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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肯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伟大贡献，这是与我们在文艺战线上拥有一支爱国的追求进步与革新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队伍密切相关的。尽管在“五四”时期绝大部分作者都还是民主主义者，就作品所写的内容说，则有的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烦恼、进步和追求，有的描写了小市民群的苦闷、挣扎和分化，也有的暴露了不少统治者或上层人物的残暴、堕落和腐化，展示了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麻木、苦难和抗争。这些作品从总的倾向看是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愿望并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总路线的，因此能够受到人民的欢迎并对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但它还属于民主主义文学的范畴，思想上还有弱点。如何评价民主主义文学的作用和贡献，是同如何评价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地位和弱点密切联系的。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初期，曾经出现过反对“失掉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和对民主主义文学的全盘否定，与此相联系的，是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作用及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民主主义文学的影响，把“五四”文学革命完全看做是资产阶级的运动。正是鲁迅，在与“左”倾观点的斗争中，充分肯定了“五四”文学革命“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包括自己作品在内的“五四”时期的民主主义文学“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在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作家及其文学的问题上，鲁迅认真考察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关于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争论及其历史经验，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几步路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同时他也指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
，无产阶级作家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坚持原则，扩大思想影响。他说：“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这里既肯定了民主主义文学的进步作用和贡献，又指出了无产阶级作家对其同盟者的分析和帮助、团结和批评的不容忽视的领导作用。“五四”时期，无产阶级文学还处于萌芽状态，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因素”主要是指方向道路说的；就作品内容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创作中的体现还很少，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方面。民主主义文学客观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许多作者正是在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下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的。以后无产阶级文学虽然逐渐成长壮大了起来，但民主主义文学的进步作用并未消失，直到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民主主义作家仍然是作为同盟者而与无产阶级作家共同构成我们的文艺队伍的。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民主主义文学不仅拥有众多的作者与广泛的影响，而且这些作者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有为人民眼务的愿望，因而就能够与无产阶级文学一起，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首先是“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
。因此如何评价和对待小资产阶级作家及民主主义文学，对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先肯定了“五四”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点的伟大意义，肯定了这个运动的统一战线性质及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作用，并且充分肯定了鲁迅作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所代表的方向。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鲁迅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毛泽东同志于1940年总结这支“文化新军”二十年来的战绩时，就充分肯定了鲁迅的“主将”的作用，这当然也就是肯定了“五四”以来民主主义文学的进步作用和历史贡献。因为从这支文艺队伍的实际情况看，许多人尽管经历不同，时间有别，但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向革命主流靠拢，经历了大体上如鲁迅那样的思想发展道路，因此“鲁迅的方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许多人的贡献虽然不能与鲁迅并论，但正如战士与主将的关系那样，也是向着同一方向前进的。这种现象是为人民革命的性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所决定的，正如鲁迅所说：“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小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是有思想弱点的，这种弱点也会给创作带来消极性的影响，但我们不能脱离作家的社会实践（包括创作实践）和政治态度而只抽象地从世界观上看问题，这是会得出简单化的结论的。即使仅就作品来说，决定它成功与否的因素也很复杂，世界观虽然对创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决不能认为是唯一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初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左”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这个教训必须记取。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关于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的一段话是很精辟的，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作家在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上同广大作家进行团结和展开斗争的思想。根据“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任务，他提出了抗日、民主、艺术方法和艺术作风等不同层次的团结基础，“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毛泽东同志从政治上和艺术倾向上明确了文艺队伍中不同层次的团结的基础，也指出了进行斗争或批评的必要性，因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同志之间的批评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无产阶级思想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方法。在广大的文艺队伍中，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肯定了小资产阶级作家有两个优点，一是比较接近革命；二是比较接近劳动人民。这同他对过去作家的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即要看一个作家对人民的态度及在历史上是否有进步意义，而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是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和同劳动人民结合的愿望的。