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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分为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前期思想和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从已出版的著作和笔记来看，维特根斯坦前期较少思考美学问题，后期美学和艺术才进入他的视野，成为集中思考的主题。本书将致力于梳理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美学与艺术观念，力求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美学与艺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呈现出来，并吸收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材料以推动其美学与艺术观念的分析。
目前，国际上维特根斯坦研究越来越兴盛，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进入21世纪，这种研究热潮依然不减，维特根斯坦已经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度远未被我们完全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国际上维特根斯坦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哲学、数学哲学、伦理学、宗教、政治哲学、社会学等方面，与之相比，美学与艺术方面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远远没有充分展开，作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美学家的地位还没有被充分认识，但国际维特根斯坦研究界已经开始重视其美学与艺术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学与艺术思想的阐发，一是美学与艺术思想的借鉴、发挥。前一个方面最重要的例证就是1983年8月15-21日第八届维特根斯坦研究大会在奥地利的基尔希堡召开，会议专门以维特根斯坦美学与艺术观念为议题，讨论热烈，并于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由维也纳的Hoelder-Pichler-Tempsky出版社出版，收录了44篇重要论文，论题涉及美学与艺术方法、审美创造、美学与诠释学、语义学与虚构概念、艺术制度等几个方面。
其后关于维特根斯坦美学与艺术问题的论文逐渐多起来，但集中研究的专著却很少见，只有寥寥数部，重要的著作主要有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盖博·海博格（Garry Hagberg）教授的《艺术作为语言》（
Art as Language
）
和《意义与解释》（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
，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却以数十部乃至上百部计，这说明对维特根斯坦美学与艺术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后一个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学与艺术的发展上。莫里斯·魏茨（Morris Weitz）的艺术无本质论、乔治·迪基（Gorge Dickey）的艺术制度论都直接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启发，目前在中国影响巨大的艾伦·丹托（Allen Danto）的艺术相关性观点间接地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启发。西方现代美学与艺术不谈维特根斯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国内维特根斯坦研究也有渐渐兴盛之势，前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以韩林合为代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以陈嘉映为代表，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语言哲学和数学哲学方面，其他方面的研究较为少见，美学与艺术方面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目前只有四十余篇专题论文、一部专著、一部博士论文，大多集中在家族相似、语言游戏、生活形式以及美学之死等方面，有一定的启发性，也有助于填补此方面的空白，但就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性而言，这些成果还远远不够，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误解。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赵汀阳的论文《维特根斯坦美学：划界问题》
