各方面实行大众化，使其不仅为知识分子的读物，在一方面也能为工农大众读者所接受”。
这说明“左联”除积极地多方面地加强普及工作以外，对作家的创作也是同样提出了大众化的要求的。由于“左联”的重视，不仅许多作家都参加了大众文艺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普及性的作品，著名的如鲁迅的民歌体诗《好东西》、《公民科歌》、《南京民谣》和《“言词争执”歌》，瞿秋白的“乱来腔”《东洋人出兵》等，而且理论探讨的规模也很大，《北斗》、《文艺新闻》都发起了征文，各种文艺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参加讨论的人也比较广泛，如陈望道、郑振铎等人都写了文章
。这次讨论涉及到许多重要问题，对当时和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文艺大众化首先要求作品能使大众看得懂，唱本和连环图画等在大众中流行的形式自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因此关于大众文艺的形式体裁问题就成了讨论中涉及最多的一个方面。这里有通俗形式与艺术质量的关系问题，有旧形式的采用与改造的问题，也有新形式的创造与输入的问题。有些人虽然承认唱本和连环图画等可以产生宣传鼓动的作用，但不承认它有艺术价值；“第三种人”苏汶就用嘲讽的口吻问道：“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
鲁迅的《“连环图画”辩护》一文就引用了中外美术史的许多事实，说明只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通俗形式的作品“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他指出提倡连环图画并不“蔑弃大幅的油画和水彩画”那种高级形式的作品，但应该同样看重连环图画这类形式，因为“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这里不仅说明了重视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的重要性，而且说明普及性的作品同样需要作者追求“好的内容和技术”，努力提高艺术质量。在利用旧形式的问题上，瞿秋白在主张运用旧式体裁的同时，也提出了预防盲目模仿旧式体裁的投降主义。他认为“应当做到两点：第一，是依照旧式体裁而加以改革；第二，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创造出新的形式”
。这一思想在鲁迅后来写的《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得到了阐发，他从接受文艺遗产的高度来考察了中国的艺术史，论述了新文艺对历史遗产的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些意见对于促进文艺创作努力取得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有很大贡献的。除了利用旧形式之外，周扬主张也“要尽量地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
。其中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就是由于“左联”的倡导而在中国得到繁荣和发展的。不仅30年代就产生过像夏衍的《包身工》那样的优秀作品，而且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深受群众欢迎的一种文学体裁。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为了使大众看得懂，语言问题自然成了讨论的重点。“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由于受到翻译的外国作品的影响，语言的“欧化”倾向相当普遍，这就妨碍了文学的普及程度，因为它不符合群众的习惯和爱好。这当中自然还有题材内容和表现方式等复杂的原因，但语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瞿秋白认为用什么话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
。关于大众语的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是1934年那次大规模的论争的中心，但许多重要论点在这一次讨论中就已经涉及到了。瞿秋白强调大众文艺所用的语言“应当是更浅近的普通俗语，标准是：当读给工人听的时候，他们可以懂得”
。周扬认为“只有从大众生活的锻冶场里才能锻冶出大众所理解的文字，只有从斗争生活里才能使文字无限地丰富起来”
。由于当时在对“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估价上有分歧，以及在都市工人中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大众的普通话有不同的看法，因而有些意见是并不一致的。但许多人都强调了从人民群众的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因而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讨论也注意到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瞿秋白主张“普洛作家要写工人民众和一切题材，都要从无产阶级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社会斗争”。他号召文学青年“到群众中间去学习”，“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
。周扬认为“最要紧的是内容”，主要任务应该是描写大众的斗争生活，而且认为革命作家应该是“实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
。在艺术表现方面，茅盾强调大众文艺除了读得出听得懂之外，还“必须使听者或读者感动”。他认为作品必须从行动上来描写人物的性格，多用“合于大众口味的艺术的动的描写”，
才能产生感人的力量。上述这些论点都接触到了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方面，显示了讨论的深入和进展。
