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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颖华
今年——2009年，是杨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杨晦先生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上级领导。我是1952年北京大学迁入燕园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是系主任杨晦先生和我做的第一次谈话；1954年，中文系成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杨晦先生兼任主任，我是助教，曾担任过教研室秘书；1957年，我曾代理过中文系系秘书的工作，经常要向杨晦先生请示汇报。
五十多年过去了，可回忆起这些往事，还是感到那么清晰，历历在目。
一
算起来，在中文系的同事中，知道我曾在北大做过研究生的，为数寥寥。因为我的研究生生涯，前后连三个月都不到。
当时，招收研究生的制度和现今完全不一样，不是招考，而是统一分配。我195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这一年，参加统一分配的应届毕业生有三十几位同学，分配目标绝大多数是中学老师，东北、华北、华东、西北都有。只有两个名额是高校的，其中一个是到北大。北大中文系计划在南大招收一名研究生，并希望南大推荐两名，由北大挑选。我是一个幸运儿，最后，北大挑中了我。这年九月，我在同学们羡慕眼光的欢送下，乘坐一趟专门运送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火车专列，来到了北京。
我是在沙滩老北大报的到。不久就搬进了燕园的均斋（现在的红三楼）。和我同住的叫朱家玉，是北大的应届毕业生，留校做研究生。闲谈中，她给我介绍了一些中文系的情况，当然也讲到了杨晦先生。朱家玉告诉了我一个“秘密”，她说，杨晦先生最崇拜鲁迅先生，杨晦先生的发型就是模仿鲁迅先生的。
杨晦先生60年代初指导青年教师和学生
杨晦先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楷模。1917年，他进入北大，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有数几位翻墙进院、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革命闯将中的一位；1920年毕业后，他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翻译、评论，活跃于文坛。1925年秋冬，他和几位朋友在北京组织了沉钟社，出版刊物《沉钟》，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许和鼓励。今天，我能来到他的身边，真是我的幸运。
大约是10月里的一天，杨晦先生找我做了一次谈话。杨晦先生个子不高，慈祥的面容，透着威严。
谈话开始，他就明确地为我定下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专攻外国文学。他设想，以后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不请外系的老师来讲授，要培养自己的老师。他给我布置了第一个任务，把我们资料室的外国文学作品整理一遍，按国别和作家的时代来排列。
我接受这个任务非常高兴，我自小喜欢文学。抗战时期，我在重庆沙坪坝上初中，没课的时候，常常在书店里站着看书，一看就是老半天。我在那儿看了我国著名作家鲁迅、曹禺、郭沫若、巴金、老舍、徐志摩的许多作品。到高中，在国文老师的鼓励下，我又开始看外国小说。我还记得，我看的第一部外国小说就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后来，每个暑假，我总要读几部翻译作品。中学毕业之后，我选择了中文系。没想到现在到了北大，我竟要一辈子和外国文学名著打交道了。天哪，我怎么这么幸运！
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我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把资料室所藏的外国文学作品按照杨晦先生的要求整理好了。当我向杨晦先生展示我的工作成果时，我看到了他的赞许目光。
现在回想起来，杨晦先生这一设想是有长远眼光的。我体会，他是认为，中文系学生学习外国文学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应该联系中国文学来学外国文学，通过学习外国文学，来扩展审视中国文学的眼界，加深对中国文学的思考。杨晦先生不但这样设想，而且还亲自实践，他写过不少篇研究外国文学作品的心得，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罗曼·罗兰、苏联的高尔基，他都有论述。现在，他对我寄予期望，可我——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学校的一纸调令，把我调出了中文系。当时，为了加强教师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专门成立了一个学习委员会，我被调到了校学习委员会的办公室工作。