和刘程《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研究》
是质量较高的，能够把握到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的核心进行阐述。从思想的宏观把握上较为准确，但结构和细节阐发还有很多需要增强之处，与英文研究成果比较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刘悦笛《分析美学史》
虽非专门研究维特根斯坦美学的著作，但在专论维特根斯坦美学的章节里，显示出对维特根斯坦相当准确的理解。
从总体上，国内外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后期美学思想的阐发还留有巨大空白，由于维特根斯坦的美学与艺术思想与其整体思考密切相关，所以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其后期整体思想才能较好地进行阐释。
不须讳言，在当代中国学术环境中，语言分析美学境地尴尬。一方面，作为一种当代西方学术流派，分析美学已经处于衰退的境况，西方学界已经从分析潮流中摆脱出来，对语言分析方法进行了深入反思，这也给中国学界带来重大的影响，因为一种学术潮流在西方的落潮往往使中国学界的跟随愿望降低，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观念反应；另一方面，中国美学和文化思维惯性又不甚喜欢语言分析这一看似琐碎的分析方式，认为这一方式不去解决大的整体性宏观的问题，只关注小的问题，而且用严格的分析态度来对待人文学问题，这也让习惯于宏观把握和诗性思维的中国学界不太喜爱。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合乎情理的拒斥态度。
语言分析美学的这一困境可以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学大量涌入中国，语言分析美学曾一度受到过关注，当然它不可能像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后殖民等流派那样受到重视，甚至也不及符号学、新批评等流布并不广泛的学术观念的影响，但毕竟进行了一些研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对当代影响大的一些分析美学家做了介绍分析，也翻译了一些相关著述，但从整体上看，语言分析美学还属于不太受重视的学术流派，其学术方法也未取得更广泛的支持和追随，语言分析美学在西方学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中国学界似乎是不可复制的。相比较而言，另外一种具有严格分析精神的学术流派现象学在中国学界似乎幸运得多，当然意识分析与语言分析还不一样，意识分析有一种精神方面的强度，它带给研究者一种强大的精神幻想，仿佛我们能够凭借意识的力量像做精密手术一样对意识进行分析，这对意识自身的间离感要求很高。相比较而言，语言分析与现象学分析就不一样，现象学依然存在一种整体感，一种普遍性的要求，而语言分析却放弃了这一普遍性要求，将其归入语词误用的范围，走向语境化的语言分析，这就不免降低了对渴求普遍魔力的学者的吸引力。
语言论美学在中国的困境是否就意味着这一学术路径的没落（不适应）呢？其实不然。我们经常认为一种思想的水土不服就意味着这一学术思想与中国语境不合拍，不接中国的“地气”，其实，这一观念未免过于简单化和凡庸化。一种学术思想不能仅仅看它的一时发展，而要看这一学术思想是否具有真正价值，是否能深刻地改造中国的学术思考。我认为语言论转向是可以做到的。一种学术思想的价值并不以持有此种见解的人数多寡来断定，而是依照其真正的学术思考深度为基础，只要具有真正的学术思考深度，它必须会在某个时间被大多数研究者接受，成为所谓的热潮，但在此之前，守住清冷的研究岁月却是必要的，也是学术研究最自然的经历。
以维特根斯坦思想为起点之一的语言分析美学在西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的方法从哲学界泛滥至美学、文学、法律、社会学、宗教、艺术等各个学科，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分析方法，语言分析方法作为一种美学浪潮的确退潮了，但作为一种基本的学术分析方法却更加普遍化了，它已经成为基本学术训练的一部分，内化在基本的学术观念中。相比而言，中国学界从未经历过这一普遍化和内化，只是看到语言分析美学的没落就将其抛在一边，这就不是出自理性反思，而是一种盲从。从学术惯性的角度看，沿着同一种学术观念发展自然具有优势，因为走上这一条道路的学者人数众多，理解者也多，而转到人数少的道路上理解者自然就少，中国学术界较少经历这种看起来琐碎的学术分析方法的锤炼，自然产生先天的抗拒，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从学术惯性演化来的学术惰性。从整体观之，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较之西方学术还有比较大的追赶空间，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赶上或超过了西方学术研究水准，但在语言分析上来看，我们无疑还是小学生。