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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的发展，虽然有材料分散、内容庞杂、语言多异等种种困难，但各国学者孜孜不倦，苦心孤诣，使敦煌学日新月异，加之敦煌文献陆续公布，敦煌考古也续有发现，到了八十年代，敦煌学一跃而成为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
事实也正是如此。就以关于敦煌的学术会议为例，1983年在兰州，1984年在巴黎，1985年在乌鲁木齐，1986年在台北，1987年在香港和敦煌，1988年在北京和京都，1990年在威尼斯、台北和敦煌，1992年在北京，1993年在香港和敦煌，1994年在敦煌和柏林，1995年在嘉义，1996年在成都和兰州，1997年在伦敦、布达佩斯和杭州等地，几乎每一年都有综合的或专题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召开。2000年6月22日，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在此前后，北京、香港、敦煌、蒙特利尔等地都举办了高水准的敦煌学国际会议。
此外，除了创办《敦煌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杂志和专刊外，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据我和赵和平先生在编辑《敦煌学大辞典》时的初步统计，自1980年至1994年，海内外出版的敦煌学研究专著共有近四百种之多。1997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以主题索引的方式查有关“敦煌”的著作，映入眼帘的多达数百个名目；而今年（200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网页上，竟能检索到六百多笔。敦煌只是唐朝边疆的一个小州，但有关敦煌的著作远远多于唐朝的都城长安的著作。
在敦煌学的领域里，仅就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来说，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比如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利用敦煌资料，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赋役制、租佃关系、寺院经济、法制文书、氏族、兵制、归义军史、唐五代西北民族、丝绸之路等等，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同时，在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等学科，也利用敦煌资料，有程度不同的学术贡献。由于中国学者在八九十年代的突出表现，可以说，在敦煌汉文文献方面，国外的研究者越来越少，中国的研究者越来越多。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出版社对敦煌写本的影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系列大型图录正在陆续出版，如《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等等，这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阅读资料的局限，而《俄藏敦煌文献》等首次刊布的新材料，也大大推动了敦煌学许多领域的具体研究。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使得一些个案研究得以深入，所以近年来对敦煌文献的分类研究，如书仪、变文、佛经目录、社邑文书、星图日历、俗语词、归义军文书等方面的工作，确实比前人更为完善。但我们没有像王重民先生那样的大家，我们对整个敦煌古籍还没有清楚的把握，也没有能够把世界各地的敦煌目录统编为一个分类目录。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目前敦煌学的研究似乎有忽视基本工具书的编纂的倾向，而且未能有超出个案研究的鸿篇巨制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