命运之神真是会捉弄人，刚把我送到杨晦先生的身边，但又立刻让我从他的身边走开。
二
但是，我和杨晦先生还是有缘，在离开一年多之后，我又回到了中文系。一是因为当时北大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方式改为夜大学，由马列主义教研室系统授课，工作人员就不要那么多了；二是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教授来中文系讲授“文艺学引论”，中文系为此成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杨晦先生兼任主任。当我得知这些情况以后，向杨晦先生提出了回系的要求，他同意了，这使我又有了一次和杨晦先生近距离接触的幸运。
毕达可夫来北大授课，不是一般的讲学，它将有助于我国高校文科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课程的建立和提高。
当时听苏联专家课的学员有两个班。一是进修班，学员有三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许多高校，都是有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有的还是系主任、副校长。还有一个研究生班，这是杨晦先生为了北大贮备人才而组建的，学员都是从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应届毕业生中抽调出来的。
我回中文系的时候，杨晦先生对我说，你现在是助教了，但必须和研究生一样，听三位苏联专家的课（当时除了毕达可夫，还有一位苏联专家在哲学系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位在俄语系讲授“俄罗斯文学史”）。不止是听课，结业时还要参加考试。由于我是助教，除了学习，我还要担负一个班的大一作文教学工作。通过这一年多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杨晦先生的“严”，这“严”源于他对我们年轻一代希望的殷切，源于他几十年教学生涯的深切体会，基础要打得“实”、要打得“宽”。
任务是艰巨的，我还有一点和别人不同的是，我刚有了一个奶孩子。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我清楚地记得，研究生班考试那天，杨晦先生也参加了，就坐在毕达可夫的旁边。考试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的，学员单独进场，抽一个试题，有一个短暂的时间思考，然后用口头回答。题目总是比较宽泛的，既要测试你的基础知识，又要看你是否能够准确灵活地运用。毕达可夫通过翻译听了我的回答，朝我点了点头，在记分册上写了一个“5”（优）。我对他微微一笑，表示感谢。我也看见杨晦先生赞许的目光。另外两门苏联专家的课，我也都得了5分。
这一年多杨晦先生的辛劳，成果是丰硕的。根据毕达可夫的讲稿，我们编出了《文学概论》的讲义，开出了一门新课; 我们培养了一批新人，其中有几位留在了中文系，其他分到各个大学作为文艺理论教学的新生力量；通过举办进修班，我们和全国许多高校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一些当年的学员又一次来到燕园，一起回忆五十年前的美好岁月。
关于文艺理论的教学，杨晦先生有一套想法。他认为，研究文艺理论要吸取他国之长，但不要照搬，我们必须结合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从中国古代到现代文学艺术的历史发展中（包括人民的口头文学，杨晦先生为另一位研究生朱家玉安排的研究方向就是民间文艺和人民口头创作）总结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几十年来，他一直为此而努力。
三
1957年4月，我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中文系系秘书彭兰同志突然中风，不能上班。系里跟我商量，是否可以暂时代理一下她的工作，我同意了，没等孩子满月，我就上班了。
当时，系秘书除了处理日常的事务工作，最让人烦心的是学生转专业的事。那时中文系的新闻专业还没有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一些文学语言专业的同学要求转到新闻专业去。
杨晦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每届学生，从入学之日起，他就反复强调：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是杨晦先生几十年的切身体会，他到北大以前，在多所学校任教，从事过研究工作，也创作过不少作品。在他还是一位“不知名的文人”时，诗人朱湘就曾撰文称赞他的作品，说他的作品题材丰富、文字新鲜而活跳、刻画人物生动，“真是描写民间的文章”。但是，杨晦先生深知，这种才能来源于生活，而不是大学老师教出来的。
可是，考大学选择中文系的青年学子，不敢说全部，起码有大部分是对写作有兴趣的（我自己不也是这样的吗）。当听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很自然就把目光转到“无冕之王——记者”上。