虽然语言分析美学看起来不太亲近中国学术研究的个性，但是一来，缺之当补之，二来通过用汉语来表述、思考分析美学观念，这本身就是扩展汉语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具有普泛效力的学术思想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将语言分析美学彻底地思入汉语之中，是提升中国人文学术研究质量的最基本方式。这一方式存在于每一个研究者的具体研究活动之中，但我们却往往忽视它的存在，把这一最基础地吸收西方学术的方式简单地外化为中国思想与西方学术的二元对立，并且连篇累牍地探讨中国学术怎样学习西方，怎么吸收西方学术，而看不到这一吸收本来就已经在所有的介绍、陈述、评判、批驳、运用、变化等等之中了。正是运用汉语这一语言进行思考，语言分析美学才真正会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研究者的责任不仅在于为这一吸收借鉴做出宏观上的、整体性的辩护，更在于将这一学术思想的每一个细节内化在自身的思考当中，自觉乃至自然地运用好每一个语言学观念，使之成为自己的基础观念，进而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部分（无论是以并立、对立还是以融合的方式）。两者相较，后者更应该成为基础性的工作，因为没有细节上的纯熟应用，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就没有整体接受；只有后者才具有辩护的力量，而前者是一种前导性的观念，它引人注意，开辟道路，但道路坚实与否却由铺设道路的一个个具体细节来保证。
语言学无疑是文论和美学研究的一件利器。20世纪60年代，人文研究领域的语言论转向
基本成为共识，理查·罗蒂所编的同名论集《语言论转向》
引起了极大反响，也成为语言论转向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学涌入中国，语言论转向的观念也开始产生影响，有一批研究语言论转向的专著和论文出现，一批学者自觉关注各个人文学科的语言问题，在语言论转向的翻译、介绍、整理以及运用上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依然遗憾地看到，语言论转向在中国没有生根，只是一种知识性的介绍和了解，没能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普遍性思考方法，在这方面，它远不能跟现象学、解释学相比，更比不上其后的文化研究，更不用提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历史研究模式。一般的学术观念认为，虽然语言论转向在西方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中国接受的时间延后了三十年，时世异也，自然需要有保留、有选择地吸收；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更新的学术潮流，已经覆盖了语言论转向的影响，压缩了语言论转向的空间，并消减了语言论转向的必要性，所以，我们应该追随最新的学术潮流，跨越相对陈旧的语言论转向，直接进入文化研究转向，这才能与世界学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可以说，这一观念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必须要警惕的。其重要原因在于，语言论转向不只是一种学术潮流的转向，而是学术方法的更新，一种学术方法如果没能在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领域产生大量的研究者，没有将这一研究方法吸收入各个学术门类，那么这一方法很难说生根发芽，很难说批判的吸收，更何况我们还没有吸收，就已经生产出铺天盖地的批判了。语言论转向作为一种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没能在中国学术领域生下根来，这既是学术发展的遗憾，也导致了学术发展的缺环。
要想深入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美学思考所蕴涵的方向，我们必须明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美学观念是以什么为起点的。
（一）本体性的转变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思想可以视为一种语言实践型的美学。这是一种反对本体性建构的美学观念，首先，它反对艺术符合现实论，认为艺术并非生活的反映，也非真理的反映，说到底，它不反映什么，但它与生活联系极其紧密，正是在生活中，在语言实践中形成其独有的规则，艺术与现实生活不是谁符合谁的问题，而是伴随的问题，即艺术规则与现实相伴随，在有些体裁中，比如现实性的体裁，生活方面的东西重要，而在有些体裁中，比如强调形式的体裁，形式方面的因素更重要。我们谈及艺术，不能抽象地谈艺术，必须在某种艺术类型的范围内谈艺术，不同的艺术类型与现实的关系也不一样，忽视这一点，就是空泛地谈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其次，反对审美情感决定论。艺术不是内在美感的抒发，而是艺术表述与美感一起产生；没有一种内在的审美力量告诉我们该如何表述艺术，而是我们选择艺术表达方式的同时也塑成我们的美感；无论是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都是对艺术语言与审美意象关系的误读，审美意象只能在艺术语言中成型。
