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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开风气之先，引领了现代智库的兴起，这跟进步主义运动之间有很大关联。
进步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在其早期有两大潮流，即改革和重建。1893年美国经济危机后，政治和经济重建主义者成为进步派中不断壮大的中坚力量。就是这些争取扩大政府权力的战士，此后被称为“进步派”。他们谋求的是改革和重建资本主义，建立一种将造福于全体人民的人道的、民主的资本主义。
因他们自称为进步派（progressives），后来历史学家就将20世纪初的许多改革运动并称为“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
为了实现其提出的目标，改革者们主张运用科学（或社会科学）知识，以效率和理性为价值取向。进步主义有三个特征：一是反对大工业的发展带来的唯利是图和阶级鸿沟，反对自由放任；二是其信念植根于对人类趋向进步的能力抱持乐观态度；三是相信干预主义，认为国家应发挥积极作用。
科学发展也对进步主义的方法和目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有影响的改革者是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新学科中的专家。这些新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汇集有关人类实际行为的资料，探求指导这些行为的规律。由于社会科学家们接受了环境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思想预设，他们相信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办法并用来改善人类的境况。这一信念加强了进步派人士的乐观主义，决定了他们所运用的方法，即通过调查确定社会事实，把社会科学知识运用于其分析；委托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决定如何做；以及授权政府来推进改革。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大致开始于20世纪初，美国开风气之先，经由富裕的私人捐资成立了20世纪基金（Twentieth Century Fund），罗素·赛奇基金会（1907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0年），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1919年），布鲁金斯学会等。进步时代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使知识为政府决策所用，这通过像罗伯特·布鲁金斯这样的慈善家慷慨的捐赠而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事业成功的圣路易斯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先后于1916年创建政府研究所、1922年创建经济研究所并于1924年建立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与政治研究生院。1927年，通过合并上述三所机构，他建立了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致力于解决有关政府和经济的各种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毁灭性的影响，催生了第一波智库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BIIA）于1920年建立，1926年易名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以及设立于美国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21年建立）。
一战结束后，英美等国分别派出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前后持续了六个月，在此期间，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与会者开始谈论有必要建立一个能经常性地研究国际关系的组织。1919年5月30日，这批英美人士在巴黎的华丽饭店同意建立一个英美联合组织，正式命名为国际事务学会，它将在英美两国设立分会。
首先提出这一设想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莱昂内尔·柯蒂斯。此人原是供职于南非的一名英国殖民官员。在此之前的九年中，柯蒂斯一直负责在英国的自治领和美国建立一个半公开的组织，称为“圆桌集团”。该组织是由英国前陆军大臣米尔纳勋爵及其同事在1908—1911年建立的，其目标是谋求英语国家在塞西尔·罗兹和威廉·斯特德所制定的路线基础上结成同盟。“圆桌集团”以互访和通信方式保持联系，并自1910年起开始出版《圆桌》杂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圆桌”领导人在为英国制订战争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有很多人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巴黎和会。为了推进“国际事务学会”这一计划，英美代表组成了一个六人委员会，由英国和美国各三人组成。拟议中学会的目的是，“使它的成员了解国际形势，使他们能够研究国家政策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
。当然，根本的目的是旨在为维护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作出贡献。
