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隋唐盛世与国际都会

隋朝统一南北，中国又开始走向两汉以来的全盛时期。不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十分佞佛。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推动下，敦煌各阶层民众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仅在莫高窟一处，就开凿了七八十个洞窟，掀起了一个兴建石窟的高潮。

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隋书·裴矩传》仅存的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记载了当时的丝绸之路走向：从敦煌出发，直到西海（地中海），有三条路。北道从伊吾（哈密）越过天山，沿草原之路西行，经过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中道从高昌（吐鲁番）西行，经焉耆、龟兹、疏勒，翻过葱岭，经瓦罕山谷，进入粟特地区，再到波斯，最后到达地中海沿岸；南道从鄯善到于阗、朱俱波（叶城）、喝槃陀（塔什库尔干），逾过葱岭，经瓦罕山谷，过吐火罗地区（阿富汗），进入印度。三条道路，分别以伊吾、高昌、鄯善为门户，但“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这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也清楚地说明了敦煌在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唐王朝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城市，如凉州、敦煌，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经济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容。沙州城内有州、县两级学校，教授唐朝规定的儒家经典。大量的宫廷写经从长安输送过来，给这座佛教圣城进一步灌注了汉地佛教的影响。武周、中宗到玄宗时敕建的大云寺、龙兴寺、开元寺，并立于敦煌。因为李唐王室奉老子为先祖，唐玄宗更是大力弘扬道教，敦煌也建立了供奉老子的紫极宫和神泉观等道观，教授弟子，传写经书。经过唐朝一百多年的统治经营，这种汉文化更加根深蒂固。

唐代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典型的国际文化都会，汇聚了各种不同系统的宗教、文化、艺术，招徕了不同血统的民众在此定居（图5）。唐代前期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在粟特聚落的基础上建立的，其位置恰好就在敦煌城东一里处的祆舍所在地，这里又称安城，也是粟特民众的精神信仰中心 。沙州所辖的石城镇和播仙镇，唐朝初年分别是由来自中亚的康国人康艳典和何国人何伏帝延任首领的。武周天授二年（691），石城镇将粟特人康拂耽延弟地舍拨状称附近的蒲昌海变成五色，作为沙州一系列祥瑞之一，由刺史李无亏上报朝廷，为武则天登基制造舆论 。这些号称是“陆上腓尼基人”的粟特商人，除了从事国际间的转手贸易外，还是传播文化的友好使者。他们大多数信奉波斯、粟特地区正统的祆教，但也有的皈依了曾经受到禁止的摩尼教。敦煌保存了开元十九年（731）摩尼教大德拂多诞奉唐玄宗诏编译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似乎透露出摩尼教在敦煌流行的影子。有的粟特人大概较长时期生活在敦煌，深受汉地佛教的影响，渐渐接受了汉化佛教。敦煌发现了大批译自汉文的粟特语佛典，不仅有正统的佛经，也有汉人编纂的伪经和禅籍。由于粟特人的商业和移动性格，他们的宗教信仰必然也随着他们的四处迁徙而传播到四面八方。据《金石萃编》卷八八所收《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立于天宝八载/ 749），安禄山的郡望是瓜州常乐。唐长孺先生在讨论这条材料时说，南北朝隋唐时人称某郡某人往往指这一姓族的郡望而非本贯，即其祖先之来历与郡望没有关系。但他又从安禄山不依附武威安氏而称常乐一点，怀疑安禄山的先人或许是世居瓜、沙的胡人 。安禄山不仅是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政治人物，他也是一个自称为天神化身的祆教信徒，并充分利用了宗教的号召力来发动叛乱 。

在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的形势下，敦煌莫高窟也在持续不断地修建，一些大家族争先恐后地开凿“家窟”，如翟氏、李氏、阴氏，其中翟家窟（第220窟）是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凿成的，这正是唐平高昌之后第三年，国威远扬西土的时候。敦煌当地的文武官员，仍然是敦煌石窟的重要供养人，如沙州刺史李光庭，就曾在莫高窟开窟造像，并立有《莫高窟灵岩佛窟之碑》 。到极力崇佛的武则天执政时期，莫高窟已经是号称有一千多所窟龛的雄伟石窟了，而且建立了模仿武则天形象的弥勒像（第96窟北大像，图6）。《武周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称颂道：“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神游乎天上。岂异夫龙王散馥，化作金台；梵王飞花，变成云盖。” 真仿佛是佛国仙境。

在唐朝，敦煌不仅留下了精神文化交流的遗迹，也同样有技术和物质文化交流的佳例。唐太宗曾派人到摩揭陀国，学习印度的熬糖法 。敦煌写本P.3303，是关于五天竺制糖法抄本，虽然文字不多，但却涉及有关制糖法的许多方面 ，表明敦煌人对技术的追求。敦煌既是商人东西往来的通路，因此，大量西方的舶来品和中原的特产也都经此地运输，也一定会有不少精美的物质文化产品留在敦煌，其中不少作为供养品进入佛教寺庙和石窟当中，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唐朝时期的寺院财产账，但吐蕃和归义军时期寺院账目中登记有许多西方来的物品，如高档织物、金银器、宝石、香料、珍稀药材等，其中有些东西应当是从唐朝时期传承下来的，它们反映了丝绸之路带给敦煌异彩纷呈的物质文化。 XLDvlo4wRpZ9xpJzKLhiEkSbYGJxTwyxZevPS8jPnob77uB6JwWaIaB1qf7XPYV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