总之，在这一本体性转变中，艺术规则才是艺术的关键。艺术规则与大量的艺术文本捆绑在一起的，没有艺术文本，即没有艺术规则，艺术规则就是具体艺术文本的运用，没有抽象的艺术规则。一个有经验的读者在进入艺术文本的时候，总是能够根据艺术文本的展开潜在地调动艺术规则，同时建构艺术文本，所以艺术规则不是抽象的，而是实践的。艺术不断在实践中给自身规定界限，也不断在实践中突破界限。
（二）以美学诊治为手段，以瓦解为特征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论述与其哲学论述是一致的，即都以概念的诊治为基本方式。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树立了一种新的哲学风格，即哲学诊治，维特根斯坦认为，既有的哲学观念以巨型概念为基础，脱离具体的语言使用，做不恰当的普遍性归纳，并将局域性的概念上升为全局性的概念，导致概念与实际使用之间产生了脱离，并导致形而上学错误。要想解决形而上学错误，必须从清理巨型概念入手，把概念放回到语言使用当中，放回到实践当中。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概念的清理工作，因此，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以诊治为手段，做的是在清除障碍中进行建设，这一建设性是相当新颖的。美学研究同样应该以概念诊治为基础，分析既有的美学概念中产生的概念误用，从而中止不适当的美学概念，将美学思考真正拉回到语言使用、语言实践当中。这是以美学诊治为基础的新建设，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建构方法。
从表面上看，既然以诊治为手段，自然包含着对既往哲学、美学观念的瓦解，这看起来像是德里达所做的解构工作。这也从某种角度响应了后期维特根斯坦与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但这样的理解只能视为一种误解。后期维特根斯坦看起来的确是在做一种解构性工作，他力主摧毁以往的哲学思考方式，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哲学思考方式，而这一方式乍看起来像是德里达的解构工作，但其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德里达的解构破解了一切可能的共相或本性，但除了解构方法，似乎并没有一个稳固的立脚点。他解构掉了形而上学共相，破解了系统性理论的建立可能性，但同时为了解构的彻底性，拒绝提供一个可能的出发点。后期维特根斯坦与之不同，虽然在破除系统性理论建构上两者是一致的，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走向彻底的解构，相反，维特根斯坦并不完全排斥建构，只是他的方法中蕴涵的建构不是建基于反思的系统性建构。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不适当地使用语词，将日常语词做了抽象处理，将语词从其具体使用中隔离出来，建造了一系列形而上学大词，这些大词脱离了语境，进行抽象的运用，如此就假先假定了一种抽象存在的可能性，这是错误产生的根源，所以当务之急是进行语词使用的治疗，对语词的语法进行探析，以清除误用及由之而来的错误理解。所以维特根斯坦所做的解构性工作带有清碍性质，清除错误的地基，从而敞开真正建设的空间，并规划正确地基的可能方式。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德里达像拆迁队，只管拆房子，而维特根斯坦更像一个城市规划师，讨论各类房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新设计应该如果与既有建筑形成和谐呼应。德里达具有与传统形而上学同样的宏伟气魄，虽然是反面的，否定的，但工作的姿态是一致的，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却完全脱离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工作氛围，他尊重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反对进行抽象的、宏大的理论阐述，主张回归到语言实践当中。从方法和达到的成效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建构方式。
（三）非整体性的建构方法
语言分析美学的一个工作前提是拒绝普遍性判断。什么样的普遍性判断？指的就是那种形而上式的关于世界整体的先验式的判断，在这种判断中出现的是世界的基础性的解释，在美学上是美的本性的判断。
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一种怀疑的观念：语言分析美学拒绝了普遍性判断，但它依然留下一个难以自圆的普遍性判断：拒绝普遍性。这种怀疑观念相当有市场，而且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
其实，中止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判断，但并没有中止判断，判断一直是语言的基础功能，离开判断就没有人类行为，只是判断并不是越趋于形而上越具有概括力，抽象的判断也不等同于形而上判断，如康德所说的纯粹先验的判断并非是一种最基本的判断，而是一种要警惕的判断方式。海德格尔说，我们不是去选择存在，而是被抛于存在之中，我们首先存在，然后才发现“在存在中存在”这回事，而这一发现是需要反思能力的。同样，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去选择语言，而是被抛于语言，我们使用语言，才发现语言这回事，并通过语言发现我们存在，同时世界存在。如果从反思的层面看，语言甚至比存在更基底，虽然我们也知道，无论从存在层面，还是从语言层面，语言与存在在实际的活动中，都是同时出现的。
