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川岛

孙斐君章淹

一

我和矛尘初次见面是1920年。那时我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读书。北京成立女学界联合会时，我和别班同学韦琼莹姐同为我校的代表，我还被选为女学界联合会主席。我们打算筹建一所免费幼女职业小学校，专收家贫无力入学的女孩子。一天晚上，我和琼莹姐请假离开学校，到西交民巷“三多里”找同学陶玄商议办学的事。到她家时，天已经黑了，我在楼下喊了几声，一会儿，出来一位男青年，手端一盏小煤油灯，站在楼梯的一角，灯光正射在楼梯口上，我们跑上楼后，我回头向他点头表示谢意，他也礼貌地回敬了我。第二天，在课堂里说起这件事，我问玄姐：“他是你家的小听差吗？”玄姐大笑说：“什么呀！那是我的表弟章廷谦，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引得同学们大笑一场。我很不好意思，连说“不知道”。这次相遇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后来，我们又曾在北大的音乐会上，在傅同先生家里听讲哲学时见过面，但都没有打过招呼，更没说过话。以后，还是由于北京学联的公务（矛尘在北京学联担任干事），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才逐渐熟悉起来了。

当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北京学生联合会组织了赴各地的宣传队，矛尘南下江浙，我则北上齐齐哈尔。一个月后我们分别返回北京。我在学校里又继续进行筹办幼女职业小学的事。为募集经费，我们决定开个音乐歌舞会，需要有音乐专家来校演奏，我找到矛尘，矛尘在北大请了刘半农先生的弟弟刘天华先生帮助。刘天华先生很热情，代请了几位音乐方面的人士，刘先生还亲自登台演出，使得音乐会大获成功。

章廷谦先生早年像

以后我和矛尘就常会面了。

我和矛尘结婚以后，有一次闲拉家常，矛尘说，孩子小时候的启蒙教育非常重要，必须从孩子幼小时起即叫孩子知道怎样做人。后来我逐渐了解了矛尘童年时的遭遇，才明白他是为何说这番话的。

矛尘的父亲是一位严厉而讲礼教的老人，他对孩子管教之严，在本家中是很出名的。矛尘7岁入镇中私塾上学，私塾先生也比较严厉，动辄即对学生严惩。矛尘小时很淘气，因此常常受到老师的斥罚。父亲不常在家，外出回来，母亲向他告状，父亲总要把他痛打—顿，然后关进小房里反省。小孩子不知什么是反省，在小屋里抹干眼泪就又活动起来。他看墙是白的，很可利用，就开始在上面画起山水、花鸟、小船、房屋来。有一次矛尘在北京银行里做事的三叔返里来到他家串门，问起阿檀（矛尘的小名）怎样，家里人说，犯了过错，挨打后关在小屋里呢。三叔不赞成这种教育方法，即去找矛尘的父亲劝说。父亲生气地说：“这样淘气的孩子少见，要不是祖母生气，我还要狠打！”待兄弟二人打开小屋门时，只见矛尘两手黑乎乎的站在那里，再一看墙上，可热闹了，画了满墙。三叔把他的“作品”逐一看了，心中暗暗欢喜。事后三叔对他哥哥说，孩子这样爱画，莫若培养他做个画家，咱们章氏家族出个名画家，岂不也是美举？三叔一番话，说得父亲的气消了许多。当然矛尘最终并没成为“名画家”。但是从那次起，父亲打他时，手似乎轻了许多。母亲的唠叨、斥责却有增无减。矛尘10岁时，人长高了，时常被本家人请去在喜庆场合担任司仪（礼生），他身穿小黑马褂，人小童音，每每惹人注意。这样，他的杂事多了，淘气的事就逐步减少了。将及14岁（1915年），有人去山西公干，父亲托人带他赴山西四叔处入中学读书，算是结束了童年难熬的岁月。

矛尘求学时期，生活相当艰苦。他离开家里去山西时，祖母把平日自己做手工艺品挣下的十几块钱给了他，让他垫补着应急。在山西时，他本来可以在四叔家食宿，可是四叔家的日子也不宽裕，加之四婶持家节俭，对他有点冷淡，所以四叔还是让他去住校。他平时很少回四叔家，只是逢年过节看望一下，坐一下便走。四叔有时来学校看他，给他点钱，作为生活费用。节、假日时，家里有钱的同学都回家了，只有几个没钱的同学留在学校里。他手里没钱，也无处可去，便乐得躺在宿舍里安静地看书。北方的冬天很冷，他仍穿着制服、一双棉鞋，鞋内着白布棉袜。穿得时间久了，布袜磨破露出脚跟，没东西补，他就用粗布把脚包裹起来，倒也没把脚冻坏。好在房内有暖炕，同学们挤在一起，总算度过了寒冷的冬季。尽管如此，他从不向人诉苦，也从不向家里索要钱物。临行时祖母给他的那十几元钱，不到实在过不去时，他决不动用。就连住在山西的姑母全家，也不知道他的实际情况，还以为他生活得满不错呢。

