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这一巨大的社会转型能否成功需要许多前提条件。其中，国内市场的发育与成熟，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之一。江户时代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这一前提条件。
从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创立幕府，至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开始享保改革，是为江户时代的前期。百余年间幕府统治处于上升时期。除了1614—1615年间两次扫灭丰臣氏残余势力的大坂
战争和1637—1638年镇压九州岛原天主教农民起义外，日本国内长期稳定。以石高制为基础的领主土地等级所有制基本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幕府政治尚称清平，“四公六民”年贡米的税率也能正常维持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农民以较高的劳动积极性投入生产，改进耕作技术，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积累了以稻米为主要产品的丰厚物质财富。与此同时，促进市场经济成长的其他环节也在逐步形成，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598年至1716年，在日本国内出现各种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随着德川氏对全国支配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呈现良性增长势头：
农业和手工业在普遍活跃发展。由于在江户时代自然灾害频繁，从宽永十八年（1641）至嘉永三年（1850）的200余年间，大饥荒先后发生22次，
几乎是平均每10年1次的大饥荒，使得米谷尤其成为维持社会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米谷比金银更宝贵，因此，封建领主和家臣武士的俸禄、幕藩领主的财政基础和富有程度，均由拥有米谷的多寡为依据。江户时代也因此被称为“消费大米的时代”。
为了增加稻米的产量，幕藩领主普遍采用重农主义发展，通过重新清查、丈量土地和开发新田，从1600年前后至1720年前后，耕地面积由163.5万町步扩大到297万町步，几乎增长了1倍。
与此同时，耕种、施肥和收获的农业技术显著进步。耕地面积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稻米产量的大幅度增长，由1600年的1850万石增加到1700年的2579.6万石，约增加40％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生产经营构成发生变化，中世复合型大家族经营解体，单个家庭自立化的小农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形态。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和交换的可能性、需求性随之增加，为新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各地区的名品生产和手工制品门类繁多。据1638年成书的《毛吹草》记载，当时的农林加工品、水产品、矿产品、牲畜、衣料、燃料、家庭用品、生产工具、工艺美术产品、工艺用品、武具、医药等产品已经出现地方特色。其中，拥有京都、大坂、鶭、奈良等大城市的关西畿内五国是各类产品的集中生产地区，在全国1807种产品中，居然占据了706种。在畿内五国当中，山城国名品生产种类多达437种，在全国首屈一指。其后依次为：摄津126种，大和72种，和泉43种，河内28种。
特别是畿内的产品多半为制造工艺复杂、品质优良、市场信誉颇佳的传统产品，如京都的丝织品“西阵织”、“二条纱织物”、“四条精好”，以及纳豆、酱油、漆器、陶器等产品受到欢迎，仅纸张的种类就有扇地纸、腰张纸、煮纸子、涩纸、御纶旨纸、打薄写纸等用途各异的多种用纸；其他如大和的山边米、和泉的花落米、河内的石户米等加工大米，以色香味俱全而走红大坂的大米市场。另外，京都的酱油、烧酒、南蛮酒，奈良的僧坊酒，摄津的伊丹酒、须磨浊酒和富田酒，河内的天野酒，闻名遐迩。宽文九年（1669）畿内八国产酒5.2821万石，京都就生产了2.8911万石，
