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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从维护唐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加强封建法制出发，十分强调依法断狱。
唐律认为，唐虽有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但只有律才是断狱的主要依据，故司法官断狱必须依律文，不可擅自引用其他条文。《唐律疏议·名例》“称日年及众谋”条“疏议”说：“令为课役生文，律以定刑立制。……刑名事重，止可依据籍书。律、令文殊，不可破律从令。”同时，律已对犯罪问题作了较为完整的规定，基本能适应断狱需要。《唐律疏议·断狱》“断罪不具引律令格式”条“疏议”说，“犯罪之人，皆有条制。断狱之法，须凭正文”，并按律定罪量刑，“违者笞三十”。就是皇帝的敕令，也不可普遍适用。《唐律疏议·断狱》“辄引制敕断罪”条规定：“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唐律的个别条款还流露出罪行法定的思想，即律无明文规定的不科罪，把它作为依法断狱的一个表现。《唐律疏议·擅兴》“主将临阵先退”条规定：“诸主将以下，临阵先退；若寇贼对阵，舍仗投军及弃贼来降，而辄杀者：斩。即违犯军令，军还以后，在律有条者，依律断；无条者，勿论。”此条“疏议”对“无条者，勿论”作了解释：“若违犯军中号令者，军还以后，其所违之罪，在律有条者，仍依律断。直违将军教令，在律无条，军还之后，不合论罪。”
唐律十分重视依法量刑，把它作为依法断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重视依法加减刑。唐律规定的五刑共有二十等，加、减刑时的等数不同，加刑时逐等加，减刑时死、流各以一等减。《唐律疏议·名例》“称加减”条规定：“诸称‘加’者，就重次；称‘减’者，就轻次。惟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加者，数满乃坐，又不得加至于死；本条加入死者，依本条。其罪止有半年徒，若应加杖者，杖一百；应减者，以杖九十为次。”第二，重视依法对数罪的量刑。唐律对数罪的量刑根据不同情况而定，主要有：首先，一般情况采取吸收原则。《唐律疏议·名例》“二罪从重”条规定：“诸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等者，从一。若一罪先发，已经论决，余罪后发，其轻若等，勿论；重者更论之，通计前罪，以充后数。”其次，个别罪适用累科办法。《唐律疏议·名例》“二罪从重”条还规定：“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若罪法不等者，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位论。”最后，规定最高的用刑限度。《唐律疏议·名例》“犯罪已发已配更为罪”条规定，凡更犯“累流、徒应役者，不得过四年。若更犯流、徒罪者，准加杖例。其杖罪以下，亦各依数决之，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其应加杖者，亦如之”。第三，重视依法对疑罪量刑。唐律认为，疑中可能会有冤、假、错，故不可擅断，应当别论。《唐律疏议·断狱》“疑罪”条规定，疑罪包括：“虚实之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此条同时规定了处理办法：“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即疑狱，法官执见不同者，得为异议，议不得过三。”如果司法官违反以上规定，都要依“出入人罪”受罚。
唐律认为，依法断狱是司法的主要内容，违法断狱行为会对法制甚至国家造成危害，因此必须严究这类犯罪者的法律责任。根据这类犯罪的特点，唐律以反坐为原则严惩犯罪人。《唐律疏议·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规定：“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刑名易者：从笞入杖、从徒入流亦以所剩论，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加之。即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囚自死，各听减一等。即别使推事，通状失情者，各又减二等；所司已承误断讫，即从失出入法。虽有出入，于决罚不异者，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