我是一个小小的秘书，无权决定学生专业的选择问题，只能一趟趟地到杨晦先生家请示。
杨晦先生对我的请示不是简单的回答：可以或者不可以。他对学生的这种动向非常重视。当时又正是一个多事之秋——1957年春天。他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听取同学的想法和意见。座谈会一开始，杨晦先生就让同学自由发言。原来这场小小的骚动，是从当时系里一项新的举措引起的。
那时中文系设置了两个专业—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语言和文学还没有分开。但由于社会的需要，系里决定先把语言文学专业分为文学和语言两个专门化，除了共同课之外，各专门化又有不同的选修课。要求二年级文学语言专业的同学填报志愿选择专门化。当时一些同学对语言专门化缺乏了解，没有兴趣，因此动了转专业的念头。
杨晦先生仔细听了同学们的发言以后，详细解释了分专门化的必要。他说，现在的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北大为了向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输送合格人才，不分专门化是不行的。关于多开选修课，杨晦先生说，文学和语言是相通的，中文系要培养专门化的人才，但专才必须和通才相结合。
在座谈会上，杨晦先生非常耐心地、详详细细地讲述了系里这些规定的必要性，真是语重心长。这样，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
多年以来，杨晦先生就像过去鲁迅先生呵护他们这些文艺青年一样，对自己的学生，对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寄予殷切的希望，不厌其烦地把他的亲身体会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大家听。年轻人常常比较幼稚，对这些自己还缺乏亲身体会的话不够理解。但真理终究是真理。杨晦先生的讲话，开始有些人可能是半信半疑。可是等他们听了一个时期语言学教授们精彩的讲课以后，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像是“嚼口香糖，越嚼越有味”。等他们工作几十年以后，他们更是体会到，杨晦先生当年的话是多么正确，实践证明，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谁的基础好，谁的知识面广，谁的成绩就好。
四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文系是重灾区，一批学生和青年教师被划为右派。“大跃进”的三年，我连续参加开门办学、大炼钢铁、下放农村，以后又患病曾在小汤山疗养三个月，几乎完全离开了学校。60年代，我开始走上讲坛，讲授“文学概论”。这时候杨晦先生虽还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任职，但他已把研究重点转向中国文艺思想史，还带有研究生，所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和杨晦先生没有什么接触。
没想到十年动乱时期，正当“文化大革命”开展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又去“拜访”了一次杨晦先生。这大约是1967年，抄家、大字报、两派斗争还很激烈的时候。我也参加了一个“战斗队”，每天必做的工作就是去学生宿舍看大字报。一天，我正在宿舍的走廊里看大字报，离我不远有三四个学生在说话。突然，一个名字“杨晦”传到我耳朵里，我不由地看了他们一眼，我都不认识，估计不是中文系的学生。我装着若无其事继续看大字报，这才听清楚，他们打算去抄杨晦先生的家。我当时心内一惊，想，必须去告诉杨晦先生，让他好有所准备。我悄悄地下了楼，骑上自行车，直往燕东园奔去。
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这是一条我多么熟悉的路。我不由得想起：
1956年新年，我和赖应棠、石汝祥几位年轻教师去给杨晦先生拜年。当时供应已经比较困难，杨师母正在小汤山疗养院养病，她托人在附近农村买了几斤猪肉带回来，让保姆包饺子请我们吃。师生围坐一桌，边吃边聊，是多么融洽。可惜这是唯一的一次。
还有一件事，那是1956年夏天，我怀了老二。由于工作繁忙、经济也不富裕，我想把孩子拿掉。请示杨晦先生，他同意了。但是杨师母不赞成，她说，我还年轻，把孩子打掉可能对我的身体不利。杨晦先生觉得有道理，改变了主意。以后每当我回忆这段往事，就感到特别温暖。我常对老二说，你的命是杨晦先生和杨师母保下来的。
而现在，杨晦先生要遭到这样的不幸，我真是感到不安。当时抄家成风，红卫兵那种野蛮粗暴的作风，他们会怎样对待这样一位老者，我简直不寒而栗。我加紧了蹬车的速度。
来到杨晦先生家，走进客厅，静悄悄的，没有人。我熟门熟路，就直接上了二楼杨晦先生的书房。杨晦先生正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放大镜，专注地看着一本外文书。他听到有人进来，转过脸，看见是我，感到有些意外。