这一机构在英国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1920年7月5日，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BIIA）在伦敦正式举行了成立会，此前已收到塞西尔·罗兹200英镑的捐赠，这一数额在当时已属一笔慷慨的捐赠。1926年，它接受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颁发的皇家宪章。皇家宪章赋予该机构的职责是提供和保持“国际问题信息渠道”。同时，宪章排除了该机构对国际事务的任何方面表达自身的机构性意见。因此，在该所会议及其出版物上表达的看法均是发言者和作者本人的看法。机构的名称相应改变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因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是在1920年建立成为独立的自治组织的。其宗旨是，通过讲演、讨论、调查、研究和出版活动，加深对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研究和理解。从1924年初创迄今，该所一直出版在英国和国际上颇具权威的《国际事务》（
International Affairs）
杂志。在以后的发展中，该所形成了影响很大的“查塔姆楼规则”，即当一个会议根据查塔姆楼规则举行时，与会者可自由使用所获得的信息，但不应提及主讲人或其他与会者的姓名及其身份。
确立这一规则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与会者畅所欲言和共享信息。长期来，皇家所所址查塔姆楼一直是该所的代称，因其简短明了而为人们所通用。有鉴于此，皇家所理事会于2004年决定直接采用“Chatham House”为该所的首要名称，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则成为法律上和因财政目的而使用的正式名称。
与此同时，在美国建立一个类似组织的计划则经历了一些曲折。根据组织者的设想，该组织的目的是“使它的成员了解国际形势，使他们能够研究国家政策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
。
1921年8月，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在纽约举行了首次会议，它是年轻外交官、学者及一批银行家、商界领袖和律师的结合体。对于早期的CFR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教训，也是CFR的主要原动力，是使美国避免回归孤立主义。它作为一个机构是基于如下的思想前提，即孤立主义不是美国真实的战略；真正的辩论应该是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如何介入等。该会的早期领导者认识到，民主涉及公共舆论，然而他们对这种公共舆论如何形成和表达并无把握。他们分别建立了“研究小组”和“讨论小组”，根据该会的区分，前者是严肃而学术性的，后者更随意些，以便吸引那些既想谈论问题又想增长见识的成员，目标是产生由某位作者撰写的书面分析，同时提出政策结论。
那么他们讨论了什么？写了些什么？以1923年为例，对外关系委员会认真考察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得出结论认为，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将会溢出俄国边界的任何说法都属于歇斯底里。在伦敦，皇家所研究了国联、中东的冲突、法西斯主义等等。
1922年9月，对外关系委员会开始出版日后闻名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杂志——《外交》（
Foreign Affairs）
季刊。（1994年起缩短出版周期，变为双月刊）在此后多年间，《外交》发表了众多有影响的文章，包括乔治·凯南1947年著名的“X”文章和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该会早期的其他出版物包括国际事务书目、外国政府名册和资料以及一本称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的年鉴。在那个时代，外交事务方面的政策研究和分析来源很少，CFR的这些出版物已是很难得地开风气之先了。毫不奇怪，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工作，正如其会员那样，重心是放在美国的，通过美国人的眼睛看美国。它的各种研究避免了一般的国际关系，而是集中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它创办的杂志，也取名为“对外事务”而非“国际事务”。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是以另一种方式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关联的。它的历史与赫伯特·胡佛这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1891年，10岁时就成为孤儿、时年17岁的胡佛成为斯坦福大学首届四百名学生之一，并于1895年自该校毕业。此后的胡佛先后成为了一名工程师、捐助者、政府官员直至美国总统。
1914年，正当胡佛在伦敦工作和生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很快便投入了帮助在欧洲的美国旅行者逃离战争地区的工作。随着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德国的占领和同盟国的海上封锁使比利时公民面临饥馑和死亡的威胁。胡佛应邀建立了一家私人救济机构帮助比利时平民。
在此期间，胡佛阅读了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的杰出历史学家安德鲁·怀特的自传并深受其影响。怀特收集了大量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文件，整理出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最佳文献汇集。胡佛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来收集逃亡者关于当时正在进行的大战（the Great War）的信息。正是这一想法和远见，日后促成了“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的建立，他收集的信息成为最大规模私人收藏的20世纪政治史文件。
1917年，美国宣布参战，这时的胡佛已经成为知名的人道主义英雄，重新回到了欧洲。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总统后，胡佛出任新成立的美国食品管理局局长。战争结束后，胡佛又回到欧洲近一年，作为美国救济署署长组织了对20多个欧洲国家供应和分配食品及救济物资的工作，其影响所及，涵盖了当时欧洲三分之一的民众。
