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了一

夏蔚霞

商务印书馆李思敬先生告诉我要出一本论文集纪念王力（了一）90岁周岁诞辰，我很感动，想必了一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了一一生最爱做学问，他说“翰墨生涯存至乐”，所以，写学术论文纪念他是最好的。遗憾的是我对语言学一窍不通，在和他共同生活的五十二年里，没有向他学到一点一滴。在这里，只能写下我的一些生活回忆，寄托自己对了一深切的思念。

一、千里姻缘

1933年，我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任图书管理员时，经人介绍开始与了一通信。他的信字迹秀丽、语言幽默，我很爱读。从信中我得知他的身世。了一1900年生于广西博白岐山坡村，从小酷爱读书，高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寒失学十年，24岁时靠师友资助去上海求学，26岁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27岁赴巴黎大学，32岁获博士学位回国，任清华大学专任讲师。

1934年春，了一到苏州和我会面。他，外貌并不漂亮，还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但谈话诚恳、举止自然大方，没有半点骄傲和浮夸。渐渐地，我觉得他有学者风度，并像兄长一样亲切。后来他又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他15岁时曾由父母包办成婚，现已离异，但有两儿一女需要他抚养，家中还有父母并欠有债务等。这一番话非但没有使我动摇，反而使我对他更信任了，我们的友谊很快发展成为爱情。尽管我记得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不要嫁给“坐冷板凳的”，因为我父亲是个穷秀才，母亲跟他受了一辈子苦，但我仍决定嫁给了一。

1935年我们在苏州结婚了。

二、翰墨生涯

婚后我们住在清华大学新南院43号，了一专心工作，把家中的经济大权交了给我。每月我替了一领工资后立即去邮局一笔一笔汇出，除他父母子女的生活费（我的父母已去世）外，主要是偿还债务，所剩无几，有时甚至入不敷出，生活难以维持。我问了一：“你在法国时有不少译著，应够你开支的，为什么还负这许多债？”没想到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人家来信讨债，我就还。”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父亲在南洋开小中药铺生意不好，以了一在外留学需钱为名借债度日，天长日久，债重如山。沉重的债务负担使我夜不能眠，了一就给我讲古今中外的故事，让我忘掉烦恼，进入梦乡。了一告诉我，他刚从法国归来时为了还债，不得不继续搞翻译。两年后，他未能按期升为教授，就问系主任朱自清先生为什么，朱先生只笑了笑。他明白，原因是自己“不务正业”。于是他写成《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一年后升为教授。此事给他教训很深，要开源，但不能再搞翻译了。1936年他又被聘为燕京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中国音韵学》也是那时写的。我的国语说得不好，他特地为我写了一本《江浙人学习国语法》。我学了这本书进步很快，了一很高兴。我想也许我是他推广普通话的第一个实践者吧。

“七七事变”后，我们与潘光旦先生、沈履先生等一起轻装南下，到长沙清华临时分校。在长沙，我们和李辑祥一家、陈福田夫妇、蔡方荫先生、赵友民夫妇、顾毓琇先生等合住一个小院，合请了一个厨子做饭。蔡方荫先生是土木专家，由他设计在天井里挖一个防空壕，警报一响大家就钻进去，省得远躲。那时，了一教课回来几乎无书可读，便在街上买些小说，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回来看。我以为他看小说是消遣消遣，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在研究《红楼梦》，他从中发现了许多从未注意过的语法现象，并且开始写一部语法著作，这就是1938年秋在西南联大写成的中国文法研究课的讲义。后经闻一多先生建议，分成深浅两部出版，即《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两部颇有创见、影响深远的著作。

1940年，我怀了第一个孩子。为避敌机空袭，我们搬到昆明远郊龙泉镇的龙头村，租农民养猪的房子，简单修补刷白以后居住。房子既小又陋，楼梯摇摇晃晃，土墙上有条大裂缝，我们日夜担心房子会塌下来。了一每周步行二十多里到西南联大去上课，回家时捎些生活必需品回来。没有煤油，了一每天在菜油灯下备课、写稿。《中国现代语法》等书就是这样写成的。了一走远路费鞋，我就在油灯下为他一针一线地纳底子做布鞋。记得我还曾做过一双送给朱自清先生。