几乎成了饮醉日本的大酒缸。畿内之外的其他地区虽然产品种类齐全程度不及京坂，但也有全国闻名的制品。例如近江的膳所米、播州的龙野米，以及福岛的细棉、关东武藏的岩筑棉和安房棉、北九州的棉布，奥羽和上野、信州的麻，越前、美浓的纸，播州的铁锅、近江的火绳枪等。各地名牌产品竞相发展，奠定了全国市场必备的物流基础。
陆路与海路交通网络逐步形成。陆路交通网络以江户的日本桥为起点，修筑了贯通本州岛的五条干线，即东海、中山、日光、奥州、甲州道等五街道，从5个方向贯穿本州岛。其中，贴近太平洋沿岸东海道和穿越关东北部而进入关西地区的中山道联结江户与京都、大坂，形成三都之间兼具政治、防卫和经济意义的交通网络；日光道直通德川家康陵墓所在的日光神宫，走向与此重合的奥州道穿过宇都宫，继续向北延伸，直达本州岛的极北之地陆奥地区；甲州道是联结江户与盛产黄金的甲斐国之间的黄金大道，自战国时代以来即以品质优良而取信天下的甲州金币被源源不断运往江户，充实了幕府的金库。幕府指派道中奉行负责五街道的管理，街道通过的诸藩领主差遣沿途的村落承担维护或清扫的劳役。五街道由幕府控制使用，其本意在于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加强幕府的统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五街道被不断完善和扩充，修筑了联结五街道的交通支线“胁街道”，形成密布全国的陆路交通网。各街道均设置招待所“宿场”，配置人马和食宿设施。
海路交通线主要包括：从本州岛东北地区沿太平洋沿岸南下江户的东回海运线；自日本海海岸线西行，进入濑户内海，东抵江户、大坂的西回海运线；此外，还有连接江户至大坂的南海路和联结九州的西海路等。运送货物的“菱垣回船”、“樽回船”定期扬帆往返于江户与大坂之间，运来棉花、食油和清酒。一片繁忙景象的海上运输线，环绕着岛国日本的沿海，并与陆路交通网络贯通，将三都之外的长崎、博多、鶭、敦贺等各地商贸都市均纳入物流的市场网络中。交通的发展，对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形成全国市场来说至关重要，流通渠道日臻完善。
各类城市纷纷出现。江户幕府成立后，国内长期和平，在江户时代前100年间，国内总人口稳定增长，由1800万人增加为2600万人，增长44％。
人口的增长与城市的发展同步。自17世纪中期以来，进入城市的繁荣发展时期。据统计，分布在全国、人口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达50余座。其中，江户人口高达100余万，京都为50余万，大坂为35万，号称“三都”。三都之中，江户为政治性的大都市，京都的文化氛围浓厚，均为人口稠密的消费型城市；号称“天下厨房”的大坂成为全国年贡米和国产品的聚散地，特别是设置在堂岛的米市场，更成了全国物流的中心。三都之外，尚有地方性的工商业城市，如名古屋、广岛、仙台等；港湾城市，如下关、新睸等。分布在农村的有“在乡町”等商业性街镇。上述各类城市星罗棋布，并由四通八达的陆路、海路交通线串联起来，形成全国的物流流通网络，即全国市场。
货币制度发育成熟。德川家康及其子德川秀忠在支配天下的同时，也控制了全国的主要矿山。利用开采的金银，铸造全国通用的金币和银币，即庆长金银币。在丰臣时代已经于京都（1595）、江户（1596）设置铸造金币作坊金座的基础上，又先后在骏府（1605）及佐渡（1621）等地设立了两处金座，指派铸造金币世家后藤庄三郎铸造金币。其中，德川幕府所在地江户的金座最为重要，铸造主要流通金币“小判”和“一分判”。德川秀忠还下令京都金座铸造金币天正大判，多用于幕府的礼仪馈赠，一般不进入流通领域。以江户金座为中心，形成关东金币流通圈。金币的单位分成两、分、朱等三种，其换算的比例是：1两金等于4分金，1分金等于4朱金。
几乎在同时，银币的银座也在伏见（1601）、骏府（1606）、大坂（1608）、长崎（1616）建立起来。德川家康指派豪商末吉勘兵卫、银商大黑作兵卫等负责铸造最常用的货币庆长银币。这种银货为称量货币，种类有两种：丁银为椭圆形，重30訇至50訇不等：豆板银的形制、重量不确定，多为圆丸形，有“小玉银”之称。银币的称量单位有贯、訇、分、厘、毛等几种，采用十进制。两种银币中，丁银为大额货币，豆板银为小额货币，两者的品位、铸造量皆一致，含银量一般为80％。