1919年，赫伯特·胡佛宣布向母校斯坦福大学捐赠5万美元以支持其“胡佛战争收藏”。随着收藏的扩大，该机构易名为“胡佛战争图书馆”。虽然它位于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之内，但它是一家独立机构，也是世界上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藏品最多的一个图书馆。到1929年，图书馆已收有14万件藏品，空间已经不够用，而又时值美国“大萧条”时期。此前，胡佛作为共和党人出任美国第31任总统，但因经济大萧条而黯然下台。1938年，建造胡佛塔（Hoover Tower）的计划出炉，建造工作于1941年暨斯坦福大学建校50周年之际完成。1946年，胡佛战争图书馆的工作大大扩展并纳入多项研究活动，机构易名为“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及图书馆”。此后，在胡佛的领导下，该机构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筹资行动。随着研究活动进一步开展，机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高，直至1957年，该机构最终定名为“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
胡佛研究所当是美国西海岸成立时间最早的一家智库。
独立、才智、讨论、学问和发表，旨在处政府之外而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政治和社会精英提供思想和信息，这就是1919年后五十年间一个又一个国家所接受的外交政策智库模式。除了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伦敦的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是一对“双胞胎”外，出席巴黎和会的德国代表团也在汉堡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但在30年代纳粹时期被关闭。战后，在波恩建立了德国外交政策学会，延续了战前在汉堡从事的工作。20世纪初年，德国还出现了另一些研究机构。其早期智库有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1914年）和德国经济研究所（1925年）。由于德国动荡的历史和先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其智库变化较多。如法兰克福的中国研究所（China Institut，Frankfurt），二战前是德国中国研究的一大中心，在战争中完全被战火所破坏。战后，出于对中国的现状进行研究的需要，联邦德国在作为对华贸易根据地的汉堡设立了新的亚洲研究所（Institut fur Asienkunde）。亚洲研究所是独立的机关，不属于汉堡大学，经费依靠商业联合会和贸易公司的捐助。亚洲研究所和设在附近城市基尔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在业务上相互合作，曾设想以基尔的世界经济研究所为中心进行中国经济的研究分析。
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和罗马也是如此，建立了类似的政策讨论和研究机构。而皇家所的姐妹组织则先后在加拿大渥太华、澳大利亚堪培拉、南非约翰内斯堡和新西兰奥克兰建立起来。由于这些国家与英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和同属英联邦国家，这些组织也一度被视为皇家所的“分支”机构。比如新加坡分支就是如此，有的由学会逐渐演变为更具有研究性质的机构。
在20和30年代的英美世界中，今天已牢固确立的“学术”与“政策”研究的分际在那时几乎不存在。绅士们在学术界、政府和政治的不同世界之间进进出出，并没在意它们之间的分界。以历史学家闻名的英国人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便是一个显例。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牛津贝利奥尔学院，专长是研究希腊及古代历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汤因比均进入政府部门任职，成为临时文官。一战后他成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全职教授，接着出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斯蒂文森讲座教授及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汤因比因撰有多卷本的《历史研究》巨著而享誉世界，他的另一部多卷本著作是《国际事务概览》，成为相当一段时间中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拳头产品。
那时，与国际问题相关的圈子都不大，其中每个人实际都是兼任数任，机构和活动也经常交叉。30年代，皇家所发起了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如出版了专题著作《民族主义》（1939年），也进行了对具体问题更为细致的研究，如《货币政策的未来》（1935年）和《国际投资问题》（1937年）等，还组织了对地区和国别问题的考察，如关于现代中国的发展以及伊斯兰和基督教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当然还有一年一度的《国际事务概览》及与之配套的《文件集》。当时，查塔姆楼发起和出版了后来成为经典性著作的一些作品，如戴维·米特兰尼对功能主义的经典研究《有效的和平体系》（1943年），以及马丁·怀特长仅90页但产生了长远影响的著述《权力政治》（1946年）。
撰写当代史，是早期智库一项重要工作。还在巴黎和会进行期间，1919年夏，出席和会的英美代表就商议将巴黎和会作为当代史写成书。正像这些代表相信和会将带来一个和平与稳定的新世界那样，他们也希望，对一战后达成和平解决办法进行的历史记述将帮助即将诞生的国联及其成员国政府确保持续的和平与合作。1920—1924年间，《巴黎和会史》洋洋6卷相继出版，共有50位作者撰稿，洋洋洒洒100多万言。主编为英国人、剑桥大学教授哈罗德·坦普利。大多数作者来自英美，他们对各自的专题都有第一手资料。根据要求，撰述者们从日内瓦，而不是从华盛顿或伦敦的视角看和会，因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永久性的世界组织”将在日内瓦建立。编撰方针决定“各条约文本及其他文件未来人们可能要求参考，应作为附录编入”，这凸显了这部《和会史》将帮助国联维护各项和平解决的愿望。
