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藏经洞的发现

位于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繁荣的国际都会之一。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由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比较频繁，敦煌曾经汇聚了东西方的多种文化，这就是我们在藏经洞中不仅看到有汉文文献，还有藏文、回鹘（维吾尔）文、于阗（和田）文、粟特（中亚古代民族）文、梵文等文献材料，又有儒家经典、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的典籍和有关拜火教的记载的原因。然而，从北宋王朝开始，因为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取代陆上丝路而繁荣起来，特别是明朝把敦煌弃置于嘉峪关之外，经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道路也改从嘉峪关到哈密，敦煌地区日益荒凉下来，甚至成为放牧的场所。敦煌城东南鸣沙山麓的莫高窟，也渐渐为人们遗忘。

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在日渐衰落的清朝末叶，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敦煌石窟，根本没有受到中国政府和学者的注意，偌大一个莫高窟佛教艺术宝库，就由一个云游而来的道士看管起来。然而，此时充满进取心的各种类型的西方探险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敦煌莫高窟，在1900年以前，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N. M. Przheval’skii）、匈牙利的洛克济（Lajos Loczy）、法国的邦宁（Charles Eudes Bonin）等人，都曾走访过敦煌千佛洞，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地理探查，也还没有特别留意于莫高窟的艺术价值 。敦煌石窟的广为人知，是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嚆矢的。

王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时，窟前有三所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为西藏的喇嘛占据，于是，王道士就在莫高窟南区北部的下寺住了下来。当地百姓以汉族为主体，他们诚实而愚昧，敬畏神祇，分不清什么是佛教和道教，有神则信。而王道士比讲藏文的喇嘛更容易和敦煌的老百姓接触，所以很快立住脚跟，并四处化缘，努力想把莫高窟的佛殿改造成道教的灵宫。他把一些佛像改塑成俗不可耐的道教灵官，又因为窟前的栈道多已崩毁，他就把一些洞窟间的隔墙打通，以便往来。其实，他的这些做法，对敦煌石窟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害。现在，那些王道士供奉的道教灵官早已经从洞窟中移走，但我们可以从斯坦因和伯希和留下的照片中看到一些它们的形象，与敦煌石窟原有的塑像相比，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而他凿通的墙壁，现在也已经都被封堵起来，但我们参观莫高窟时常常可以看到洞窟角落里那没有壁画了的光秃泥巴，不禁为一幅幅完整的壁画被人为地破坏而痛心。

开凿在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窟室大体上分为上中下三层，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拂，沙子从窟顶蔓延下来，把底层一些洞窟的洞口埋了起来。王道士居住的下寺对面的大窟（现编为第16窟），是他改建灵宫的主要处所，但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门都被封了起来。现在留在甬道两壁的一道道沙痕，直抵洞口的顶部，表明当年积沙之多。王道士雇了几个伙计，帮忙清扫长年堆积在窟前的沙子。请记住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日子——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日），16窟甬道的沙土已经渐次清理完毕，一位姓杨的伙计发现甬道北壁的壁画后面可能有洞。于是“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 这段出自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画家谢稚柳先生的记载，虽然来自敦煌民间的传说，但比较真实准确地描写了藏经洞（现编为第17窟，图2）发现时的情形。关于藏经洞门是如何发现的还有其他一些更传奇的说法，但可以想象的是，只要塞满洞口的积沙被挖走以后，掩盖藏经洞门部分的壁画失去承重的力量，很可能会有裂痕出现，所以一旦积沙移走，藏经洞的发现就是必然的结果。敦煌藏经洞是在一个纯偶然的时间和环境下被王道士等人发现的。应当说，没有王道士雇人清理16窟甬道的积沙，藏经洞还是会在那壁画的背后沉睡不知多长时间。从这一点上来讲，不论怎样评价王道士以后的作为，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还是要归功于他。

一座给20世纪的学术研究带来丰富素材的文化宝库就这样被发现了，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难得的惊人发现就这样被一个完全不懂得考古为何物的道士发现了。可惜的是，号称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献，不是像甲骨文和明清档案那样首先被中国学者所认识；也不像敦煌西域汉晋简牍那样由外国考古学者所掘得，而是落入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王道士手中。 yRYIw2o/7TGZdhHPlPZZfxdGIYDxLAwGz4masNt2ndi2L0O/vlsHwMDhBLJF0N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