了一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本书，每隔一段时间寄来一次稿费，由我到市里邮局去取。有一次领到的稿费竟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一天，了一正在写作，我在一旁问：“这篇稿子多少字？”他听了非常生气，说：“你眼睛里只有钱！”我知道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我再也不和他提起字数的事。孩子出世以后，生活更拮据了。他每星期写一篇小品文在报刊上发表，换取几文钱贴补家用。或许不单为了卖钱，而是想换换口味，跑到粥少僧多的文学界去争取一杯羹吧！他的小品文很有滋味，笔调细致，生动有趣，讽刺巧妙，切中时弊。茶余饭后读读他的小品，不仅是一种享受，而且能增长知识。所以他的小品很受欢迎。了一说过，他年青时曾想当文学家，后来觉得自己没有写小说的灵感和天赋，还是老老实实地研究语言学为好。

解放后，了一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论对他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50年代，他在系统研究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的发展史的基础上，写成了《汉语史稿》。

60年代初，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许多人因营养缺乏得了浮肿病，我也传染上了猩红热。了一把国家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点点副食补助全部省了给我和孩子，自己在半饥饿状态下每天仍坚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早上八时准时工作，晚上十一时停笔，孜孜不倦地撰写《中国语言学史》、《诗词格律》，并主编了《古代汉语》教材。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了一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书被查封，稿被抄走，工作权利被剥夺，他极端苦闷。挨斗、劳动回来，他常常问我：“我怎样才能改造得好，才能为人民服务呢？”我同情他，安慰他：“不要难过，问题总有一天能搞清楚的。”后来日子逐渐好过一些，书架也“解冻”了，了一就偷偷地写起稿来。后来出版的《诗经韵读》、《楚辞韵读》和《同源字典》就是这样开始写的。其实，他还关在“劳改所”时，就已构思、打腹稿了。1978年（“文革”结束后第三年）《同源字典》写成，了一非常高兴，特赋七律诗一首：“望八衰翁老蠹鱼，砚田辛苦事耕锄。畚箕王屋曾平险，风雨兰陵自著书。说解撰成思叔重，凡将写出念相如。漫嘲敝帚千金享，四载功成乐有余。”

了一，你知道吗？在你离开我们的第三天——1986年北京大学校庆日，《同源字典》荣获校科学研究一等奖；1988年，你主编的《古代汉语》荣获全国高等学校教材评比特等奖。你该笑慰了！

三、教学生涯

了一在清华国学院读书时，很爱听赵元任先生的中国音韵学课，从此走上了研究语言学的道路。《中国古文法》是了一的研究生论文，导师是梁启超、赵元任两位先生。梁先生在论文封面上写的总批是：“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文中还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与此相反，赵先生是专挑毛病，最严厉的批评是“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后来成了了一的座右铭。了一切身体会到了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一生受用不尽。因此他教书特别认真，在语言学教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了一生，现在已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了。

记得30年代了一在清华教书时，每周课时并不很多，但他一天到晚伏案备课，每次讲课回家，嗓子总是哑的，我很心疼。一次，我特意走过他的教室，听见他在高声讲课，我想一定有满满一教室的学生。我踮起脚向窗内看，不觉大为吃惊！总共才只有三个人！他却绘声绘色地边讲边写黑板。回家后我劝他：“才三个学生，何必那么认真！”他这样回答：“教师讲课有精神，学生才会聚精会神地听课记笔记。”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北京西苑机场被炸，清华告急，学校让教职员疏散，我们搬到城里朱光潜教授家。当时了一在燕京大学讲授暑期课，燕京大学还没停课，了一不顾路上随时可能出现危险，坚持坐人力车去上课，尽职尽责，直到课程结束。

了一的学生，现中山大学教授吴宏聪，曾向我讲起在西南联大时的一桩小事。他说：“一次，我上课迟到了，轻轻地走进教室坐下。‘站起来！’王先生命令我，‘为什么迟到？’我低着头，说：‘上课的教室换了，一时没找到。’‘下次早些来！’我真没想到先生对我会这么严厉，因为平时先生对我很好，还常约我给他主办的刊物写文章，并夸我文章写得好。”

