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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谓“敦煌学”

“敦煌学”是个约定俗成的名字。然而,到底什么是“敦煌学”?它的内涵应包括哪些内容?学者间的意见并不一致。

1930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当时,“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刚刚从国外游学回来的陈先生,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不仅把敦煌当作一门学问而响亮地叫了出来,还指出了20世纪敦煌学迅猛发展的趋向,诚可谓远见卓识。

敦煌的魅力何在?敦煌学的研究范围有多广?

从陈寅恪先生《劫余录序》的上下文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以后随着敦煌当地考古工作的进步,特别是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敦煌汉简和吐鲁番文书、西域文书的大量出土,以及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敦煌学”的范围应当扩大。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中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 这里表述的虽然不十分科学,但姜亮夫先生强调应当把“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实已为敦煌学界广泛接受。

然而,从整个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框架里,很难摆放一个所谓的“敦煌学”。

学贯东西而又对敦煌文献做过深入研究的周一良先生,在《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 后来,他又在《何谓“敦煌学”》中进一步指出:“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 周先生还建议把“敦煌学”永远放在括号里。

周先生的看法极有见地,“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这里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周先生这一看法的原因,是目前的敦煌学研究,有一种就敦煌而说敦煌的倾向,把自己完全封闭在敦煌学的范围里,使敦煌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切不可把敦煌学孤立起来,而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这样往往可以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的知识。

因此,有关敦煌学的存在问题首先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也涉及到我们在大学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序列里如何安排“敦煌学”的位置。比如在大学里,“敦煌学”的课程往往被放在“隋唐史”、“历史文献学”下面,作为“三级学科”对待,其实这不仅不伦不类,而且也遮盖了敦煌学的广阔内涵。

从目前来看,敦煌学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主要是因为敦煌学所研究的材料主要是写本,和我们常常使用的印本书籍材料不同,使用的方法也就不一样;此外,这些资料都出自边远的敦煌、吐鲁番等地,需要对当地的时代背景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比较合理地利用这批资料;而且,敦煌学提供了一些研究敦煌、吐鲁番、丝绸之路等等问题的特殊材料,从而出现了新的课题供我们研究;此外,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日益壮大,而且逐渐概括出一些有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大体上自有其研究范围,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而存在。 7E0nVC91ca/n4cICmoR1QvCrgeJoDZL8I7jHS7b+78Qr0EV7gmuhD2NppXLwBzX7



二 敦煌学的现状

敦煌学的发展,虽然有材料分散、内容庞杂、语言多异等种种困难,但各国学者孜孜不倦,苦心孤诣,使敦煌学日新月异,加之敦煌文献陆续公布,敦煌考古也续有发现,到了八十年代,敦煌学一跃而成为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

事实也正是如此。就以关于敦煌的学术会议为例,1983年在兰州,1984年在巴黎,1985年在乌鲁木齐,1986年在台北,1987年在香港和敦煌,1988年在北京和京都,1990年在威尼斯、台北和敦煌,1992年在北京,1993年在香港和敦煌,1994年在敦煌和柏林,1995年在嘉义,1996年在成都和兰州,1997年在伦敦、布达佩斯和杭州等地,几乎每一年都有综合的或专题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召开。2000年6月22日,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在此前后,北京、香港、敦煌、蒙特利尔等地都举办了高水准的敦煌学国际会议。

此外,除了创办《敦煌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杂志和专刊外,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据我和赵和平先生在编辑《敦煌学大辞典》时的初步统计,自1980年至1994年,海内外出版的敦煌学研究专著共有近四百种之多。1997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以主题索引的方式查有关“敦煌”的著作,映入眼帘的多达数百个名目;而今年(200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网页上,竟能检索到六百多笔。敦煌只是唐朝边疆的一个小州,但有关敦煌的著作远远多于唐朝的都城长安的著作。

在敦煌学的领域里,仅就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来说,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比如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利用敦煌资料,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赋役制、租佃关系、寺院经济、法制文书、氏族、兵制、归义军史、唐五代西北民族、丝绸之路等等,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同时,在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等学科,也利用敦煌资料,有程度不同的学术贡献。由于中国学者在八九十年代的突出表现,可以说,在敦煌汉文文献方面,国外的研究者越来越少,中国的研究者越来越多。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出版社对敦煌写本的影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系列大型图录正在陆续出版,如《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等等,这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阅读资料的局限,而《俄藏敦煌文献》等首次刊布的新材料,也大大推动了敦煌学许多领域的具体研究。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使得一些个案研究得以深入,所以近年来对敦煌文献的分类研究,如书仪、变文、佛经目录、社邑文书、星图日历、俗语词、归义军文书等方面的工作,确实比前人更为完善。但我们没有像王重民先生那样的大家,我们对整个敦煌古籍还没有清楚的把握,也没有能够把世界各地的敦煌目录统编为一个分类目录。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目前敦煌学的研究似乎有忽视基本工具书的编纂的倾向,而且未能有超出个案研究的鸿篇巨制问世。 KEL77gbvn6jFMMoRKR4Ng4Ug1AHI6PfnaO25GFiBeV0GnBwfOd8E6JfS0zbzW1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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