矛尘在山西读了四年书，1919年l0月从山西大学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到北京以后，仍在京城工作的三叔，主动每月给他4元补贴他的生活，姑夫也允给4元，有这8元钱，他的生活好过多了。但他不论冬夏，不论远近，依然安步当车，步行来去，所以养成了走路快的习惯。后来三叔回乡了，少了4元的进项，更得节俭着用钱，但他此时已在写些小短文投到报刊发表，获得一些稿费，对生活也不无小补。

矛尘的记忆力很强，他在课堂上只用一个小本子记纪要，等晚上回到住地同安公寓后，便将白天所记的整理好。他在北大念书期间，除攻读哲学外，还常常抽空去听外语课，除必修的英文外，德文、法文他也学过。他可以熟练地用英语讲话，所以还没从北大毕业，他就在蔡元培校长室担任英文秘书了（同时还兼北大助教）。罗素来华讲学时，蔡元培先生派他去给罗素当翻译。

矛尘性格活泼幽默，为人宽厚，遇事喜欢沉思。但是他工作起来总是非常认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必定努力克服，直到完成，关于这一点，我是深深了解的。

矛尘同孙伏园、李小峰等人办《语丝》，多是在正课正职之外。他是《语丝》的编辑者，又是多产的撰稿者，还热心帮助做校对和出版发行工作。他和几位同事，甚至星期天穿着西装赶到北京真光电影院去叫卖《语丝》。他的这种精神深得鲁迅先生嘉许，称赞他年轻，精力充沛，富有干劲。

矛尘任北大校长室秘书时，每次校务委员会开会，都由他记录，并负责传达通知。逢年过节，他请所有的同事先走。他和郑天挺先生，有时也有李守常先生留下，大家分头把假期内应注意的事检查清楚，然后才叫办公室工友李贵锁门出校。他对手下人的工作要求很严。该做的事如果有人没有按时完成，下班时，他就把这个人留下，请别人先走，他自己也不离开办公室，陪着没有完成工作的人把事情做完，但对这个人决不怨责。校长办公室的人都知道他的工作态度认真，因此都不马虎从事。我们成家以后，共同生活的时间长了，了解矛尘的工作习惯以后，每到下班，也就不再盼他早回家了。

矛尘写文章总是在晚间，这已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中文系任课时，也是如此。晚上，他总是等我和孩子们入睡后，才到书房里动笔，有时竟到天亮时方轻步入室小睡，头着枕便酣然入睡。早上一到时间准醒，立刻起身，从容地把晨事做完，吃过早点后，没等我起来，他早已出门上班去了。

二

1931年夏，父亲接受北京大学的聘约，再任北大校长室秘书兼国文系讲师。7月，携家人离杭赴京，重返北大。从这时起，他就没有离开过北大。这时，蔡元培因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不能北来，校长由蒋梦麟担任。蒋校长于1930年11月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受命重回北大，由过去的代理校长改任校长。与此同时，1927年前后，军阀肆虐时期由北京南下的一批北大学人，如后来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历史学家郑天挺，人称李、杜的罗庸、郑奠，英语学家潘家洵（首次将易卜生的《娜拉》译为中文，引入中国），音韵学家魏建功先生等父亲的熟朋友们，也都陆续重返北大。母亲则先后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的几所中学教课。1932年8月后，父亲也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兼课。

那时，大学的入学考试是各校分别进行的。每年暑假中，北大进行新生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兼授课老师们一般都参加阅卷，但父亲他们那辈教师，遇上某年有自己的子侄投考时，便自动不参加该年的阅卷等工作。那时，我还小，曾疑惑地问他们：“卷子上的考生姓名不是都密封的吗？参加阅卷又有什么关系？”记得父亲和罗常培先生回答说：还是不参加的好，因为考卷是随机分发的，万一亲人的卷子分到你手中，从字迹等是可以认出来的。可见当时他们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态度是很严肃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同月，平津失陷。10月，北京大学迁长沙，父亲随校南迁，仍任校长室秘书职务。那年9月间，母亲生我家最小的弟弟章式，还在产期内，不能同行。战事一起，社会上乱糟糟的，学校与父亲的南迁均很仓促。父亲临行前，把我们家搬到一个较小的居处，以便节省费用，因为父亲走后，只能靠母亲教书的收入维持一家生活了。那时，北平在日寇的高压统治下，一方面是在学校中增加了日文以及要学生们当“顺民”的《中庸》等课程，另一方面对学生的思想、言论、行动控制甚严，但学生们敌忾同仇，毫不屈服，与母亲的师生关系很好。

