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昌盛与莫高窟的开凿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姓雄张，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227—233年间，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 ，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密切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先后建立的五凉王朝，也集中了大批人才。前凉、西凉和北凉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尊重、保护知识人，为他们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提供良好的条件。如敦煌效谷人宋纤，就有受业弟子三千余人 。当时敦煌的汉文化水平，并不亚于中原北方甚至东晋南朝，这里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宋纤、郭瑀、刘昞、阚駰、宋繇、张湛等，他们的某些著作曾传写到南朝，有些人则由北凉入北魏，为魏、周乃至隋、唐制度与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

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也把内地流行的道教传到敦煌。上面提到的前凉和前秦时的郭瑀，就是一位“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的道教信徒 。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曾发现一枚早期天师道的符箓 。S. 6825《老子想尔注》写本，如果不是后代才传入的北朝抄本，那就更证明敦煌天师道的流行 。从敦煌佛爷庙、新店、祁家湾等地出土的镇墓文，也可以看到民间的方仙道的影响 。

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两汉之际，佛教已经从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经敦煌等地区传入中原，很快就和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一起，在东汉都城洛阳和东南沿海一带流传开来。相反，从敦煌北面长城沿线出土的大批简牍文书来看，两汉之际的敦煌，主要是一个贫民、士兵、遣犯屯戍的兵站，没有传播佛教的文化基础。汉末魏晋时期，随着中原士族的到来和当地文化水平的提高，佛教很快就在这里传播开来。五凉的动乱和北魏与柔然的战争等一连串动荡的岁月，给佛教在敦煌的流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西晋时，有世居敦煌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率领一批弟子在这里译经布道，人们称之为“敦煌菩萨” 。他的弟子竺法乘，也在这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 。前凉时，又有高僧单道开、竺昙猷等人，在敦煌修习禅法。

据武周圣历元年（698）立于莫高窟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 ，有个叫乐僔的沙门，杖锡来到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麓，忽然眼前一亮，金光灿烂，好像有千佛在金光中显现（图2）。于是，他就在鸣沙山东面的悬崖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所佛窟。不久以后，又有一位从东方来的法良禅师，在乐僔的窟旁边，又营造了一个洞窟 。从此，开启了近千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创造史。从前凉到北凉，在高僧的感召下，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在当地大族的资助下，敦煌的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到北魏平定北凉之前，这里已是“村坞相属，多有塔寺”了 。至今，乐僔、法良开凿的洞窟已经很难追寻 ，但有一些属于北凉时期的洞窟和小佛塔保存下来 。

北魏虽然统一了包括敦煌在内的北方，但由于柔然的不断南侵，敦煌在 5世纪后半叶，社会仍然动荡不安，佛教却沿着五凉王朝以来的发展势头进一步扩大其影响。特别是北魏王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这是北魏吸收了凉州佛教以后，经过平城到洛阳的发展而形成的更高水平的文化。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北魏迁都洛阳前的太和三年（479）驸马都尉冯熙在洛州写的《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 ；莫高窟还发现过北魏广阳王慧安发愿刺绣的佛像残片（图3），那是从都城平城带到敦煌的 。孝昌元年（525）以后，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使北魏王室和敦煌佛教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东阳王在敦煌做了大量功德，抄写了一大批佛教经典，也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个大窟。北周时，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也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个大窟 。这些王公贵族的做法，给当地各阶层的民众作了榜样，上行下效，不久就在莫高窟掀起了一个造窟热潮。

而且，不论是西晋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求法僧和译经僧途经敦煌，给敦煌的佛教不断注入活力。比如，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经敦煌西行取经。404年，智猛等一行十五人出阳关西行取经。518年，北魏派敦煌人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之所以选宋云出使，应当和他是敦煌人而熟悉西域情形有关。敦煌既是东来僧人步入河西走廊的最初落脚点，也是西去僧侣和使臣告别故国的地方，莫高窟作为西行者祈求道途平安的处所，香火不断。

除了印度佛教之外，伊朗文化系统的祆教，也在此时流入敦煌。

1907年，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在敦煌西北的一座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写的粟特文信件，学界称之为“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 Ancient Letters，图4）。这是在凉州（武威）和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Samarkand，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贵人的书信，不知什么原因埋藏在敦煌长城脚下。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他们长途贩卖，经营的商品有金、麝香、胡椒、樟脑、麻织物、粮食，当然还有中国丝绸 。这组书信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 ，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动。尽管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译文发表，但粟特文专家提供的一些专名和大意的解说，有助于我们理解4世纪初叶敦煌粟特人的状况。据考，这些信札有两封是从敦煌寄出的，说明敦煌和另一个发信地点姑臧（武威）都是粟特商人的聚居地。现编为第二号的信札说到某地有撒马尔干来的贵人（自由民）一百人，可惜地名有残，是否就是恒宁所读的“敦煌”，尚难以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粟特人是由萨宝（s’rtp’w）统领的，即他们有自己的“队商首领”（“萨宝”一词的本意）。而且，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祆教”）的神职人员βγnpt（祠主）的存在，表明自那时起，敦煌就有由粟特人建立的祆祠。古信札表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早在4世纪初叶就由粟特商人传入敦煌 。此外，’yps’r和β’nkr’m两个职称的出现，表明这个粟特聚落具有很强的自治性。事实上，从已经确定的粟特文古信札的内容来看，早在4世纪初叶，敦煌就有了以粟特商人为主体的自治聚落，而且伴随有祆教祠舍。这些粟特商胡东到洛阳，西到家乡，正与仓慈治理敦煌时商胡的活动范围大体相同。

魏晋以来敦煌汉文化的发展，为各种外来文化的传播打下了基础；丝绸之路的开通，则为敦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外来文明。 Y4EStAxj3k/rH4yDS4LZQLlAcdhUYJ1VIRBrCSgtfgu9lTZNJAYR6OZ5Uxgw2l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