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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治的本性，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有言：“法律乃公正善良之术。”自此以后，公平正义成为法律固有的属性。所谓“术”就是指一种技艺和工具。一方面，法律是一种实现公平正义的技艺，法谚云：“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 Jus est ars boni et aequi ）。所谓“艺术”，就体现了法律作为人们长时间智慧积累的结果，公平正义的实现也需要法律职业者不断提高自己的从业技术。另一方面，法律相对于公平正义而言具有工具价值，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重要手段。
公平正义是一切法律所追求的价值，是法律的精髓和灵魂。正义体现了某种秩序的内在要求，是构建普适性秩序的内在需要。换言之，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以调整社会关系为目的，必然以正义作为其基本价值。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9世纪的《法国民法典》曾被称为是自然法的产物，反映了自然法的要求。波塔利斯指出，“实定法是永恒的正义的要求，一切立法者都不过是这种永恒正义的诠释者，否则一切法律都会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他把法律作为自然道德法则中正义价值的一种体现。尽管对法律的最高价值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学派仍然看法不一，但按照大多数人的看法，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一方面，法律是公平之术。“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是非曲直，一准于法，法为评判是非曲直的准绳，其具有公平的特点，这就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也体现为法律上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只有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够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民主法治。可见，法律作为公平之术也是民主法治原则的当然要求。另一方面，法律也是正义之术。其在立法和司法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这就是说，在立法上要体现分配正义的要求，立法要本着公平的原则来配置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在司法上要体现正义的要求，当立法上的分配正义在现实生活中受到阻碍时，就需要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进行矫正。
“法律是公平正义之术”的说法，在今天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首先，它是民法的判断标准。既然公平是法律的最高目的，那么，立法中要以公平正义作为其追求目标，并据此配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立法为民就应当以立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正义是一切规则存在的正当性基础。笔者曾经参与了一些重要民事法律的制定，深感在立法中贯彻公平正义价值的重要意义。例如，《合同法》的重要目的是保障合同严守，而遵守合同就是交易正义的当然要求。《物权法》要全面保障物权，因为按照洛克的看法，在没有财产权的地方，也就没有社会的正义。所以保障物权也就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应有之义。《侵权责任法》确立了不得损害他人，造成损害应予赔偿的原则，这些都是千百年来流传的正义法则。《侵权责任法》强调对无辜的受害人提供充分的救济，并制裁不法行为人，这也是矫正正义的必然要求。现代民法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强化对弱者的保护，其实也是实质正义的充分体现。所以，检验法律究竟是“善法还是恶法”，说到底就是要判断其是否可以体现正义的价值。公平正义不仅在所有的价值中处于最高的位阶，而且，如果缺乏正义价值，相关的制度和规则就不可能在冲突利益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因为在法律中可能存在多种价值，各种价值也可能相互冲突，但是，价值的位阶性就可以妥当地解决此种冲突。所以，公平正义价值能够指导立法中法典价值体系的统一性。
其次，公平正义价值也是司法活动的最高指导。在纠纷的解决方面，正义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过去我国法院裁判中一直主张公平效率是司法的永恒价值。我认为，公平和效率价值存在一定的主次关系，公平是司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不能单纯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不能以效率价值取代公平正义或者将其置于公平正义价值之上。正义是平衡各方利益、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现在在司法中以“案结事了”为办案目标，从化解矛盾的角度看，这一提法是正确的，但“案结事了”必须以公正为基础和前提。否则，不可能实现案结事了。所谓司法为民，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司法公正，使得人民群众在每一个个案中真正感受到正义，而绝不能让不公正的司法审判伤害人民群众对正义的感受。“无私谓之公，无偏谓之正。”这就要求司法审判人员应当在司法裁判中做到公正司法，明辨是非、依法裁判。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和化解矛盾必须考虑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这些都是司法裁判的当然任务。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永远是法治的价值和基本理念。只有秉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在立法中公平解决各种利益的冲突，合理分配各项权利，在司法过程中保护各项权利并妥善解决各项权利之间的冲突，才能将依法治国战略部署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