元禄八年（1695），生活奢侈、热衷大兴土木的第五代将军纲吉为解决财政困难和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问题，接受勘定奉行荻原秀重建议，下令改铸新币“元字金银”，大大降低金银含量，此后强制回笼庆长金银币，推广使用劣质元禄金银币。在社会怨声载道中，金银币的流通量扩大了30％—40％，
幕府通过改铸货币获得数百万两黄金的效益。这种状况一方面暴露了幕府财政的盛世危机，另一方面也说明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正在受到商品经济越来越强的挑战。1714年（正德四年），正德改革的主持者新井白石再度下令改铸货币，其品位恢复到庆长金银币的水平，同时限制长崎贸易，控制金银外流，力图整顿流通领域。
另外，幕府还下令金银座兼铸铜币，作为补充货币而大量发行。分量最足的铜钱称宽永通宝，1000文为1贯，在庶民中通用。这样，就形成了金、银、铜币等三货制度。以庆长十四年（1609）换算率为准，三货的比价是金1两为银50訇、钱4贯或明永乐钱1贯。
幕府在草创时期即着手建立比较完善的货币制度，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金座、银座的设立，对形成统一的货币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利于维护政治统一和市场的繁荣发展。
诸藩多发行纸币藩札，以缓和称量银币的不足，增加藩财政收入。发行藩札兼有激活流通领域和藩内经济的双重意义。从其社会功效上说，尽管作为地方流通的藩札与全国流通的幕府货币存在对立的一面，但也起到了活跃地方经济的作用。总之，货币的多样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多元化的反映。尽管在江户时代前100年间自然经济占据主流地位，但商品经济也在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滋长，侵蚀着自然经济的机体。
从事商务、金融活动的相应人员和机构的配置日益完善。诸藩大名为获取高级消费品和金钱，纷纷在大坂设立年贡米的销售站点和仓库“藏屋敷”，由家臣武士管理。但由于武士不善于管理和耻于经商而多有亏损，转而承包给特权豪商经管。其中，负责领主库存商品销售者称之为“藏元”，送进货款者称之为“褂屋”。为旗本、御家人代管年贡米买卖者，称“札差”。他们以领主的库存商品为抵押物，向领主发放高利贷，即“大名贷”，借此掌握了领主的财政命脉，间接获得了年贡享用权。作为给领主效劳的报偿，特权豪商得到垄断流通环节权利。身为批发业者的“问屋”，组成同业行会“株仲间”，利用货主与小商贩的中介人的有利地位，通过垄断规定商品收购和批发价格以获利。元禄二年（1689），御用豪商大坂屋伊兵卫在江户出面组成分别经营漆器、棉布、生丝、衣料、中草药、五金、棉花、草席、酒类、发油和灯油、纸张和蜡烛等类商品的“涂物店组”、“内店组”、“通町组”、“药种组”、“钉店组”、“棉店组”、“絳店组”、“酒店组”、“川岸组”和“纸店组”等十组问屋，在确保江户和大坂之间货物运输安全的同时，垄断流通而谋取巨额利润。后来，又在大坂设立了商品批发范围更加广泛的24组问屋机构。特权豪商通过向幕府缴纳固定的营业税“运上金”和临时性税收“冥加金”，换取幕府对“株仲间”的承认，借此来垄断市场和价格。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还出现了经营不同类型货币汇兑行业的金融业者“两替商”。形成规模市场所必需的从业人员队伍和经营之道。
统一度量衡量具和纺织品的标准。承应二年（1653），幕府确定以江户秤座守随彦太郎制作的秤为标准秤，通用于东日本33国，西日本33国皆采用京都称座神善四郎制作的提秤，从而使得称量货币丁银的称量标准统一化。
宽文九年（1669）指定江户升商樽屋藤左卫门制作的新升为称量大米的标准升，规定所有大名必须停用旧升，改用新升“京升”。其标准为每升宽4寸9分，高2寸7分；每1石为50升。
严令之下，过了两三年之后，京升成为举国通用的大米称量用具。此外，幕府还在宽永三年（1626）规定每匹绢、绸的统一标准为长3丈2尺，宽1尺4寸；每匹棉布则为长3丈4尺，宽1尺3寸。宽永八年（1631），下令每匹绢、绸的长度与每匹棉布相同，并通用全国。
丁银是江户时代最重要的流通货币，大米和丝棉纺织品则是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幕府的措施，固然有加强对全国市场控制的考虑，但在无形中推动了全国市场和地方市场的全面成长。