抗战胜利后，了一应聘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他满腔热情地创办语言学系和文学研究所，每天办公非常忙碌，甚至每天上班前还要先去看看院内的厕所打扫干净没有。当时时局很乱，进步学生常常被捕，了一四处奔走营救，救出的学生有的暂住我们家。后来了一因此受到牵连，还因抵制某人挥霍公款谋私利而遭到威胁恐吓。为了避免发生事端，我们被迫到香港去躲避一段日子。后来，了一到岭南大学，这时有些教授对解放有顾虑，举家迁往美国、香港，了一对我说：“我们哪儿也不去，留在广州等解放。”

1949年秋，我们以万分高兴的心情迎来了广州解放。解放后没几天，广州市军管会领导之一的朱光同志就会见了了一。原来朱光是20年代了一的学生朱光琛。师生重逢乐融融，了一连夜赋诗“赠朱光”，抒发师生情谊和希望祖国昌盛的情感。

1954年暑假，了一在北京开会期间来信和我商量调往北京大学一事。这件事非常突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当时我怀着七个月的身孕，身体又不好，大孩子要考高中，老二考初中，七口之家须在一个月以内搬到北京，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凭我多年经验知道，了一的所谓“商量”只是形式上表示对我尊重，其实他自己早已下定决心。忙乱劳累了一个月以后，准备就绪，了一从北京回来接我们了。临行的那天下午，了一从城里参加广州市委为他饯行的宴会回来，两眼直愣愣的，几十个来送行的人，他一个也没看见。我明白他醉了。我又急又气，本来与亲友离别已使我难过，这时忍不住哭了！直到北上的火车进入湖南省，他才醒来，后悔喝多了。我埋怨他，心里又原谅他：人生能有几回醉！广州的深情厚意，北京的热望重托，使他太兴奋了，怎能不醉！到京的第三天，我们的行李还没打开，全家还暂住在招待所，他却已踏上北京大学的讲台，开讲“汉语史”新课了。

平时除讲课、写稿外，了一还要答复不少信件，会见客人。凡登门来访的，他有求必应；来信来函，他都亲自过目。北京有一个工人，业余爱好语言学，常常到家里来求教，了一总是循循善诱地向他讲解，连续几年从不厌烦。他不止一次用赞扬的口吻说：“这个人并不聪明，但很用功，我愿意教他。”这种事有过许多。

四、天伦之乐

了一性格内向，但却很重感情。1938年，了一的妹妹因病在家乡去世。为安慰他的父母，了一把他们和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姑母从家乡接到桂林（当时了一在广西大学教书），我们家成为一个和睦热闹的大家庭。后来，战火越烧越近，只好把他们送到上林他弟弟家。抗战胜利后，正当我们准备离昆明回清华时，了一得知祖母病危，决定回家，我也愿同他一起回去探望父母，拜见祖母。于是，我们带着三个小孩从昆明出发，路经河内、镇南关（凭祥）回广西。河内至镇南关的交通不便，我们和同行的十几人只好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我们坐在米包上，我抱着3个月的女儿，了一一手抱着5岁的儿子，一手抱着3岁的女儿。汽车在高山峡谷中绕行，颠簸得厉害，很是危险。一次，遇到只架着双木桥的一条河，司机不敢开车过去，我们十分焦急，忽然乘客中有人自告奋勇开车试试。老天爷保佑，我们总算平安过去了。回到了家乡，老人病愈了，四代人欢聚一堂，尽情享受这天伦之乐！

了一的工作太忙，一切家务事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落在我的肩上。孩子多，家务事也多，尤其是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又担任学校妇女会主席，回家感到劳累和心烦，因此常常打孩子。了一总是批评我，叫我要耐心教育孩子。我不服气，说：“你试试管他们三天，你能不打我就佩服。”正巧有一次我去参加广州市妇代会，三天没在家，回家见鸡毛掸在桌子上，他正在生气，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打孩子了，果然应了我的话。

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在校都是好学生，常有人问我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孩子们说得对：“身教重于言教，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了一在家默默无闻地工作，这是无声的教育。偶然了一也会教训孩子几句。例如有一次吃午饭时，11岁的女儿得意地叙说她昨晚如何没买票溜进操场看电影。了一听了，板起脸严厉地说：“五分钱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从此女儿决心永远不贪小便宜了。还有一次，了一突然揪起儿子就打，原来因为孩子说了一个脏字，吓得孩子不敢再骂粗话了。几十年里，他只打过两三次儿子，从来没有打过女儿。