不仅如此，接续《和会史》的将是一部世界事务的编年系列，每一部都记录过去一年的各大事件。在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会上，前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就点明了正在进行的当代史编撰具有的政策相关性，称一部编年概览“不会干预政策，而是提供给政治家、活动家和新闻记者材料，用于就政策问题形成正确看法”。对皇家所来说，幸运的是，汤因比承担起了这一重任。作为研究部主任，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或撰写、或主编、或指导了皇家所《国际事务概览》这部煌煌编年史。
在一战期间及战后，汤因比曾任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1924年，汤因比加入皇家所的工作，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撰写《国际事务概览》。很快他就为1920—1924年撰述了回顾性的两卷，第一卷题为《和会后的世界》；随后从1925—1937年每年一卷《概览》，每一卷均在随后的一年面世。最后的1938年卷，由于二战的爆发而受到影响，迟至1940年才出版。他撰写了这一多卷本著作的大部分，而把某些部分“外包”了出去，其中主要是涉及经济的内容。他对最终名为《战争前夜》的“汤因比卷”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卷写的是1939年的事件，但一直到1958年才出版。他还监修了皇家所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十卷本著作，并撰写了第一卷《轴心国最初的胜利》（1938年）的很大一部分。
在20—30年代，编撰当代史还是一件新鲜事，汤因比采用了多种新方法。他浏览国际协定文本、政府声明及其他公共文件，并充分利用了访谈的办法，直接征询英国及外国决策者。他还邀约外部专家为《概览》撰稿。这项工作对当代史研究方法的最大贡献也许是系统地、巨细无遗地使用国际新闻报道，以其为一种文献来源。皇家所图书馆人员就世界各大报纸进行的资料工作为汤因比及其团队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
直到70年代，鉴于资金限制以及赋予更直接与政策相关的研究以优先地位，皇家所决定终止概览的编撰。
历史地看，皇家所无疑是当代国际史领域的主要先驱。概览也可说是当今各种黄皮书、蓝皮书、白皮书的先声。
值得一提的还有伦敦世界事务研究所（The Lond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它建立于两次大战期间的1934年，依托伦敦大学系统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尤其是其从事国际法研究和教学的一批教授。根据自我定位，研究所是从事世界事务研究的自我管理、独立的研究和教学组织，为寻求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包括会议、讲座、讨论小组以及关于世界事务中主要问题的研究和出版。它是一个非官方机构，不支持任何特定政党或特定意识形态。研究所的成员是国际性的，它举办各种活动的资金来自成员的会费和捐助，以及来自各种活动的收入。由此可见，它具有一家智库的典型要素特征。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学者乔 治·施瓦曾伯格（Georg Schwarzenberger）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任伦敦大学国际法教授，是研究所的创立者和领袖之一，曾出任所长，他的代表性著作为《权力政治》，还著有《国际法手册》《核武器的合法性》《国际法前沿》等书。美国杰出国际关系学者昆西·赖特曾任该所副理事长，理事会成员包括日后颇具声誉的约翰·伯顿等人。伦敦世界事务研究所出版的“世界事务文库”，其中就有汉斯·凯尔森的《联合国法》、恩斯特·哈斯的《欧洲的统一：政治、社会与经济力量，1950—1957》，到1968年已出版67种作品，形成相当规模，其中以国际法著作为多，大体是这一文库的特色。
该所还于1947年开始出版《世界事务年鉴》，由著名的法律专业出版社史蒂文斯公司出版，每年一卷，多年下来，颇为可观。以1968年卷为例，作者包括莫顿·卡普兰、约翰·伯顿、科拉尔·贝尔等人
，撰稿者阵容颇为强大。由于它依托大学，研究所还具有教学职能，负责伦敦大学国际事务学位的教学，该学位学制两年，第一年的修习课程有国际经济、国际法和现代国际历史，第二年修习国际经济法、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关系。可见60年代的国际关系教学颇具一定的系统性。后来，由于研究所的两位创立者施瓦曾伯格和乔治·基顿先后退休或去世，该所在70年代后期走向衰落并最终消失。
由于它后来不复存在，伦敦世界事务研究所今天已鲜为人知，但它是智库早期历史也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智库发展的一部分，今人仍应了解这一历史。
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IR）作为一个学科也成长起来。这在英国尤其如此。欧洲是当时国际关系的中心，而英国又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执牛耳者。1919年，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席教授职位在威尔士大学设立。该讲席系由威尔士的工业家也是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戴维·戴维斯及其姐妹捐资建立。当时，他们深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和平思想所吸引，于是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第一位出任此职的教授是阿尔弗雷 德·泽曼（Alfred Zimmern），他原是一位古代史专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供职于英国外交部，参与了英国有关建立国联问题的政策制定。但仅两年后就因故辞职，由专长于19世纪外交史的查尔斯 ·韦伯斯特（Charles Webster）接任，此后则是著名的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