综上所述，以百余年间自然经济体制下农业的发展与繁荣为基础，在年贡米的商品化、手工业产品种类的多样化、陆路水路交通的网络化、货币制度的成熟化和商务金融业者的分工化的过程中，孕育、发展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内市场，即诸藩领内市场和全国中央市场。
宽文至元禄年间（1661—1703），诸藩领内市场进入繁荣时期。领内市场以藩主住所天守阁周围的城下町为中心。在这里，大名委派御用商人用年贡米来换取藩外的商品；家臣武士卖出俸禄米，再购买其他消费品；领内的农民将剩余的稻米出售，买进农具、草药、食盐等生活必需品。诸藩领内市场起初不过是领主以稻作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的补充，领内外输出入的商品种类、交易方式和数量等，均受到领主的严格控制。在秋田藩，指定输入领内的物品仅限于棉花、茶叶、纸张等，经营者则为久保田大町和茶町的商人；在上田藩，明令禁止领外商人直接对领民零售或自行采购，必须通过特定的问屋开展交易；在越后高田藩，由领主指定的小町问屋专门承担领外棉花、纸张、食盐、咸鱼、铁锅、化妆品等6种允许销售的商品。
诸藩为抑制物价或满足藩内需求，纷纷在交通要道上设置检查哨卡“口留番所”，查禁本藩指定物品的自由输出。例如，上田藩原则上禁止大米流出藩领，携带大米出境时必须出具郡奉行签发的证明文件“米通切手”；南部藩在正保二年（1645）禁止武器、盐硝、牛马、木器、衣料、染料等18种外销，至宽文四年（1664），进而将禁销的物品扩大为37种，藩内的检查哨所在1682年增加到26处；宽永二十年（1643），会津藩规定漆、蜡、铅、熊皮、鹰雏、纸张等8种物品禁止外流。
然而，对中央市场而言，领内市场是开放的。诸藩的城下町是藩内农副产品的聚散地，从领内农村缴纳来的年贡米首先集中于此，经过领内市场，再运往大坂等中心市场。因此，领内市场是全国市场的基础。领内市场的繁荣，为全国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作为全国中央市场的物流枢纽之地，江户、京都和大坂等三都都具备中心市场的机能。其中，人口逾百万的江户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江户借助东回海里和南海路等多条海运线，依托关东和东北诸藩的地方市场，在近世初期也是巨大的物流聚散地，米谷市场、鱼副产品市场等一应俱全。京都以传统的织造品、漆器、武器、陶瓷器和佛具等高级手工产品著称，各地关注销路的问屋商人纷纷在京都设立店铺，使之在全国市场占有颇具特色的一席之地。当然，最能发挥全国中心市场功能的都市，首推大坂。
地处物产丰富的关西地区，得中世以来物品聚散的传统优势和四通八达的海陆路交通之便，大坂在江户时代前期作为全国最大中心市场的地位，为江户、京都所无法取代。在江户幕府草创时期，经历过两次大坂战争的磨难和关西商贸重地大津的激烈竞争，大坂的经济地位并不高。例如，宽永年间（1621—1643），加贺藩贩运到大坂的年贡米大体每年1万石左右。然而，进入延宝年间（1673—1680），由于西回海路通航，大津地位衰落，大坂成为东北地区和关西地区的大米贩卖市场，货运量急剧增加。这期间，加贺藩输入大坂大米市场的数量增加了9倍，达到年均10万石。
大津、敦贺的藏屋敷商家们纷纷向大坂转移；经营各类商品的批发商问屋也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将大坂视为聚敛财富的希望之乡而竞相赶来。据统计，延宝年间大坂的问屋数为345家，经营大米、食盐、生鱼、蔬菜、棉花、茶叶、柴薪、铁器、纸张、木材等物品为54种，至正德年间（1711—1715），问屋数猛增到5655家，经营物品多达308种。入住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625年的27.961万人，至1709年，增加到38.1626万人，人口增长了36.9％。
经过元禄、正德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坂日益繁荣，确立起“天下厨房”不可动摇的地位。据正德四年（1714）的统计，进入大坂市场的物品共119种，总值为银28.6561万余贯；流出物品95种，值银9.5799万余贯；大坂市场6％的运入物品来自长崎，7％的运出物品通过长崎港输出国外，