那么，语言分析美学的工作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离弃传统形而上学追寻本质的工作方法，彻底将形而上学本质观从方法上阻隔在美学探讨之外，转而进行多点、多层面的美学探询，如此一来，语言分析美学既防止了本质主义观念，也防止了解构主义观念，从具体方式上说，就是将美或艺术的本质探询转变为美学语法研究。
（四）更深层的理论一贯性
维特根斯坦在进行各种问题讨论的时候，总是采取非常简短的方式进行，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或者其他的笔记、手稿，都采取段落式甚至箴言式的写作方式，在不了解维特根斯坦思考的人看来，这些笔记往往跳跃性太大，缺乏相应的理论推导，而段落与段落之间似乎形成错综复杂的呼应关系，没有一个条理清晰的系统性体系来保障各个层面、各个概念间的明晰关联。可以说，这些初步观感的确是有道理的。维特根斯坦采取的箴言式写作的确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这跟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态度也有关系。他选择这样的方式有其独特的考虑，实际上，这样的写作方法是一种写作策略上的考虑，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在寻求理解上是颇为苛刻的，他不希望普通人来了解自己的哲学，他也认为普通人理解不了，所以他只给那些他认为能够理解的人写作。甚至在听课学生上，他也要亲自挑选，只有极少数他认为可以理解他的学生才能进入他的课堂听课。
虽然维特根斯坦有这样的写作特点，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理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表面上他的论述很跳跃，但他总是回应最深层的困惑或误解，而无暇顾及一般阅读者能否理解他的观念。即使是罗素，他曾经的老师，也常常误解维特根斯坦。比如罗素给《逻辑哲学论》写的序言就被维特根斯坦批评为曲解了自己的观念，而维特根斯坦重回剑桥大学申请学位的论文正是《逻辑哲学论》，在座的答辩委员基本没有能就论文内容提出问题。最终是维特根斯坦提议论文答辩结束。
按照陈嘉映的说法：“维特根斯坦不是哲学专业出身，哲学史的造诣不深，在哲学方面，维特根斯坦熟悉叔本华的著作，并通过叔本华对康德和佛教有所了解。在哲学和宗教邻近的领域，维特根斯坦熟悉克尔凯郭尔和詹姆士的一些著作。他特别钟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但他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素养。他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刻感知，以及他在理智上的特殊天赋，使他在哲学上达到了其他哲学家难以企及的深度。”
由于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深刻性和表述特点，为理解维特根斯坦带来巨大困难，幸好有维特根斯坦的再传弟子贝克（Baker）和哈克（Hacker）对《哲学研究》做的完美注疏，可以让我们一窥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秘奥，这一注疏主要以哈克为主，哈克与贝克合写了第一、二卷，三、四卷由哈克独力完成，并且哈克还整理了《哲学研究》第四版并译为英文。这一注疏展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理论上的一贯性和深刻性，解决困难问题的技巧和勇气。虽然在维特根斯坦之前并没有人提出这些问题，但维特根斯坦对问题的解决方法却获得了学术界的公认，同时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问题也被普遍接受，他本人创立的日常语言分析方式成为欧美学界的主流。虽然在本书中有多处引用该注疏，但这些引用根本不足以展现Hacker对我的影响，可以说，能够深入到《哲学研究》之中，细致入微地理解维特根斯坦，而不是粗线条、大枝叶地理解他，没有此注疏是不可能的。我更愿意把我写就的此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美学研究作品当作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巨著《哲学研究》、其弟子记录的《美学讲演录》、贝克和哈克合作的八卷本《哲学研究注疏》和其他论著、论文，以及本人的相关理解的结合体，以《哲学研究注疏》为引导来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不限于《哲学研究》），并将其转化到美学思考上。目前，这样的研究在英语文献中也并不多见。
（一）文本细读与精义阐发相结合