了一在“坐冷板凳”之余，兴趣爱好很多，下棋、桥牌、骨牌、京戏、电影、歌舞、话剧、音乐……样样喜欢，最喜欢的是游览名胜。记得五十年前，我们曾骑着毛驴去逛八大处，每个月我们必乘校车进城听一次京戏；四十年前，我们曾在越南海防市汹涌澎湃的海边散步；三十多年前，广州中山纪念堂的音乐会曾使我们陶醉；二十多年前，我们一家七口曾分划两条小船，悠然自在地在昆明湖上荡漾；几年前了一82岁时，还由全家十几人簇拥着登上万寿山，84岁时还冒雨登上了黄山！

五、受尽折磨

了一一向忠诚老实。1952年他就向组织讲清了1948年至1951年曾受聘为岭南大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事，没想到这件事竟成为他历史上的“污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所谓“顾问委员会”，是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建议校董会成立的，由五人组成，除校长陈序经外，还有富伦（美国人、理学院院长）、冯秉铨（教务长）、伍锐麟（总务长）和了一（文学院院长）。岭南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实权在美国人手里。据了一说，开会讨论的都是校长交议的较重大的行政事项，如聘任、人事变动、学费金额、住宅分配等，该会只对校长负责，对外不负责。除了一外，其余三个中国人都是留美的，因此开会都用英语。了一英语会话水平不高，在顾问委员会中不起什么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了一又一次如实地“交待”了他的“问题”，特别是对曾代替岭南大学校长参加一次所谓“梅花村会议”一事做了详细“交待”。这个会是在解放前夕代校长去出席的，了一到会以后才知会议内容是反动的，且有一个从外貌看像报纸上蒋介石相片的人参加，但没讲话。几十年前的事了，了一尽量回忆。但追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有些细节了一实在回忆不起来，苦闷极了！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的确，我讲不清楚。顾问委员会讨论，向麦克米伦汇报八点，我一点也说不上来！只怪我太不留心记忆了！当时听不懂就算了，现在说一切想不起，很难取信于人！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想不起就是想不起，不能说谎！”

1966年8月27日下午，突然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红卫兵”由我们的两个女儿（一个在清华、一个在北大）带领来抄家，从此她们宣布和我们断绝关系，并且把两个弟弟也带了去。了一在日记中说：“二小时之间变化如此之大，殊为痛苦不堪！”从此，家中只剩下了一、我和我的一个老姐姐，我们心中的悲伤无法形容！对女儿的“造反”，了一没有怨言，只怪自己受旧思想影响太深，只怪自己没有“改造”好。

“不理解也要理解”，了一更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的“红宝书”里满是圈圈点点，有的还有眉批。他像研究自己的语言学那样研究着，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争取早日“脱胎换骨”、为人民服务。

但是日子却越过越苦了。我每天出去开会学习，他每天去劳动、挨斗。他咬着牙干他力所不能及的重体力劳动，如搬煤、抬石头等，回到家来从不叫苦叫累。有时受到路边不懂事的孩子打骂，回家也从不诉说，怕我难过。一次，他和李赋宁教授一起抬石头，李先生把轻的一头让了一抬，他自己抬重的。有个孩子戏弄他们，叫他们来回抬，李先生气愤地赶走了这个孩子。这件事他回来告诉了我，他对李先生非常感激。

我家被抄了十几次，所有存款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抄走，书籍全部被查封，稿子也抄走了！我的老姐姐腿拐，眼睛又看不见，抄家时只听见楼上楼下乱响，被吓出病来，三天就去世了！我把眼泪咽在肚子里，不敢向了一表露，以后我们更寂寞了。

有一天，我们的大儿子缉志来了，我们很惊奇，问他：“你不是脱离关系了吗？怎么回来了？”他说：“我回来看看你们，我只是赞成他们（指弟妹们），没有参加他们的行动。”此后他常回来，我们得到莫大的安慰。

