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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是个约定俗成的名字。然而，到底什么是“敦煌学”？它的内涵应包括哪些内容？学者间的意见并不一致。
1930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当时，“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刚刚从国外游学回来的陈先生，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不仅把敦煌当作一门学问而响亮地叫了出来，还指出了20世纪敦煌学迅猛发展的趋向，诚可谓远见卓识。
敦煌的魅力何在？敦煌学的研究范围有多广？
从陈寅恪先生《劫余录序》的上下文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以后随着敦煌当地考古工作的进步，特别是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敦煌汉简和吐鲁番文书、西域文书的大量出土，以及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敦煌学”的范围应当扩大。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中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
这里表述的虽然不十分科学，但姜亮夫先生强调应当把“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实已为敦煌学界广泛接受。
然而，从整个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框架里，很难摆放一个所谓的“敦煌学”。
学贯东西而又对敦煌文献做过深入研究的周一良先生，在《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
后来，他又在《何谓“敦煌学”》中进一步指出：“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
周先生还建议把“敦煌学”永远放在括号里。
周先生的看法极有见地，“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这里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周先生这一看法的原因，是目前的敦煌学研究，有一种就敦煌而说敦煌的倾向，把自己完全封闭在敦煌学的范围里，使敦煌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切不可把敦煌学孤立起来，而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这样往往可以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的知识。
因此，有关敦煌学的存在问题首先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也涉及到我们在大学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序列里如何安排“敦煌学”的位置。比如在大学里，“敦煌学”的课程往往被放在“隋唐史”、“历史文献学”下面，作为“三级学科”对待，其实这不仅不伦不类，而且也遮盖了敦煌学的广阔内涵。
从目前来看，敦煌学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主要是因为敦煌学所研究的材料主要是写本，和我们常常使用的印本书籍材料不同，使用的方法也就不一样；此外，这些资料都出自边远的敦煌、吐鲁番等地，需要对当地的时代背景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比较合理地利用这批资料；而且，敦煌学提供了一些研究敦煌、吐鲁番、丝绸之路等等问题的特殊材料，从而出现了新的课题供我们研究；此外，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日益壮大，而且逐渐概括出一些有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大体上自有其研究范围，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