由于维特根斯坦并无明确的美学思想，所以要想阐发他的美学观念必须借助于相关文献和基本观念的梳理。比较幸运的是，维特根斯坦有专门谈论美的课堂笔记，由他最信赖的学生整理发表，这弥补了维特根斯坦美学论述上的不足。在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里，他涉及诸多美学观念，也做出了大致回答，只是展开得过于简单，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弥补，因此，要想阐释清楚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观念，必须结合代表其后期思想的重要著作《哲学研究》来进行，因此，结合着维特根斯坦的一些美学阐述，并运用在《哲学研究》中展现出来的整体性思考，以推展建构符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美学设计就成为一条可行的途径。在《哲学研究》中，“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是其表层观念，这两个观念被提及得最多，但往往只是触及一些皮毛，未及精髓，若想深入阐释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设想，必须深入到他的关键思考当中去，这就是“遵行规则”和反对“私有语言”。在本书中，“语言游戏”演化为基础性的语言论美学特性，“家族相似”演化为艺术类型及艺术类型之间关联的思考，“遵行规则”演化为艺术规则，反对“私有语言”演化为对内在论美学的批判。通过这些阐发，《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思考落实在美学中就演化为一种语言论美学的建构方法。
（二）澄清误解与理论建构相结合
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非常复杂，与一般的哲学、美学思考完全不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处于对立面。维特根斯坦认为，既往的哲学思考往往是错误的，其最大的错误就是滥用大词，在需要考察实际细微差异的地方，却使用大概念将差异掩盖掉，这导致了既往的哲学在概念上看起来很周密，但若仔细考察实际应用却充满了断裂，在理论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是实际情况与大概念之间的矛盾，也是实践对巨型理论的不言的反抗。所以，当务之急，是清除一般的哲学大概念，将哲学放回到实际的语言运用和实际情况中去，由之，澄清既有的误解就成为基础性的工作。可以说，本研究涉及维特根斯坦思想阐发的部分都是以消解性工作为基础的，必须先做清障工作，我们才能找到得以前行的道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念中，这一清障工作已经进行得很充分，随之，建构性的工作也同步进行。而在美学中，这一工作尚只是初步的，还没有充分展开，即使是英语研究界，这一工作也展开得很不充分，这就给本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以说，此处所做的工作，与英文文献比对，也是新颖的，富有新意的。
（三）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阐述与中国当代问题相结合
相对于其他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而言，中国美学界对维特根斯坦思想接受程度并不高，大约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语言哲学的工作方法太过精细，与中国美学、文论传统喜好宏大观念和诗性思维的倾向背道而驰，这造成了接受的困难。其二是维特根斯坦的论述方式。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的书写风格都具有简洁的文风，他无法忍受长篇累牍的论述性书写方式，而喜欢用简洁的段落和较短的句子来表述，尤其是《哲学研究》的风格，表述更加日常化，放弃精确概念（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所谓的精确概念不过是哲学语词误用的表现，所以他不可能使用那样的表述），而深入到语言使用的各种语境中进行探讨，用他的术语说，进行日常语词使用的语法探讨，而这样的风格比之学院式学术论述体来说，显得过于跳跃，以致难以把握。这样一来，无法避免的结果就是少有人理解，甚至难以让人理解。其三，作为语言论转向的代表人物的维特根斯坦，随着中国学界对西方学界语言论转向过时论的接受，也被当作一种过时的思想放弃了，这实在是一大遗憾。与维特根斯坦大致同时代的海德格尔同样注重语言，海德格尔在中国学界的接受程度非常高，这与他所倡导的诗思方式密不可分，而海德格尔对语言的强调相对于其诗思来说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
当然维特根斯坦在中国受到忽视的原因还可以列举很多。不论原因为何，语言一维受到最大误解却是显而易见的。但正因为如此，反而为语言论美学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人文学术阐发角度来说，任何一种西方或东方理论的阐述都与中国当代问题或显明或潜在地连接在一起。我们不可能像做生意一样，一桩生意不赚钱，马上就改弦易辙，人文学术研究需要一直不计较功利的精神，即使一时甚或很长时间得不到关注，未能与所谓的“中国问题”挂上钩，只要研究者深深肯认其价值，就应该坚持下去。学术研究要坐冷板凳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语言论美学看来，所谓的“当代中国问题”其实是一种被误解遮蔽的言说，所以必须对各种当代问题进行语言分析，清除虚假问题，高扬真正具有核心意义的当代问题，才能达成对中国当代问题的真正解决。而无疑，这些当代问题都与语言使用和分析密不可分。