20年代，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设立了国际法讲席教授职位，由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Smith）担当。该校设立了国际政治讲席教授职位，先由菲利普·诺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后由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担当。还由煤炭大王丹尼尔·史蒂文森出资设立了国际历史讲席教授一职，先由汤因比、后由查尔斯·韦伯斯特担任。在此时期，该校创建了国际关系系。
牛津大学于1930年建立了以蒙太古·伯顿（Montague Maurice Burton）命名的讲席教授职位。这一职位的设立促进了国际关系学在牛津大学的发展，一直至今。
在欧洲其他国家，1927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高等国际研究学院（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联设于日内瓦，它带给世人一种国际合作的希望，维护和平，避免战争。该校的建立是与这一精神一致的，并试图为之作出贡献。
在亚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就出现了与今天所称智库类似的机构。如一战前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服务的满铁调查部（1907年成立），便是一个典型的知识集团。其他诸如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1919年成立）、三菱经济研究所（1932年成立）等等，不胜枚举。
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俄战争的产物，又是日本侵华的重要工具。满铁是根据1906年6月7日的敕令成立的，社址最初在东京，后迁至大连。满铁调查部成立于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迁至大连后设在满铁本社内，曾是日本最大的研究中国的机构，在这一机构工作的人员达1500人。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机器的专门附属品，它主要研究中国，特别是中国北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调查部的中心和专业图书馆都设在大连。二战期间，调查部在哈尔滨和东北其他城市以及上海、天津设立了分部，同时在东京也设立了一个分部。调查部由若干部门组成，每个部门都分成若干组研究各种问题，如工业、农业、财政、法制和通讯等。
日本投降后，那些曾一度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研究机构均被撤销。因此，以1945年为界，政策研究机构在日本呈现出十分不同的面貌。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哈佛大学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24年成立了国际研究局，以乔治·威尔逊教授为首。更为重要的发展是1926年在芝加哥大学成立的以昆西·赖特为首的战争原因研究计划，该计划雄心勃勃，发表了大量成果，并终结于赖特写作的两大册极厚重的《战争之研究》，于1942年出版。第三个发展是1934年耶鲁大学建立了国际关系系，这是全美各大学中第一个国际关系系，以尼古拉斯·斯拜克曼为首。
对一战后的世界和平，人们都曾怀抱美好的希望，然而好景不长，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二十年的和平实际上变成了二十年的休战，也正是E.H.卡尔的代表作所称的那样，是“二十年危机”。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随着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了。
在这一态势下，美国面临的威胁也明显增大，一场促使美国放弃中立、支援英法两国的运动兴起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站在了这场运动的前列，为制定美国的政治、经济及战略目标而设立了“战争与和平研究计划”。
对外关系委员会感到，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专门项目，作出独立的分析和研究，为未来战争中的美国外交政策提供指导性意见，也为战后的新世界提供某种规划。这一项目后来被称为“战争与和平研究”，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领导者相信，有必要设计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这项工作正是该会应该承担的。
在此后五年间，大约有100位人士参加了战争与和平研究。他们划分为四个功能性专题小组：经济和金融、安全与军备、领土问题，以及政治小组。这些小组和委员会召开了250多次会议、讨论，大多数在纽约举行。它们向美国国务院提供了多达682份备忘录，也提供给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参考。
这项庞大的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直接向美国政府提供思想和建议，施加影响。对外关系委员会于战后发表的正式报告指出，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的“真正的试金石”是“这项研究对政府究竟有多大的用处。这是指导委员会和各研究小组报告起草人一直铭记在心的准则，特别是在考察已完成的工作及计划未来的新工作时更是如此”
。这项重大的研究，为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中可以看到，战后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并长期保持这一地位，并不是无来由的，而是有其思想和智慧基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世界事务运作和研究的中心迅速地从欧洲向美国和苏联转移，形成了两极。这实际上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为止所发生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总体变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