1934年的讨论是以大众语为中心展开的，它与文艺大众化有联系，有些文章也谈到了大众语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但讨论的中心是语言文字问题。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就左翼文化运动来说，既然把为工农大众服务当做工作的首要任务，在群众被剥夺了文化教育权利的反动统治下，自然要为打破统治者的文化垄断和争取群众的文化教育权利而斗争，因此对于文化界的反对复古主义和提倡语文改革的活动当然是要引导和支持的。同时这也是当时反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1934年是国民党反动文化统治最猖獗的时期，他们提倡以封建道德为中心的“新生活运动”，残酷迫害进步文化，许多左翼刊物都被迫停刊了。正是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国民党一些御用文人公然在报刊上提出了“复兴文言”的主张，同“五四”时期国粹派反对白话文完全唱的是一个调子；另外还有人提倡什么“语录式”（白话的文言）的文体。这一股开倒车的逆流引起了文化教育界的强烈反响，因而引起了关于语文问题的一场广泛的论争。复古派用指摘白话文的缺点来提倡文言文，进步文化界则为纠正白话文的脱离群众而提倡大众语。陈子展在《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中说：“从前为了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
由于这是一场为文化教育界所普遍关心的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参加的人很多，发表了许多文章，而且讨论是在发行量很大的《申报》、《中华日报》、《大晚报》等报刊上展开的，与以前只在左翼刊物上的讨论不同，因此社会影响也很大。因为参加的人很广泛，所以文章的论点也相当驳杂。而且除批判复古主义以外，左翼作家对于大众语和大众文艺，很难像以前那样鲜明地和充分地展开自己的论点。因此这次论争虽然规模很大，但主要收获是在进行文化斗争和扩大思想影响方面。在讨论中，由于反对复兴文言，进而讨论到大众语与白话文的关系问题，纠正了上一次对“五四”新文学和白话文否定过多的偏向。而且既然要提倡大众语，就必然要讨论到普通话的性质和方言土语问题，在文字上则由于汉字的难学难写进而提倡汉语的拼音化（当时称做“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的简化（当时叫“手头字”）。叶籁士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大众语——土话——拉丁化》
，后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就是由此发韧的。就当时的社会影响说，它实际上表现为一场群众要求文化权利和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
在论争中也讨论到大众文艺的问题，谈得比较多的是关于作家必须实际接近大众，向大众学习语言的重要性，以及作品中采用方言土语的得失，并由此谈到方言文学的问题。虽然讨论得不够深入，但由于语言文字是形式的中心，而且提倡大众语的出发点是为了使作品为大众所理解和爱好，因而对文艺大众化运动仍然是有促进作用的。
最近看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文坛五十年》的书，作者是这次论争的积极参加者，他想以回忆录和随感的形式来写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但个人的经历毕竟有限，如果据之作出某种判断，反而会为见闻所囿。在这本书的《大众语运动》一节里，作者谈到了针对当时的“文言复兴”逆流，他和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等人商量，决定提出大众语口号的经过。提供这种史料本来是好事，但他由此断言别人认为“鲁迅奠定了基本观点”以及“有人还牵到宋阳即瞿秋白身上去，好似这是他倡导的，那更牛头不对马嘴了”。意思很清楚，就是说这次论争与瞿秋白、鲁迅，以及左翼运动是毫无关系的。瞿秋白确实没有参加这次论争，大众语这一个词也是在这次论争中提出来的，但这都不能说明它与瞿秋白没有关系。这次讨论中主张大众语的许多基本论点都是1932年瞿氏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点的阐述和发挥；关于汉语拉丁化的主张也是瞿氏于1932年首倡的，现在的《瞿秋白文集》中就收有他写的《新中国文草案》。这一事实当时许多参加讨论的人都是清楚的，例如魏猛克在《普通话与“大众语”》一文中就慨叹1932年宋阳的文章发表以后，由于《文学月报》停刊而未能深入讨论，认为必须重新“成为一个新的运动”
。这种情况反动派也是知道的，国民党反动文人李焰生就说：“所谓大众语文，意义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现在，那时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数年前已经很热闹的讨论过，——这是继普罗文艺而来的。”
他这样说的目的当然是在用政治迫害来恐吓参加讨论的人，但从大众化运动的脉络来说，这次论争并不是与瞿氏的论点没有关系。至于鲁迅，他写了不少的文章来参加讨论；如果说“基本观点”是指论争的成果和收获的话，那么鲁迅的《门外文谈》正是接触到论争中所有的重要问题，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予以正确的分析和解答的。当时左翼作家虽然正遭到残酷的迫害，但积极参加讨论的人也不是个别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次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重要论争，它本来就是在左翼大众化运动的影响和支持下展开的。
鲁迅的《门外文谈》从文字和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角度，考察了文化发展的规律以及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综合地阐述了大众语、拉丁化和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意义和必然性。不仅论点鲜明，文字显豁，而且有针对性地批评和纠正了论争中所出现的一些错误或偏颇的看法。鲁迅认为历史上的人民口头创作“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方言土语里常有意味深长的“炼话”，“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他强调“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因此“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一句话，将文学交给一切人。”这就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和文化的创造者的高度，阐明了大众化的重要意义。对于大众语和大众文艺的关系，他在《花边文学·做文章》一文中借高尔基的话作了说明：“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这里所解释的文学创作和群众语言的关系，同样可以说明关于大众语的讨论对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奠基的作用。