正是在这样一种层面上，我们才看到理论的“用处”，它澄清问题域，让各种虚假问题退场，使真正问题彰显，在这一过程中，它也完成了自身的理论表述，同时也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一）反对既有的美学逻辑，建立新的美学语法
20世纪以来，美学研究逐渐对之前的形而上学式研究产生了怀疑，对形而上学本质论逐渐远离，60年代，这一远离演化为一场看似深刻的革命，即后现代的解构式的观念。后现代的解构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建构形成直接尖锐的对立，相比较而言，后现代的解构更受到关注，拥护者也多，但后现代解构的弊端同时也是学界不断探讨的话题。那么如何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建构的同时又不走向后现代的解构之维呢？语言论美学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方向。虽然语言论美学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还不够，但在欧美学界，这却是一种影响广泛的学术研究方法。相对于传统形而上美学和后现代解构美学，语言论美学既不走先验建构的道路，也不走解构本质的道路，不如说，它另辟蹊径，从形而上本质的预设与反对中脱离出来，将事质性探究转变为语言探究，语言成为美学研究的基础，但并不表明语言是一个先验的基础，不如说，任何在概念和体系上的研究都是语言性的，没有脱语言的概念，也没有脱语言的理解。这并不是在建立以语言为基石的形而上美学体系，这里的“语言”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而是一种指向，它同样是一个语言中的概念，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最特别的语言概念，因为它既是一个概念，又作为一个存在，将概念指向自身。从整体上看，语言论美学是反体系的，但不反对概念的一贯性，或者说，这种一贯不是形而上的一贯，而是在语词使用中保持一致，这个一致不依靠定义或某种基石来达到，而依靠具体语境的探究与语词在其他语境中使用之间的关联来揭示，从来不存在纯粹的语言本性，我们依赖它达到对所有语言使用的认识，这样的从基础到具体使用的思考方向潜存着传统形而上美学思考的控制。语言论美学是一种在具体使用不断探究使用方式的动态美学，它瓦解了传统形而上美学的先验基石，但并不走向完全无本质论的后现代解构美学，而是将目光聚焦在具体的美学判断和美学语境中，探究在语境中语词使用的语法关联，这一语法关联既非先验，亦非经验，既非本质，亦非无本质。从形态上看，它处于两者之间，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并不表明它是两者的中介，因为从方法来说，它完全脱离了本质论和解构论的窠臼，创造了一种新的美学方向。
（二）强调语言实践的美学
语言论美学重建了什么？如果它依然是一种客体论或主体论的美学，它如何能脱离传统美学的窠臼？无论是客体论美学还是主体论美学，都属于认识论美学之列，强调主体和客体在审美这一认识性活动中的基础作用，并依此展开各种建构模式，而语言论美学必须摆脱认识论美学，才能离开传统形而上美学的路径。语言论美学不是要建立纯粹语言基础上的美学模式，而是在语言使用中分析使用语境和使用方式，这是一种充满实践品性的美学，与生产实践、意识实践等具有相近的特点，只是语言实践更强调在语言中人才能为人，美才成为美，生产实践和意识实践是语言实践的表现形态。在这一点上，语言论美学与实践美学有一些关联，在实践美学那里，实践与语言是分开的，实践是意义生产本体，语言是意义传递中介，实践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本体性关联，语言只是辅助性的。物质实践论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客体论，而是一种具有现代因素的理论观念，它把本体放在关系上，而不是放在主体或客体上，这就弥合了主客之间的鸿沟。在这一理论视野中，实践成为生产意义的动力，同时，实践本身就指明人在世界中的重要性，没有实践即无世界，也无自然界的呈现，因此，假设一个无人世界中的自然界既无意义，也完全是先验的假定，这一命题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悖论：它是一个由人做出的无人假定，无论怎样都打上人的印迹。但我们并不由此转向主体实践美学，仿佛任何实践都不过是主体的实践，所谓的客观性不过是尽量去除主体性而言，而从根本上说，既然实践都是人的实践，而人是主体，所以任何实践都去不掉人的因素，也就是主体因素，由此，实践是主体的，精神性的。在这种主体论实践美学的论调里，人等同于主体，人的实践等同于主体实践，客体性不过是主体借以展现自身力量的外表而言，而这样一来，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被认识论框架限制住了。何为人，曰实践。但这一实践指的是主体实践吗？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进行的是“主体”实践，而不是别的？如果没有语言参与其中，我们如何能知道进行的是何种实践？ 