兼具国内物品聚散地和国外进出口贸易基地的双重功能。大坂的物流种类虽说繁多，但以贩卖大米为中心。1714年贩运到大坂的商人大米为28.2792万石，大名、骑本大米为112.307万石，总值22万余贯，其余各类物品总值23万贯，仅大米一种物品就几乎为物品总量的5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品的流通与国内市场的发育，是围绕着领主经济运转的。领主的消费需求、榨取年贡米的多寡、对市场运营各环节和特权豪商的支配，决定了市场及豪商的兴衰和命运。换言之，这种国内市场取决于自然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作为其补充而存在与发展。因此，幕藩领主支配下的国内市场，其属性是封建性的。
一般说来，第八代将军吉宗1716年执政、推行享保改革，经过1789年改元宽政而启动改革，直至1830年天保改元，为江户时代的中后期。幕府统治在这一期间，进入由盛而衰、由强变弱的下降时期。作为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标志，是幕府在享保、宽政年间，连续推行扭转颓势的改革。享保改革的主持者为治国有方的将军德川吉宗，针对幕府财政危机和武士纲纪松弛，吉宗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在政治上加强对大名、骑本的约束：1717年再次颁布《武家诸法度》，重申恪尽职守、奉公效忠和熟练弓马之道；1721年接连召集谱代、外样大名，严加训诫，还在评定所门前设置举报信箱“目安箱”，兼收广开言路和威慑不法幕吏的功效；1723年推行补贴能吏低俸禄的“足高制”，以起用人才；1724年发布《节俭令》，要求武士恢复质朴尚武精神。（2）在经济上，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因势利导以广开财源：1721年为加强对奢侈品的控制和增加税收，设置江户商人、工匠的株仲间；在政策奏效后，1726年，命令经营大米、食盐、豆酱、清酒、食油、棉花、蜡烛、纸张等15种商品的商人均结成株仲间；1722年颁行按照10年收获量平均值以定产定租的《定免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年在江户日本桥树立告示牌，明令奖励开发新田，以扩大耕地面积；颁布以藩主留居江户的期限缩短半年为交换条件、大名向幕府献1％禄米的《上米令》；1733年奖励农民种植杂粮等商品作物。（3）在社会教化方面，重振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吉宗亲自到圣堂宣讲儒学，并在1717年下令允许庶民前往听讲；1722年出版发行《六谕衍义大意》，加强对庶民的思想控制。与此同时，也在1723年设立救济贫民的小石川养生所，1724年下令降低物价，缓和社会不满情绪。其中，尤其有意义的举措，是1720年允许天主教图书之外的其他汉译图书进口和翻刻销售，此即所谓“洋书解禁”。享保改革是江户时代大规模改革的第一次，也是唯一取得预期效果的成功改革。1716年至1745年，幕府直辖领地的稻米产量由408万石增加到462万石，年贡米收入也由138万石增加到167万石；1742—1751年年均余米7.5万石，余金41.5万两。
幕府的府库充盈，财政状况良好。
然而，吉宗之后的第九代将军家重、第十代将军家治执政期间，偏听偏信侧用人，奢侈腐败，坐吃山空，幕府财政再次陷入困境。天明七年（1787），在江户、大坂等30多个城市中，先后爆发大规模的骚乱，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当年出任第十一代将军的德川家齐乱世用能臣，起用白河藩主松平定信为老中，任其在1789—1800年推行宽政改革。这次改革丧失了享保改革的开明性和进取性，强调重农方针，竭力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头，重建已是千疮百孔的本百姓经营体制。1789年幕府发布《节俭令》，制定充实赈济灾民的社仓和义仓米谷储存量的“围米制”，并于次年强制推行，借以收揽人心。1790年下令限制长崎贸易量；在江户铁炮州设立收容流民的“人足寄场”以加强对无业人员的管理；下令取缔关东地区棉仔问屋商的批发业务；严令降低物价；颁布向流入城市的农民提供生产资金并敦促其重归故乡务农的《归村保护令》；指定朱子学以外的其他儒学流派为异端邪说，下令严禁研修和宣讲。此后则对奇装异服、时髦发型大举讨伐，以期肃正社会风气。宽政改革的诸多措施逆历史潮流而动，改革也以失败告终。作为这种历史潮流的经济内容，是商品经济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腐蚀了幕府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作为其标志，则是国内市场的支配角色移位，即商品多样化的生产者市场代替了以大米为中心的单一领主市场，农村市场兴起并投入竞争，与依附于领主的特权豪商把持下的城市市场展开较量。