1937年11月，南迁后的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在长沙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简称“长沙临大”）。临大在长沙才三个月，因战火逼近，又迁昆明。5月，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三校的校长合组为校常务委员会，父亲任校常委会秘书，兼北大校长秘书。因三校各还有些本校的事务，故清华也另有一位校长秘书沈刚如先生。当时联大教职员的聘用，至少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原来各自分别聘任的，到联大后仍由原校聘任而同在联大服务的；另一种是到昆明后，由联大聘请的，其中有的人过一二年后改由三校中的某一个学校聘任；还有一种是“部（教育部）聘”的，如原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就是因山东沦陷，由部聘到联大，在中文系任教授的。

西南联大成立后，虽敌机仍不断来昆明轰炸，但毕竟处于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间，距战场相对较远，青年们尚能在校读书。于是，1938年夏，暑假一到，母亲便领着我们四个孩子，由天津出海，经香港、越南，转道滇越铁路，再乘火车，七月万里云南行，辗转到达昆明，与父亲团聚。那时，小弟才十个月，而潜妹，由于战争的阻隔，只好仍留绍兴祖母处。

将离北平前，我们尽量保密，不让别人知道是要到敌后去，以免遭到日本人的迫害或破坏。尽管如此，还是有“至近”朋友又传给了他们的“至近”亲友，有些青年学生要跟着母亲一起走，其中有两位是朋友的子、侄。最后，母亲也同意了。于是，我们这一行，母亲还带了二十几个学生，一起走出平津。

1945年8月，全国人民渴望已久的抗战胜利终于来到，人人喜不自胜。联大于翌年（1946年）5月4日，完成历史使命，举行了一个简单而严肃的纪念仪式，宣告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及其教职员工分别复员迁回原校。在校学生则依各人志愿，任选其中的一个大学继续攻读。曾在联大就读过的学生，均作为联大、北大、清华、南开四校的校友。那年暑假特别长，自5月4日起至10月，有五个月，学生可以自选离校的时间、旅行方式与途径。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点复员的交通与生活补助费，校方代为联系了一种“难民车”，即三十人一辆无蓬无座位的大卡车，经滇、桂、黔、湘的山区公路再转内河与海路，返回平、津。水路也有校方代为联系的轮船和设在长沙、汉口与上海的中转接待站，行程一般至少约须二十几日。大多数学生采用这种方式北上，因为这种方式最省钱，学校发给的复员费差不多可以够用。

1946年5月4日，联大宣布解散后，除少数参加出国留学考试的师生外，许多长期远离家庭的学生大多迫不及待地尽早离校先回家了，然后到快开学时返校。由于父亲有学校在云南的收尾工作，我们家直到八、九月才分两批动身，我们三个大一点的孩子乘难民车，父母与小弟更迟些，乘飞机离昆。到上海后，全家回绍兴探亲并接出了潜妹。而父亲又有学校的善后任务留沪。因为已近学校的开学期，我们四个大些的孩子便先回北平，住进纳福胡同空空如也的新家里，父亲把我们的吃饭问题托给了杨振声先生，每到该开饭时，我们便到马神庙的北大二院，去杨先生那里吃饭。

父亲在联大时，一直想辞去校常委会秘书的工作而去教书，但未得到校方同意。因为那时正是抗战期间，考虑到学校也有困难，父亲就未坚持己见，继续这一工作，直到联大解散以后。抗战结束后，北大蒋梦麟校长将去南京任行政院秘书长，邀父亲去行政院工作，父亲坚决不肯。随北大返回北平后，不再任秘书职务，而到北大中文系任教，由副教授到教授。先后讲授了大学国文、文选、散文习作、史籍解题、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从50年代起，他在任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多年，对学校的发展建设十分关注。

解放前夕，1948年8月12日，朱白清（佩弦）先生逝世，已多年未发表文章的父亲感慨多端，于同月30日写了一篇《不应当死的又死了一个—悼佩弦》，纪念老友，载《文学杂志》三卷五期《朱自清纪念号》。