依靠意识吗？根本不可能。没有语言，意识也丧失存在的基地（参见第二章对内在论美学的批判）。语言实践不是单纯的语词运用，它还包含着一系列的因素，没有这些因素，也就没有语言使用的可能。但我们不能说其中某些因素是语言的基础，或语言是这些因素的基础，因为没有语言与这些因素同时参与，就没有语言出现，这些因素也无法在语言中得以成型，无法成为它们自身。语言实践美学摆脱了客体性和主体性的困扰，客体性依然存在，只是它不再是脱语言的绝对的意识客体，而是在语言使用中出现的稳定对象，主体不再是纯粹意识，而是在语言使用中凸显出的语言实践行为的发出者。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与语言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在语言实践活动中，它们与语言一道出场，成为语言实践行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可以说，我们从来不能脱语言思考，脱语言思考的假设同样是在语言中做出的，但它是语言自身中存在的误导性因素，因此不断进行语言批判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并不是把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供意识享用。语言批判如同理性批判一样，是一个艰巨的、不断进行的工作，一有松懈，我们就会被语言中存在的误导力量所欺骗。所以，语言实践除了各种实际情况以外，还包括语言分析。
（三）语言分析优先于存在分析
对于语言论美学的工作方式不熟悉的研究者，往往会觉得语言论美学过于注意细枝末节，过分计较语词不影响美学大义的细微用法，而忘记了对于美学整体性问题的把握，毕竟语词不过是展现美学大义的手段，是表述大道的桥梁，如果过于计较语词，而不是关注最深刻、最具一般意义的道理，那么就犯了肤末支离的弊病。可以说，这样的观念或明或暗地存在于当今中国美学研究界中，其实这里存在着理解的错位。非语言论美学更倾向于把语言看作对象的符号或能指，“美”这个词指的就是美的事物，“美”这个语符如何与美的实质达成一致成为基础问题，而在语言论美学看来，“美”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词，它同时包含着“美”这一语词对“美的事物”的塑造，没有语词，即没有存在对象。
非语言论美学往往把美学研究对象当作是一种存在来看待，无论这一存在是实存或抽象属性，还是意识或理性建构物，与这一存在相符合的概念必须以存在为基石，概念的意义来自于存在，只有概念与存在之物形成对应关系，概念才获得真实的含义，所以，在非语言论美学观念中，语言与对象两者的重心在对象上面，意义来源于存在，如何达到概念与存在的一致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观念出发，就会认为语言论美学只关注概念语词的分析，而遗忘了存在之维，就完全丧失了意义之源，切断了与意义的真正联系，而单纯研究概念语词，最终只会迷失在能指的滑动中，把握不到真正的意义。这一理解完全是概念的错位，非语言论美学所理解的语言与语言论美学理解的语言完全是两回事。在语言论美学看来，概念从来不是单纯语词，从来不是语符能指，概念与所指对象之间也绝不是相符关系，而是相互成型的关系。语言与对象并没有一个明显重心，因此，相较于非语言论美学来说，语言的地位提高了，语言不再只是表述，而是塑造，当然这是双向塑造，是同时成型，而这一点，在非语言论美学中虽然常常是承认的，但其理论重心的偏移已经决定了不可能将语言提高到基础地位上。如果我们冒一点理论风险，可以这样说：语言论美学是语言与对象平行双重的二元论美学，而非语言论美学则是一种一元论美学，无论这一元指的以对象为中心还是以语言为中心——后者看起来接近于语言论美学，比如后结构主义和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但其实质完全不同。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走在对象一元论的反面，达成的是语言一元论，而语言论美学其实是一种二元论美学，外貌上的相似并不能掩盖实质精神的差异。
只有在基础建构的层面上，我们才可以为语言论赋予一种二元论的外观，但在实际分析的角度，语言分析包含了存在分析。当我们面对具体的问题时，存在分析预先暗示了某一存在，而分析是对存在的语言性行动，语言仿佛是手术刀，存在仿佛是机体，这一图像先行为存在分析拟定了基本的结构和方式，在这一图像中，存在被脱语言预先规定了，但语言的刀锋只能分解机体，却无法触及机体的内在灵魂。存在为什么就如此呈现出来？语言分析如何真正与存在一致？存在（或存在的某些精魄）是否在分析中躲避开语言的接触？如果预先假定存在的优先性，这些都将成为无解的难题。只有将存在看作语言的存在，语言看作存在的语言（存在论分析只关注后者，忘记了前者），语言与存在才真正是一体的，分析存在同时也是分析语言，而分析语言同时也是分析存在，两者是不可须臾离之的。当我们出于某种具体的需要，只对存在进行分析的时候，那已经是把语言当作存在的基本结构来对待了，只有这里，存在才展现出其物质性的一面，而这一物质性，同时也是在语言中成型的物质性。一旦出现存在方面的难解纷争，我们不是继续坚持存在的坚固性，而是退回到语言中去，看看在语言中成型的存在物在纷争中是否出现了扭曲，这时语言分析就成为最基本的分析，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确立了语言分析的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