我急急忙忙地对他说：“刚才我听到几个红卫兵在说，准备来抄您的家。杨先生—您是不是做一些准备——”杨晦先生听了站起身来，我随着他的目光，环视四周，书房里靠墙挤满了书橱，里面塞满了书，靠窗是一张大书桌，别无他物。杨晦先生一脸的无奈。我知道，他的客厅和其他房间陈设也都非常简单。杨晦先生一生俭朴清贫，有什么可抄的？可当时是无理可讲的。
我怕被红卫兵撞见，匆匆忙忙离开了。回到学校里，我一直忐忑不安。还好，后来没有听说杨晦先生家被抄的消息。
五
这次见面在我印象深刻的几次回忆里是最后一次。
此后，在1969年深秋，我们北大还有清华的教工，几乎都连锅端地发配到江西南昌鄱阳湖边的鲤鱼洲，这是用大堤围起来的一大片看不见边的湖边荒地，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垦这片荒地并种上水稻。我们的工作证都被收走了。何时能回北京？何时能回北大？一片茫然。
经过了两年多的磨练，1971年秋天，我们又回到了学校。从这以后一直到1977年，我都和工农兵学员辗转在几个工厂开门办学。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我又投入了紧张的教学工作。虽然同在燕园，但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再见过杨晦先生。
1982年，我接受教育部和北大的派遣，到民主德国柏林的洪堡大学任教，任期一年。就在这期间，1983年5月14日，杨晦先生去世。我知道这一噩耗，无比悲痛。尤其是我远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不能赶回来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真是感到无比愧疚和遗憾（杨师母姚冬先生离世时我也未能前去吊唁）。
从民主德国回来以后，我读到了为纪念杨晦先生逝世出版的《杨晦选集》和《杨晦文学论集》。其中还有杨晦先生的老朋友冯至和臧克家先生的回忆文章。它们使我对杨晦先生的一生及其伟大人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冯至先生的回忆有一段是写他在北大担任西语系主任时候的事情。“1964年暑假，北京大学党委为了贯彻当时对知识分子和教育文化估计错误的‘左’的路线，曾召集党员干部在十三陵北大分校集中学习，许多人在会上检查本单位、本人的所谓右倾思想。杨晦却不随声附和，他根据1961年通过的《高教六十条》的精神提出异议。一时议论纷纭，与会者感到惊奇，他的发言被摘录在‘简报’上，成为批判对象的材料。”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感到无比震憾。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教学秩序受到错误思潮的干扰，我是深有体会、深受其害的。可是在经历了“反右斗争”之后，对这种现象谁敢说什么呢？我没想到，杨晦先生居然敢站出来仗义执言。
在那个岁月里，仗义执言的后果会是怎样呢？我们都清楚。但我也存侥幸心理，杨晦先生这样一位跟随党多年的老教育工作者，当局或者会网开一面吧？但，现实是无情的，一篇回忆里说，1965年，校长公开宣布，杨晦是“敌我矛盾”。到底杨晦先生有什么罪状呢？却没有公开。我读到这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面对重重压力，杨晦先生没有低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的坚强性格没有因为体弱多病而衰退。为了能阅读马克思原文著作，他还买了德语字典，自修德语。他还继续“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常常读书到深夜。
在两本杨晦先生的作品集里，都选入了《鲁迅百周年纪念随想》一文。文章回忆，四十五年前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杨晦先生和一个朋友抬着花圈走在那被悲痛完全笼罩的行列之中，反反复复吟唱着悼念鲁迅先生的哀歌，其中有一句是：“一生到老志不屈”。文章说：“时隔多年，那哀歌的曲调我早已忘却了，唯有这一句歌词却深刻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在我看来，‘一生到老志不屈’这七个字，准确地概括了鲁迅毕生不屈不挠地探求真理的伟大精神。”
杨晦先生在文章里还写了这样意味深长的一段话：“现在，鲁迅生活过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这条道路上并没有前人的足迹可循，彻底卸掉历史的负担更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我想，我们如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便能更加无愧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发扬鲁迅‘一生到老志不屈’的精神，并使它扩大到全民族当中去，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这段话写于1981年8月，距离杨晦先生去世不到两年。这是他给我们后代人留下的最后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