新中国建立后，父亲热情焕发，教课之余重又握笔写作。自该年5月起，先后发表了一些文学回忆录、评论以及回忆李大钊先烈和鲁迅先生的文章，包括《五四杂忆》、《新文化、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说说〈语丝〉》、《漫谈〈人民文学〉上的几篇散文》、《重印〈游仙窟〉记》、《〈雪浪花〉序》等。1958年7月，印行《和鲁迅相处的日子》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文章11篇；1981年第三次印行时增加了《北大一九二二年的讲义风潮与杨度》等3篇；1979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增订本，共收文章21篇；1984年2月印行《川岛选集》，除收录了绝版已久的《月夜》（1924年8月《新潮社》初版）外，又收录了散文、杂感、回忆录等文章19篇，由王瑶撰序、启功题签、袁良骏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49年10月，父亲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1956年8月，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1957年3月，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大学支部主任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理阶级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破四旧、大串联、大批判和红卫兵运动……都是惊人的声势浩大，史无前例。而这些在北京和北京高等院校中的行动，尽皆是大串联中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在北大，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出台时，更彰显了它在运动中的引领作用。北大聚集着众多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开初，在“横扫一切”的阶段，像父亲这种年高的老知识分子，当然不能例外，是要被清理一下的。当时，我们觉得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是有益的，反正跟着运动走就是，没有什么认识。随着运动的开展，北京的许多行动很快在全国传开，正像“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袖，四方广幅帛”似的，有些外地的行动，如“派仗”、“武斗”等，甚至比北京还更胜一筹。到这时，又由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北京的运动好像一时还没有什么新的浪潮。而在北大，像父亲这种老教师，既非当权派，亦非权威，也没有在国民党政府中当过什么高官，只是于1941年春时，国民党政府要求各大学科以上的员工都要加入国民党，曾集体参加，但旋即自动脱离。这是在解放后，从一开始的历次运动中，早已说清楚的了。所以，像父亲这样的教授，在北大相对较多，并不需要都进“牛棚”，还是可以随着大伙一起参加运动，斗私批修。

万万料想不到，一天傍晚，父亲一个人疲惫地走回家来，神情似与往常有些不同。问他，才知道：刚刚在学校大操场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宽严宣判大会”（在大操场开会，说明规模很大，即用作开大批斗会的大饭堂都不够用了。城里的曹靖华等老先生也得赶来参加）。共揪上台去两个人：一个是问题虽重，但已交代，可以从宽，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另一个是父亲，问题虽轻，但拒不交代，作为全校从严的典型，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文革”中，把人定为“反革命分子”，是处分中最重的一级，而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是有现实行为的，更得严打。这使得我们一家人十分震惊而莫名其妙；了解父亲的熟朋友们也给搞懵了；母亲更是重病，一直不愈。后来，我遇到北大西语系一位教授，是我的老同学，她说：宣判那天，她也在台下参加大会，没想到被揪上台去“从严”的是章伯伯，差点晕倒，会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而我们却不知父亲突然被作为严惩的典型又是如何走回家的呢？

接着，便是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严惩：原来的房子和工资都被罚没，而且威胁与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一面严打，一面诱供，说：一旦承认，还可以从宽，作为好的典型，可以优待。不久，听说这次宽严宣判大会的“效果”很好，全国推广，有些存有“疑点”尚未认账的人们，受到教育，纷纷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然而，父亲究竟是什么问题拒不交代呢？后来，我们逐渐弄清楚了。原来是有位“依附”江青（见梁漱溟信）、人称“代代红”（指不同“政治朝代”）的老先生，也是略早父亲几年毕业的一位教授，“揭发”父亲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曾是联大文学院国民党支部的一个委员。而父亲则说绝无此事，他记得清清楚楚，他从没有担任过任何国民党支部的职务，就是用阶级敌人的大帽子来压，也不能承认。亲友们惊诧他所戴“帽子”的沉重，担心他年高，扛不起那些“重罪”的压力。也有人好心地问他：“不就是那么个小问题嘛，又不上纲上线，交待了又怎样？不就可以摘掉反革命的帽子吗？也免得累及子孙。”父亲说：“管他帽子不帽子，不能只图眼前好过，总得竖起脊梁来。”他相信：假的终归是站不住的，真正的历史要以事实来写。不管威胁利诱，他从未表示过任何动摇与屈从，就这样顶着不认，他所受迫害的时间也因而特别长。

依我看，令他最窝心的恐怕是说他有问题而不敢承认。其实，按他的脾气，若真有问题存在，不论大小，我想他都会认的。1976年，我去杭州出差，遇到他的老朋友时，人们也是这样说。杭州的老朋友们，突闻有关他这个“典型”的消息时，也倍感意外。经过几年的折磨与强迫劳动，我们看到他原先非常健康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为他担心，心情很沉重。而他，在公众面前是“反革命分子”，回到家来仍旧坦然处之。也许是为了给病中的母亲减少些压力，还是一贯的那么机智与幽默，有时，倒反而是他的诙谐，引得我们发出笑声。如今回想起来，甚感凄然。