多样化市场的开拓的动力主要来自农村。随着城市的兴起与繁荣，种植蔬菜的市郊农民首先开始了商品作物的生产。继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年贡率相对稳定，种植水稻农户留存的余粮作为商品进入市场。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前半期，发达地区稻米的商品化比率一路走高。在米价波动、赢利不稳定的情况下，领主为扩大财源，纷纷奖励商品作物的种植。棉花、油菜、烟草等经济作物遍地开花，茶树、楮树、桑树、漆树、麻、蓝、红花等“四木三草”，成为商品经济作物的代名词。原本以生产年贡米为主业的农村，逐渐成为产品日益多样化、商品化的生产基地。
其中，棉花的种植及其商品化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自然气候条件的限制，棉田大都集中在本州岛西部，特别是关西地区。区域差别强化了互通有无的必要性，棉布作为衣食住行人生四要素的首项要素的“衣”关联密切，尤其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对棉布的需求量猛增，棉花的市场行情看好。幕藩领主纷纷鼓励农民以棉花顶替稻米来缴纳年贡，棉花种植较快实现了商品化。至1736年（元文元年），产自西日本地区和畿内地区淡路、备前、播磨、河内、大和、摄津、周防等地的白棉和产自纪伊、摄津、淡路、和泉的棉纱，以及产自丹波、河内、山城、备前、备中、安艺、赞岐的籽棉大量涌进大坂中央市场，总金额达到1216.1975万訇
，约合黄金20.2699万两。原棉主要销往江户、关东和九州地区，棉纱则主要销往京都、大和、美浓、和泉、纪伊、丹波、越中等棉织业发达地区。贩运棉花、棉纱有利可图，专门的营销商活跃在各地农村。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自然经济走向解体。
随着城市特权豪商对市场垄断权的流失，以及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国内市场出现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1）市场形态的多元化。在城市市场之外，涌现出广大的农村市场。作为农村生产结构和经济面貌变化的社会后果，在乡商人应运而生。他们来自财富殷实、颇善经营的本百姓阶层，即豪农阶层。豪农通过收购、贩卖分散农户的自产商品而获利，兼营高利贷、开设酒屋当铺而聚敛财富，又通过兼并破产农民的土地或开发新田，上升为新兴地主。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日益频繁，豪农豪商充当了农村经济作物商品流通的中间人，成为城市特权问屋商人之外的新型商人，即在乡商人。起初，他们势单力薄、缺乏城市经商经验，不得不接受三都特权问屋豪商的控制，处于商品流通网络的边缘位置。但是在农村商品生产的多样化和流通规模扩大的过程中，随着在乡商人的实力和经验的不断增加，城市特权豪商再也无力继续支配、驾驭崛起于农村的强有力竞争者。享保改革期间幕府强令三都问屋豪商降低物价，受到后者的抵制，在乡商人利用地利之便，就近购进豪农产品，薄利多销，夺占问屋豪商的市场份额，与城市豪商的矛盾日趋激化。特别是进入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以在乡商人势力增长为背景，关西先进地区豪农反对城市豪商垄断市场的群体抗议风潮“国诉”越来越普遍。在关东地区，在乡商人越过江户豪商问屋组，将商品直接贩卖给销售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诸藩领内市场，城下町问屋商被冷落，由其控制的市场也随着萧条起来。
（2）商品位次发生变化。年贡米在国内市场商品率的比重逐年下滑，不再是主要的商品流通品目；米价在波动中持续走低，不再是决定其他商品价格的基准商品。以中心市场大坂为例，元文元年（1736），进入大坂市场的商品之中，大米为112万石，棉花为121万反，食盐为46.3万絳，木炭为69.8万絳，花色品种呈现多样化。至文化—化政年间（1804—1830），大米为150万石，增长了0.33倍；其他商品则分别为：棉花达到800万反，增长5.6倍；食盐为120万絳，增长1.6倍；木炭为250万絳，增长2.6倍。