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不仅在扩大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阵地、形成一支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队伍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而且总的看来，它还促使创作的内容和风貌较之“五四”时期与群众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是说它就没有缺点和错误。由于它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进行的，文艺工作者被剥夺了深入群众和发表言论的自由，同时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尚处于缺乏经验的开始阶段，理论上又受到了一些“左”的干扰，因而发生一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例如要求“脱弃‘五四’的衣衫”以及把“五四”新文学称为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等论点，就显然是不正确的
。但如果我们历史地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和社会影响来考察，则如前所述，那成就和贡献显然是不容低估的。事物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也只有在文艺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进展道路上来考察，才符合历史的实际。它上承“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以后又发展为抗战时期的通俗文艺的创作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都是沿着努力追求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这一线索向前进展的，这是一个宝贵的传统，它深刻地显示了现代文学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人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情况下发表的，如《讲话》所说，那里已经不存在“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的状况，已经和3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属于“两个历史时代”，因而革命文艺运动所面临的问题和所要解决的途径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了。这说明我们的文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怎么可以由此来否定过去艰苦地战斗过来的历程和贡献呢！事实上毛泽东同志已经说明“‘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是讲话时考虑问题所依据的一个“事实的基础”，而且明确指出了“革命的文学艺术问题，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并没有否定过去的意思。从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来看，《讲话》所要解决的仍然是在新的条件下文艺如何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这个根本问题；因此决不能用《讲话》来贬低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功绩。就说“化大众”这个提法罢，也并不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罪孽深重”；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对群众有宣传教育和认识生活的作用，那么文艺工作者努力追求用革命的思想内容来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法和途径，又有什么不对呢！至于谈到作家自己思想感情的改造，那也只能要求在革命实践（包括创作实践）中去解决，而不能要求先彻底改造好了再开始工作。鲁迅在1934年讨论大众化问题时就指出：“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娄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当时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许多人，包括鲁迅，正是按照这种精神来积极活动的。
文艺是属于人民的。文艺如何更有效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虽然文艺反映人民生活并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原则是应该坚持不渝的，但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绪是和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的，是根据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的。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人民群众会不断提出新的关心的问题和新的精神生活的需要，这就必然要对文艺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也必然会有许多新的问题要求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或总结。而历史的经验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因为它可以为今天的实践提供借鉴。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是概括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当我们想到在30年代那样艰险的历史条件下，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是那样为文艺与人民群众的结合而全力奋斗的时候，当然是会激发起我们为人民的文艺事业奋勇献身的高度热情的。
——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
1980年2月13日
原题《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载1980年《文艺报》第3期，署名王瑶。收《王瑶全集》第5卷《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改题为《关于文艺大众化——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