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部日本近代史，经历了维新变革、扩军备战、对外侵略并最终输掉战争的演进过程。维新自强激发的能量被纳入安内竞外的轨道，侵略战争最终毁坏了变革成果，大起大落，沉浮兴亡。

近年来，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侵略的自由主义史观甚嚣尘上，有必要以史实为据，在研讨近代日本弃旧图新、迅速发展的同时，记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血腥侵略战争的罪行，以警喻今世，昭示未来。在这一点上，本书与其他多数的研究著作并无不同。

那么，既曰新编日本近代史，究竟新在哪里？首先，在对日本近代史进程的宏观把握视角方面，力求有所创新，即：

（1）探索日本近代史发展的连续性。与已经出版的日本近代史有所不同的是，本书第一章未将1853年美国舰队叩击日本国门或者将天保改革作为日本近代史的开端，而是从近世社会历史环境对近代日本发展的影响入手，在探讨近世与近代的历史联系中，说明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或日本近代化进程日本特色之所以形成的历史原因。所谓日本特色，包括：①在欧美冲击下，同样面临内忧外患的中日韩三国，只有日本最早组成“官军”旗号下的雄藩联军，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搭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末班车。②天皇在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参照欧美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导致近代天皇制的建立。③武士阶级转化为华族，充当了日本近代化的主导力量，在政界、军界、经济界到文化思想界和教育科技界崭露头角。④在近代东北亚率先掀起文明开化浪潮的日本，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对外频繁发动侵略战争，等等。研究这些问题，仅从明治时代寻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弄得不好，还会因果倒置。但是，如果从日本近世与近代的历史连续性中去寻找答案，上述许多问题就不难得到解释。

（2）关注日本近代史进程中的变异性。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内在的逻辑关系。历史进程的变异性则突出了阶段之间的差别，形成各阶段的发展特点。后一阶段虽是前一阶段的延续，却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复活已经逝去的一切，通过育新于旧，局部量变逐渐积累着整体质变的能量，最终新旧更替。用历史的变异性来观察日本近代史，不难看出，近代日本发展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充满捉摸不定的大量变数。德川时代（1603—1868）的日本国内长期和平，武士文人化并热衷于学理的研讨。明治时代（1868—1912）的日本，却转而国民皆兵，外战接连不断。大正时代（1912—1926）的民主运动过后，竟然是法西斯的横行。昭和初期（1926—1945）一度推行理性协调外交的日本狂傲地自绝于国际社会，景色优美的日本列岛变成了对外侵略的大兵营。近代日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近代化急行军，在1921年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世界级强国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国际条约的确认。然而，只过了10年，日本帝国兀自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再过14年，“大日本帝国”崩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有关近代日本历史进程变异性的探讨，为本书的重点。其中，第二至第五章着重研讨日本何以通过维新自强而武力崛起，第六至第八章主要评析国策抉择错误和侵华战争必败的原因。

（3）全面观察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整体过程。将倒幕维新运动兴起至战败投降的近代日本历史全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有利于评论其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与是非功过。如何评价明治维新的成败得失，在学术界存在着各种观点。概括起来看，大体有三种看法，即肯定论、否定论和成败兼而有之论。相形之下，成败兼而有之论更全面一些。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换的角度来看，明治维新是成功的。通过维新，日本历史性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明治时代以“与万国对峙”为最高国家目标，以“富国强兵”为主体的基本国策，曾给日本带来武力崛起于东北亚的结果。但同样是这个基本国策，却因昭和初期决策者的判断失误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把日本引向战争的深渊并导致战败投降。因此，对明治维新的评价，应当运用辩证的两点论，分清其成败功过。

第二，转换具体内容取舍和记述的角度，力求有些新意。

本书除了第一章与通常的日本近代史陈述有所不同外，其余7章的标题，与已经出版的日本近代史编排大同小异。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旧瓶装新酒”，以求内容上有些新鲜之感。本书第三、第四章主要说明明治维新的进程，但分成欧化和民族化等两个发展阶段，突出不同时期的不同特色。对众所周知的明治维新改革措施，也从武士阶级改造和转化的角度出发，重新加以审视。第七章记述了日本法西斯化进程，但将其与侵华战争联系起来进行评析，显现两者的互动关系。

近代日本的兴亡，与如何处理与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无关系。尤其是近代日本与中国、美国的关系状况如何，影响了日本国家方向的选择。众所周知，日本自有国家以来，历来重视与世界大国的关系。在古代，从汉代倭奴国到魏晋的邪马台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倭五王，500余年间，历代日本国王无一例外地主动通交，借助中国帝王的权威，增强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并威压朝鲜半岛国家。盛唐时代，富强的中国曾经是日本从政治体制、赋税制度到语言文化、节庆习俗全面效仿的榜样。到了近代，落后而贫弱的中国，成为日本民族主义蔑视的对象和军国主义的用武之地。中国的沉沦，成为日本武力崛起的最大国际契机。军国主义的侵略，将古代中日友好交流的主流扭曲为此消彼长、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东北亚也因此而无宁日可言。被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扭曲的中日关系，只能靠抗击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来纠正，以恢复和平友好的应有状态。其前提，是中国的富强与统一和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废弃。在日本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缺乏对中国因素的分析，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因此，第七、第八章的记述分析了中国因素在日美矛盾激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抗战对日本国内政局的影响，并且用一定的篇幅记述中国军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贡献，并非将太平洋战争仅仅理解为日美之间的战争。

除中国之外，对日本近代发展影响日益增强的国家，当属美国了。日美两国只是到了近代，才建立起恩恩怨怨的复杂关系。美国按照既定的近代远东政策，选定日本为其东亚战略依托，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武力威吓，敲开了幕末日本的国门，使之在加入近代条约体系的同时，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探索。在日本武力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推行的对日政策至关重要。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作为帝国主义新的列强成员出现在远东，日美矛盾开始浮现出水面。然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对日本的传统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以及陆海军侵占菲律宾、关岛战争行动，促使美国在苦涩中大幅度调整传统的东亚政策，转而扶植中国，对抗日本，务求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并重新规划远东的国际秩序。美日之战，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总崩溃的进程。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苦斗的同时，美国按照新东亚政策的战略思考，也制定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方针和战后对日政策，对战时和战后日本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基于上述认识，在第二章第一节集中介绍了美国的东亚政策；在第八章也涉及了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等问题。

第三，在史料的运用上尽量具体化。一般来说，教材多用相对概括的用语来叙述历史发展进程，直接引用的史料和注释都不太多。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本书尽可能详细地引用第一手资料。目的之一，是为对日本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具体一些的资料，至少能够提供查阅图书资料的线索。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图书资料室、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新泻大学图书馆和人文学部图书资料室、御茶水女子大学图书馆、韩国高丽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借阅便利，以及研究生们的协助，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在立项和出版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在这里，还要向多年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国内外先学，表示敬意。如果本书能够以先学研究为基础，在研究视角、内容取舍和史料选用等方面取得某些进展，则不胜荣幸之至。当然，开卷是否有益，就有待读者评论了。

宋成有
2005年9月25日于北京海淀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