后来，了一集中住到“劳改所”去了，每星期日请半天假回家洗澡。我给他煮一碗面条和一个鸡蛋，以补充一点营养，但不敢多给他吃，怕回去吃不下晚饭挨斗或挨打。了一受苦受累甚至挨打受骂都能忍受，最受不了的是莫名其妙的侮辱。有一次拔草，“红卫兵”指着一种草问他：“这是什么？”他说：“不认识。”这个“红卫兵”嘲讽地说：“一级教授连这都不认识！这叫半夏，是中药！什么一级教授！”回到家里他伤心地对我说：“我一级教授又不是自封的，我没学过中医，没学过药物，怎能认识中药呢？”事有凑巧，一年后我的小儿子病了（这时他的姐姐们已离京工作，不能管他了），医生开的中药中有一味叫“半夏”，买不到，了一兴冲冲地说：“我知道哪儿有。”很快就去拔来了。我一看，这种草到处都有，怎么可能是半夏！他却说：“怎么不是！因为我不认识它，挨过红卫兵的批，我永远认识它了！”我仍然不信，就去请教校医院院长和中药店，他们都说不是！了一感到自己受到嘲弄，心中非常痛苦。

1967年6月18日是了一最难忘的一天。他在中文系挨斗，弯腰九十度，背上还压着两块砖头，达两个小时，出门时后背挨了一拳，头上挨了一鞭，迈了几步就跌倒在地。“红卫兵”变本加厉，用皮子包着的铁链抽打他！他的眼镜掉在地上，爬在地上乱摸，亏得后面有人（粉碎“四人帮”后才得知是朱德熙先生）替他捡起来。他边爬边喊：“你们别打了，我一定爬起来走回去！”回“劳改所”后，他吃了我给他随身带的白药。星期日请假回来，我看见他手臂上红一条、紫一条的血印，心疼得眼泪不断地流，但又不敢让他看见，以免他再难过。

后来我也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了两个月。当我被“解放”回家时，开门的是了一。我一愣，万万没想到他在家。我问：“咦！怎么你在家？”他说：“托毛主席的福，我早就回家了！”两人悲喜交集、默默相对，不知说什么好。这以后我们仍然日日夜夜默默无语，度日如年。

1968年学校大队人马去江西农场时，了一去平谷县劳动了半年。回家后他天天盼着工作，但不能，只好每天在中文系把报纸上歌颂毛主席的诗抄下来，别无他事。他觉得很苦闷。后来工宣队负责人告诉他，很快能“解放”他了，他很高兴。从此我们的日子好过些了。了一开始背着外人偷偷写书，一听到有人上楼，就连忙把书稿藏起来，免得罪上加罪。有一次，他失望地对我说：“这些书稿看来没有希望出版了，只能当做遗稿收藏了。”

就在了一日夜盼望着“解放”时，突然收到一个同乡来信，责问了一为什么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而不告诉他。了一莫名其妙，回信说：“我自己不是国民党员，怎么可能是介绍人呢？”了一遵守“凡是收到信必须上交”这条组织纪律，向领导上交了此信。谁知从此又开始重新审查历史，一审又是几年，而且总是逼他交待，逼得非常厉害。有一天，他痛苦万分地对我说：“我已不能再顾孩子们背不背黑锅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含着泪对他说：“还有我呢！我们好坏都要活。我有工资，我们可以苦苦地过日子，你不能瞎想。”他听了不作声。从此以后，我寸步不离他。他转三次车去工厂开门办学，我送他一直送到厂门口。过了一些日子，我见他的情绪有所好转，才渐渐放心。1973年春，他被“解放”了。

六、壮心不已

黑暗总有尽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了一万万没想到他“文革”中写的书又可以出版了。他以从未有过的兴奋心情对我说：“我想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写下来留给后人！”

1977年初，他的体重突然减了20斤，裤腰小了4寸，健康情况不好。他感叹道：“艰难黄卷业，寂寞白头人。惆怅桑榆晚，蹉跎惜此身。”他觉得时间不多了，更加珍惜光阴，分秒必争地著述，还招了5名研究生。

