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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是唐统治阶级实现其国家职能的关键人物。因此，唐代皇帝一方面笼络官吏，另一方面又强调严格治吏，制裁各种犯罪行为。这一思想在唐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唐律的每一律都有关于治吏的内容，其中《职制律》又专为治吏而设，内容非常具体，涉及官吏的设置、贡举、出勤、职责以及犯罪后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各个方面，罪名、罪行、处罚等都应有尽有。《唐律疏议·职制》“置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条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后人知而听者，减前人署置一等；规求者为徒坐，被征须者勿论。即军务要速，量事权置者，不用此律。”“贡举非其人”条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三等。承言不觉，又减一等；知而听行，与同罪。”可见，规定的内容都十分详尽。
官吏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被监临者的行为负责。被监临者犯了罪，监临官吏也要负连带责任，受到处罚。《唐律疏议·职制》“合和御药有误”条规定：“凡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绞；料理简择不精者，徒一年；未进御者，各减一等；监当官司，各减医一等。”《唐律疏议·卫禁》“宫殿作罢不出”条规定：“诸在宫殿内作罢而不出者，宫内，徒一年；殿内，徒二年；御在所者，绞。不觉及迷误者，上请。将领主司知者，与同罪。”
唐律对官吏犯罪的处罚很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官、民犯类似的罪，处罚却是官重民轻。例如，同是非法占田，《唐律疏议·户婚》“在官侵占夺私田”条规定，凡官吏侵占私田的，“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妄认盗卖公私田”条则规定，一般公民侵占公私田的，“一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前者处罚明显重于后者。二是官吏如犯有严重的、直接有损国家政权的行为，一切特权都要失效，与民一样依律问罪。唐律认为，官承皇恩，必须服从皇命，不可与皇帝离心离德。《唐律疏议·名例》“十恶”条“疏议”说，臣下不可“图逆节，而有无君之心”；如有，必大刑侍候，一切特权取消，严惩不贷。唐律虽规定官僚有议、请、减、赎和官当等特权，但犯有严重的、直接有损皇权的行为都不适用这些规定。《唐律疏议·名例》“八议者”条明确规定：“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律。”“皇太子妃”条规定，凡上请者，“其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