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当然也有很多缺点，这是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克服的，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说来，“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应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分析既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也是符合文艺队伍的实际情况的，这一思想今天仍然有它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但毛泽东同志出于对文艺工作者的严格要求，对解放区文艺队伍的估计似乎偏低了一些，好像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文艺家，所有的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而且都想顽强地表现自己，而依了小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样的估计和提法是不确切的，而且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也不好。解放区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已经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另外还有许多是因为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投奔到解放区的人，他们尽管还有各种缺点，但把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国民党）相提并论，显然是不适当的，从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看，应该说30年代初我国就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的作家。鲁迅称赞殷夫的诗是“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是“属于别一世界”的诗人，显然肯定他是无产阶级的作家，更不用说鲁迅自己了。就解放区的文艺工作队伍说，最近发表的陈云同志1943年《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是讲文艺工作者在作风上的缺点的，但他也同时指出这些同志的头一条优点就是“他们拥护光明，反对黑暗，拥护工农兵，反对侵略者，这是任何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人所不能比拟的”。应该说，这种估计是符合当时解放区文艺队伍的实际的。《讲话》的提法实际上是把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又批评了小资产阶级作家总是把作品当做“自我表现”来创作的，而这就会引起“亡党亡国的危险”，必须“向他们大喝一声”。这种理论上的偏颇当然会在文艺工作者中产生影响。当时许多作家尽管在思想上或作品中还有很多缺点，但他们是衷心拥护革命的，为了不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他们宁愿在作品中不表现自己的主观感受，不写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知识分子。结果是在1942年以后解放区的作品里，几乎没有抒情诗，没有抒情散文，也很少有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有的只是着重客观描绘的叙事诗、报告文学和故事性较强的小说。在这些作品里很少有反映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即使有也一定是被嘲笑和批判的对象。总之，作家为了避免“自我表现”，作品中几乎都不敢写到“我”，这就使通过作家独特的艺术感受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个性不鲜明了。解放区的作品确实展示了新的面貌，把现代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但风格不够多样，没有形成多种艺术流派，这恐怕都与作家的艺术个性不够鲜明有关。人是认识世界的主体，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受来反映现实生活，也可以对客观现实采取直接抒发感情的形式，问题在于这种感情与人民是否相通，而不在采用了直接抒情的方式。我们通常所反对的自我表现是指作品所表现的不健康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而不是反对作品要有艺术个性，要有激情。过去在批判“自我表现”的时候，往往把它的含义扩大了，有时甚至否定了一些正确的东西，肯定或美化了一些小生产者的甚至是封建性的落后意识，这就使作家在创作时有所踌躇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首《反诘》的诗，是讽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诗中说：
无产阶级文化派
既不说“我”，
也不说个人。
“我”
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看来
反正是不体面的。
我们并不赞成作家抒发那种颓废消极或缠绵悱恻式的情绪，但和人民相通的富有时代感的激情为什么不可以通过作家的感受来抒发呢？《夜歌》的作者何其芳同志，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漂亮，抒情性很强，但他自称“在1942年春天以后，我就没有再写诗了”。他认为“学习理论，检讨与改造自己”是“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
。作家出于革命责任感决定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不能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全国解放后仍不时出现，50年代康生批评丁玲同志的《粮秣主任》的文章，就说她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是个人主义的自我表现。在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对民主主义文学的进步意义估计不足，更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仍然需要与民主主义者结成反封建与反迷信落后的思想联盟，不承认民主主义文学仍然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对巴金作品的多次批判，即其一例。这些现象并不完全是由《讲话》的提法引起的，有的甚至是对《讲话》的歪曲，但它们都是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社会思潮的产物，而这种不信任情绪在《讲话》中已露端倪。正如胡乔木同志所分析：“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
这种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思潮在我们这样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决不应再蹈覆辙。我们当然要发展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但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也应该把民主主义文学作为整个文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文艺队伍应该是很广大的。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文献，我们必须坚持它的基本原则，指导我们的实践。它在现代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文学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外有人认为《讲话》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已进入“凋零期”的那种观点
，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是一种偏见。但我们对《讲话》也不能采取“够用一辈子”的教条主义态度。毛泽东同志讲得好：“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必须坚持那些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但也应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研究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讲话》既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因此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的分析态度，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较大的进展。
1982年8月3日整理于大连
原题《从现代文学的发展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载1982年《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署名王瑶。收《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又收《王瑶全集》第5卷《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改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