同期，蜡、纸张、蓝靛、陶瓷器、生铁、兽皮的上市量也都呈现增长的趋势。
（3）大坂的地位下降。在国内商品聚散地大坂之外，江户、京都的商贸地位上升，诸藩领内市场竞相发展。幕藩领主年贡米占据大坂市场的垄断被打破，大坂在全国商品流通网络的中心地位发生动摇。四国、东海、关东地区的商卖活动，逐渐脱离了大坂，直接与生产地区发生关系，另建生产与销售网络。北陆和山阴地区也撇开大坂，加强两地区之间的商贸关系而自成系统。上述现象反映了江户时代中后期国内市场发展变化的新态势：幕藩领主通过特权问屋豪商，并以大坂为据点来控制全国市场的老路已经走到尽头；单一的市场体系逐渐演进为多元化市场体系；领主市场正在向多样化的生产者市场转化。
在上述变化过程中，侧用人兼老中田沼意次与其子若年寄田沼意知，在1767—1786年当政期间所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步伐，国内市场更加活跃。田沼意次之父意行原为纪伊藩主德川吉宗的足轻，1716年吉宗出任第八代将军后，意行被提拔为俸禄300石的骑本。意次承袭父职，至1745年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执政后一跃为禄高1万石的大名。1760年德川家治出任第十代将军，自幼扶持家治的意次得到进入权力中心的机遇。1767年，意次成为将军贴身近臣“侧用人”，1772年任幕府老中和持有远江国相良城的“持城”大名，禄高3万石。其子意知也在1784年出任若年寄，父子执掌实权20年。
在此期间，田沼父子推行积极的经济开发政策。在金融政策方面，通过发行新币来摆脱多次改铸货币造成的财政危机。利用国际市场银价低廉的机会，田沼父子通过长崎贸易，从国外大量进口白银。在此基础上，自1772年铸造并发行纯度为97.8％的优质银币“南镣二朱银”，8枚相当金一两；至1788年，新铸和发行的新币值金593.3万余两。
商界的信心随着良币的发行而增强，流通领域逐渐恢复正常。在工商业政策方面，与时俱进地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充株仲间，借以广开税源，增加幕府的财政收入。与德川吉宗在享保改革期间通过严格控制株仲间以平抑物价、压制奢侈品的方针不同，田沼父子鼓励问屋商人扩建株仲间组织。1784年，准许大坂二十四组问屋成立株仲间，扶植特权豪商。从1781年至1788年的天明年间，共批准设立了130种株仲间。与此同时，还下令鼓励町村商人也建立株仲间，以广开税源。在农业方面，提倡开发新田。围垦新田是增产增收的捷径，号称“米将军”的德川吉宗为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在1722年发布《新田告示》，鼓励町人投资开发下总国饭沼、武藏野和越后紫云寺新田。田沼父子继承了吉宗的新田开发政策，1780年制订了围垦下总国印鏣沼、手贺沼的庞大规划，吸引大坂天王寺屋藤八郎和江户浅草长谷川新五郎出资百万，开工排水造田。就在这项预计年产稻米五六万石的新田开发事业即将竣工之时，1786年夏天关东地区遭遇大洪水，大部分新田被淹没，多年努力付诸东流。开发虾夷地（今北海道），对田沼父子来说，兼具多重意义。1783年仙台藩医生工藤平助将开发虾夷地的建议书《赤虾夷风说考》呈交田沼意次。工藤力主在虾夷地开展对俄贸易，以贸易收入来开发虾夷地，加强北边防卫。意次接受了工藤的建议，1785年派遣以普请役山口铁五郎、佐藤玄六郎为首的考察团前往调查，1786年又令出羽国熟悉虾夷地的最上德内参与其中。1786年则以山口等人的报告书为基础，制订了虾夷地开发计划，准备投入巨资，开发计划目标为116.6万町步，年产稻米583.2万石。
然而，就在意次接受工藤建议的第二年，1784年其子意知被骑本佐野善左卫门刺杀。1786年，因意次的靠山将军家治病危，反对派乘机罢免田沼意次老中之职，此项计划被束之高阁。至此，在日本历史上评价不一的田沼时代随之结束。在田沼父子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下孕育壮大的商品经济，已经无法重新回到自然经济的老轨道上去了。
国内市场在德川时代的演进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特别是江户时代中后期市场形态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更对近代日本的历史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就其政治意义，主要有两点：
