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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的敦煌学研究方向之一，是对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史的研究。现在就以归义军史研究为例，来说明敦煌学研究的旨趣和难点所在，这两方面的内容，对于一般的敦煌学研究，特别是敦煌历史资料的利用，具有普遍的意义。
归义军本是唐朝在大中五年（851）设立的一个军镇，但由于位于中原王朝“王命所不及”的西北一隅，又处在中西交往的孔道上，以及周边地区都为回鹘、吐蕃、党项、于阗等民族占据，所以，这个存在了将近二百年的汉人为主体的政权，自有其特殊的研究旨趣和历史意义。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旨趣之一，我们可以摆脱旧史家的束缚，独立地审视历史。
大家知道，传统的旧史家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如正史、编年、政书、纪事本末等体裁的史书，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常常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但是，与之俱来的一个缺点是，今天的历史研究方向和结论，不能不受到旧史家的影响，因为我们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出自官僚士大夫们的手笔。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书，却提供给我们一批从未经过任何史家所整理、订正、甚至篡改过的原始材料。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可以利用一个事件发生的当时所遗留下来的材料，来看这个事件本身。甚至我们可以从原始的文件揭示出旧史所掩盖住的某些历史真相。比如，归义军建立的初期，唐朝方面所留下来的史料记载大多数都着力渲染张议潮的归降和献款，唐朝对归义军如何如何优待等等。但是，我们通过敦煌文书，可以清楚地看出张议潮乃至张淮深统治时期的归义军政权，与唐朝有着明争暗斗的情形，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归义军作为晚唐的一个藩镇，与中央朝廷之间若即若离的真实关系。
旨趣之二，我们可以根据最原始的材料，来直接撰写没人写过的历史。
归义军是唐朝的一个边远的藩镇，五代、宋初则成为实际上的“外邦”，新、旧《五代史》附在《吐蕃传》中，《宋史》则编入《外国传》，《宋会要》列为“蕃夷”，这个奉中原正朔却被屏除于中原之外的地方政权，在中国历史上自有其独特的性格。传统的中国史书，都是以中央王朝为主干而加以记录的，所记大多是帝王将相的事迹。敦煌文书中的归义军史料，提供给我们多方面的资料，从统治者归义军节度使和其手下的文臣武将，到敦煌地方的僧俗大众，甚至于妇女和学童，都有丰富多彩的文献可供研究。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还包括许多传世史料所没有的非汉字所写的其他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如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等，记录了敦煌当地及其周边各民族的状况以及他们和归义军政权及民众的关系，这些胡语文献用本民族的文字记载本民族的史事，较汉文的记载更加真实，也更加珍贵。可以说，有关归义军的敦煌史料，提供给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和新的视角。我们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揭示出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之间的战争和文化交往的许多史实，完全超过了旧史所记两个回鹘政权向中原朝贡的那么一点点记录。
然而，归义军史的研究也有其自身材料性质所造成的困难。
难点之一，在做历史研究之前，先要整理档案式的史料。
略微翻捡过敦煌文书照片图录或缩微胶卷的人都知道，这些文书大多数是残缺不全的，与传世史籍的保存状态完全不同。另外，这些文书都是手写体，有些还是行书或草书，要比传世的印刷体史书难认得多。因此，研究归义军史与研究某个断代史或专题史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断代史的研究，几乎都有各个朝代的正史、编年史、别史或其他史书可以依靠，专史的情形大体相同，可以根据这些已有的史书条理出大致的脉络。归义军史则完全没有详实的史书可言。敦煌文书中虽然保存下来大量的公私文书，但由于出自佛寺，大多数是作为佛寺藏书的附属品而保存下来的，所以杂乱无章。我认为这些文书原是位于莫高窟前三界寺的物品，或者是佛教文献的附着物，如裱纸或写在经卷背面，或者是留待用于抄经或裱经的废纸。研究者在进行归义军史的研究之前，首先要像处理最原始的档案资料一样，做文字的校录工作，将残文书整理成可读的文献，然后才能参互对比，进行历史研究。当然，有不少研究论文是把两项工作结合在一起做的，即先录文，然后做研究。这样往往使得一篇文章有大段的按行校录的文书原文，影响文章的文风，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难点之二，敦煌文书散在四方，收集不易。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书，有年代记载的文献从406年至1002年，从内容上看，大体上来说，是年代越后，资料越多；年代越后，世俗材料越多；也就是说，封存于归义军后期的这批文书，以归义军时期的材料最多。但是，由于发现以后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所以这批总共约有五万件的文书，现分散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中国、日本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归义军史的研究是随着敦煌文书的发现而开始的，但是，由于资料的分散，前辈学者虽然取得不少成就，最终被条件所局限，而无法全面地探讨归义军史。六十年代公布了英国图书馆藏和北京图书馆藏的大部分文书缩微胶片，情况有所改观，但“文革”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处在停顿状态。七十年代末，包含世俗文书最多的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卷全部公布，使我们有条件全面掌握敦煌文书最主要的三大馆藏的资料，才使得归义军史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就是我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自觉不自觉地开始系统收集材料，来研究归义军史的学术背景。
六七十年代所制成的胶片和照片，清晰的程度还十分有限，特别是法藏文书，由于原件上面包了一层薄纱，拍照的照片效果很不理想，所以有很多重要的文书无法识读。还因为负责交换胶片的人没有认真核查，使得法藏的藏文文书部分有许多文书没有拍照，而且常常是比较重要的文书。我们知道，法藏藏文文书的目录（拉露目录）编在汉文文书目录之前，在拉露编目时，把许多编在汉文文书部分而背面有藏文的文书，提到藏文文书部分编目，使我们在汉文文书部分无法找到原件照片。而英图和北图公布的胶片，也非其馆藏的全部。我在研究归义军史的十余年中，有不少次机会出国调查抄录未公布的或者不清楚的敦煌文书，我的《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有不少录文是从胶片或照片上所看不到的文字。敦煌文书不过五万左右的编号，但由于分散收藏在世界各地，甚至秘藏在公私收藏者手中，学者难以利用，使得归义军史的研究较利用普通书籍所作的断代史或专题史研究在获取资料上要困难得多，花费的时间和经费也要多得多。
难点之三，归义军史的研究和其他敦煌学门类一样，学术研究的规范还没有建立。
归义军史的研究，没有许多传统古籍那样的各种版本甚至标点本史籍可供参考。如前所述，归义军史料的整理，往往和研究论文一同发表。由于敦煌资料不少收藏在国外，首次发表的材料又有不少是外文研究文献，这样就使得引用归义军资料时，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还要翻捡大量的中外文学术论著，以便在前人取得的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但有一些研究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好好做基本的学术积累，以为找到一件文书就可以写文章，注引出处无非就是给出编号而已。更有甚者，转抄别人的校录文书的成果，而只注出编号，好像都是他本人从法国或英国抄来的一样。这种不遵守学术规范的做法，在归义军史研究乃至许多敦煌学的研究论著中大量存在。归义军史的研究涉及大量敦煌文书，要做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并非一日之功，特别是现在敦煌学研究起点已经很高，不是随便拿来一篇文书就可以写文章的。由于学术规范的不健全，产生了一些重复研究、水平不高甚至结论错误的论著，使得我们做一篇文章时，往往先要费些笔墨来清理本不应该有的错误，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