经过多方调查，有人已经明白父亲此案的真相，但在当时，这是绝不能透露出来，尤其是不能让被处分者及其家属知道的。而我们当然还只能在茫茫黑夜里，不知如何才能见到曙光。然而，人们毕竟还是愿意还事实以本来的面目。一天，有人在与父亲狭路相逢时，提醒他说：“你可以申请复查。”初听之下，我们将信将疑，不知是否又会由此招来新的批斗与迫害，更加影响他的健康。但他说他知道提这建议的是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即便有风险，他也要申请复查。于是，他同意由我去北大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当时称做“三反一打”办公室——代为作口头申请。为此，我真数不清到那个办公室去了多少次，他们总是推脱和藉故不见，我当然也坚持不懈。最后，终于见到负责人，他告诉我：现在上面虽让复查一些案件，但你父亲此案没有复查的必要，是名人揭发的，还有旁证……实际上，所谓“旁证”，不论何人一看便知同出一辙，这种旁证是不能成立的。原来是北师大一位教授（曾在北大）的“旁证”说：他听×××（指那位揭发人）说：父亲是联大文学院……可是，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物证与事实根据。我告诉他说：“我也是一个旁证，而且是独立的旁证。当时，我在联大读书，清楚地知道父亲在联大时不属于文学院的教职员，不可能去担任文学院的什么职务。况且，那时联大文学院人才众多，比父亲资格老的还有不少，没有可能和必要，需从文学院之外拉一个人去当什么支部委员，而且联大也从无这种惯例。关于这一点，联大的许许多多师生都能证明。”几经争执，最后，当然还是由于有党的政策和群众的力量，才勉强同意了我们的申请，派人复查。

经过详细的复查，事情终究彻底弄清，这是一起明确的“冤假错”案。果然，父亲既不是西南联大文学院国民党支部的委员，也不属于联大文学院的人员，不存在曾于文学院国民党支部担任过任何职务的历史事实。而且，经深入调查证实：西南联大文学院在当时根本就没设“国民党支部”，更何来支部委员？

问题虽已搞清，但由于有关责任人不肯很快认错等原因，又拖了相当时日，直至“四人帮”被彻底打倒后两个月，到1976年底，“三反一打”办公室才对父亲此案开了平反大会，予以纠正，撤销原来宣布的一切罪名与处分。而被剥夺了写作自由的年华与被损害的健康已无法找回了。

后来据说当初在“四人帮”高压下，不得已“承认”自己“疑点”的人，平反更加不易。可见，不以事实为据、不重事实根据而轻信口供，即便是有“名人”的口供也站不住；“宽严政策”再好，也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错误越大，遗害越重。

历经长达七年多的严重诬陷与迫害，不少主张公道的人们提示父亲：“对于诬陷，是可以起诉的……”然而，阴霾廓清之后，父亲说：“去他的！本来没有的事，让它过去！”只是平静地恢复了他往日的工作。他没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也不想计较与报复任何人，人们纪念他，说他的“宽宏与大度是感人的”。他抓紧余年的时日，积极投入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并热情地接待和答复各地学生与朋友们学习和注释鲁迅著作的来访与来信。以至于在卧病不能执笔时，便要我去代他复信，对于有来求教的学生，尽量帮助解决困难。尽管当他再向读者奉出他的新著时曾自惭地说“我真像一只刚出笼的小鸟，已经不会飞翔了”，但仍奋力先后撰写了《北大一九二二年的讲义风潮与杨度》、《弟与兄》及《关于鲁迅手书司马相如（大人赋）》（载1979年2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三期）等文。1978年他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79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与鲁迅相处的日子》增订新版本；同年10月，他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为北京市代表；同月，被推举为鲁迅研究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1980年后，父亲偶因跌跤伤腿卧床，与朋友和学生们的交往以及工作就只好在床侧了。他常感遗憾地说：“等健康状况好些，我要尽量多著、多写点东西的。”1981年2月，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百周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永恒的激励》一文（载1981年7月《鲁迅研究》第四辑，由孙玉石整理）。正当他壮志未已，计划为鲁迅研究及青年学生们多做些工作的时候，他长期遭受摧残与屈辱的身体，竟经不起一次跌跤的后遗症，于1981年5月12日晨5时余溘然长逝。他熬过了“四人帮”肆虐时的风雪严寒，却不能在和煦的阳光下，舒心地再多干几年他未竟的有益事业。朋友和学生们说：正像他纪念朱自清所说，不该死的又死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