其一，幕藩领主的统治面临严重挑战。年贡米的市场占有率与米价的同步下跌，即意味着幕藩领主所拥有的财富锐减，从而造成领主财政的普遍困难，也意味着家臣武士的禄米收入愈来愈难以得到稳定的保障。整个武士阶级日益陷入囊中羞涩的困境，世风每况愈下乃至离心离德。统治阶级处于苦闷与不安之中，统治危机也就接踵而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幕藩领主在德川时代中后期连续推行自救性的改革，以图重建统治权威和统治秩序。从享保改革的成功到宽政改革的失败，表明并非改革主持者个人的才智发生了问题，而是整个封建领主阶级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幕藩体制已经成为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顺畅发展的桎梏，解决制度问题的历史课题提上日程。
其二，豪农豪商成为幕藩体制越来越强有力的反对派。豪农豪商除经营土地以外，还兼营商卖、高利贷，开办作坊，是地主、在乡商人、手工工场业主等一身数任的新兴社会力量。正是在豪农豪商中间，产生着资本主义萌芽，代表了日本历史发展的方向。然而，豪农豪商的土地所有权不被幕藩领主所承认，工商业经营又受到幕藩领主的税收盘剥和特权豪商的压抑，虽然他们向往资本主义，却不能充分地自由发展。因此，他们成了幕藩领主统治的政治反对派。与此同时，由于豪农豪商的社会身份低于武士，又与贫困农民处于对立状态，因此，在幕末的政治斗争中，豪农豪商无力承担倒幕运动的领导重任，只能作为追随者，由中下级武士充当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参与倒幕维新运动。
其社会意义，则主要表现为下述两点：
首先，国内信息便捷化。幕府的统治是一种寡头政治，封闭的社会环境是这种政治形态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幕府对内实行禁止诸藩横向联系、兵农分离、等级身份制等方针，对外推行以禁绝天主教为核心的锁国政策，都是为了营造并维护封闭社会环境下的一言堂统治。然而，随着国内多样化市场的出现，商品流通和人员的往来的幅度与速度在不断加大、加快，各种信息，甚至包括流言飞语，都通过市场流通渠道，并以此前难以想象的方式和流量，流传全国。幕府封锁隔离、分而治之的坚壁被打破，国内信息的传递日益便捷化。这种便捷化，固然出自参与商品经济活动、市场竞争的需要，但同时也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在戊辰战争政权更替的关键时刻，三井、小野等京坂豪商根据分散在全国的商业人员提供的信息，判断幕府的统治已无法继续，因而投入明治政府的怀抱，支付了大量军饷，为日后成为政商和充当新时代资本主义的淘金者夺得先机。
其次，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和经营理念，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预做铺垫。无论是领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市场，还是豪农主导下的农村市场，虽然前者更多体现了权钱交易的特权畸形化色彩，后者更多显现个人经商的主动性，但既然是市场，就总要接受等价交换通则或价值规律的支配。市场经济铁的运行规则，在江户时代国内市场漫长的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被人们所熟悉的运作机制，从而为明治时代向资本主义市场转型，减轻了人为的阻碍和社会压力，有利于市场经济的顺畅转轨和运作。与此同时，町人和豪农的市场经营理念，例如拟家族式的人际关系、武士奉公式的集团效忠意识，加上勤俭持家、精打细算、讲究诚信、安分守己等町人自身的伦理道德，构成了一整套经营商业的理念。这些出现在江户时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营理念，一经明治政府的规范化并将其纳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近代化轨道，特别是用“忠君爱国”的最大公约数加以处理后，更加焕发出理念的精神力量。这是明治时代日本在商战中，较快地由弱变强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