经多方治疗，1978年他恢复了健康。这年夏天，他登上了长城，对前途又充满了信心。参加五届政协一次会议回来，他写了一首诗抒怀言志：“四害横行受折磨，暮年伏枥意如何？心红不怕朱颜改，志壮何妨白发多！明月九天狂李白，铁弓七札老廉颇。相期报国争朝夕，高举红旗唱凯歌。”

1980年，在我们结婚45周年之际，了一书写了一首诗赠给我：“甜甜苦苦两人尝，四十五年情意长。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红羊溅汝鲛绡泪，白药医吾铁杖伤。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年老鸳鸯！”这首诗使我很高兴，不仅因为它表达了我们夫妻的深情厚爱，更因为从诗中我看到了了一的乐观心情。

同年8月26日是了一80大寿。首都语言学界8月20日在政协礼堂欢聚一堂，举行由叶圣陶、胡愈之、吕叔湘、叶籁士、周有光、倪海曙、季羡林、岑麒祥、周祖谟等先生发起的“庆祝王力先生学术活动50周年座谈会”。了一感到当之有愧，心情非常激动。他在答谢词中说：“自愧庸材无寸功，不图垂老受尊荣，感恩泥首谢群公。”此后，他订了一个宏伟的写作计划，“还将余勇写千篇”！

12月底，他应香港大学和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邀请，赴香港讲学。我给他穿上压在箱底二十多年的西装（他多年不肯做新衣服，有一次，他把蓝色中山装前襟磨破的地方用蓝墨水涂了涂，去会见中央领导人），他神采奕奕，全然不像80岁高龄的老人！在香港讲课之余，他还到各处游玩，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但他似乎不觉疲劳。香港之行使他增加了对生活的兴趣，工作劲头更足了。

左一为王力先生

1981年10月，了一又应日中学院院长藤堂明保先生之邀赴日讲学。在日本访问期间，他看到国外对他的著作十分重视，对他十分尊敬，非常感动。他说，他没想到东京大学藏有他的《中国音韵学》1938年第一版，没想到他的《中国文法学初探》1940年出版，第二年就译成了日文。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祖国的语言更须加倍努力研究，否则也会“出口转内销”的。为了祖国的荣誉，他日夜奋力工作。我理解他，尽量不去打搅他。每逢吃饭时间，总要三番五次地催促，他才肯放下笔。

年纪不饶人，了一的体力和精力都渐渐不如以前了。1985年初，他因十二指肠溃疡住了18天医院，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住院。痊愈后，我尽量给他补充营养，劝他多休息。1985年8月的一天，他步行去北大临湖轩开会，忽然两腿发软摔倒在地。经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给他开些药物，要他多活动。这时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古汉语字典》只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他已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完成这120万字的巨著了，就把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何九盈、蒋绍愚、张双棣几位请来商量，希望他们分写。他们各自尽管都有许多工作，仍答应了。了一感到欣慰。

了一很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为他出了《王力文集》，在他85岁大寿时，他宣布捐献该文集的全部稿费，作为语言学奖金。

1985年10月，他出席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汉语教学国际会议”，并作了简短发言。头天晚上，他失眠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失眠。此后，他身体越来越弱，每逢看病，医生都说是脑血管硬化。我劝他不要写大部头书了，写些小文章或写写自传，他摇摇头。他的眼睛也越来越坏，子女们给他从国内外买了各种放大镜十来个，他都嫌放大倍数不够。无论如何疲乏，他仍每天坚持工作，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握着毛笔，鼻子几乎贴在桌面上，写呀写，每天至少写三五百字！

1986年3月，他对我说：“我眼睛实在看不清楚，身体实在疲乏，今后怎么办？”我只好安慰他：“好好休息，身体好些再写。”

3月22日，全国政协开会，他执意参加。谁知第三天他就发烧住院了。医生先是说他上呼吸道感染，我以为他住院后可以彻底检查治疗，过些天就会好的。万万没想到，他得了急性单粒细胞白血病，一去不复返了！他走得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悲痛万分！

每当我走过他昔日的书房，总想看一看他的背影，总觉得他仿佛仍伏在陪伴了他几十年的书桌上，依然一笔一划认真写着、写着。听到我走近，他依然回过头来笑眯眯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擦擦眼睛，是幻觉吗？不！亲爱的了一，你永远活着，永远活在我心里，活在子孙后代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