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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中心指南》曾跟踪和搜罗全美各研究中心，其1990年版收入了11726家研究实体，其中716家从事政府和公共事务研究。不过，这一数字不包括其工作重点为经济和外交事务的机构。在这716家实体中，205家是独立的非营利组织，446家为大学内的研究中心，8家附属于政府，32家附属于工会、基金会和公司，其他27家。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若算上从事经济和外交事务研究的机构，“从事政府和公共事务研究”类中心的数字显然要大得多。第二，这一统计比较注重大学的研究中心，但它只是我们研究的智库中的一类。相对而言，大学研究机构对日本、韩国、中国，也许还可以加上欧洲，是比美国更为重要的一类。
根据这一《指南》，智库这一行业中的基本生产单位，就其规模而言基本上是中小型的组织。就人员规模而言，就上面提到的205家独立非营利机构而言，有10家超过50人，很少有超过150人的，其余的智库人员总数均少于50人，研究人员少于20人。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计算方法和统计口径，比如智库中既有全职人员又有非全职人员，有些人的主要工作是在何处等等。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多年来从事比较性的全球智库研究，一直专注于收集数据并研究智库的发展趋势，它所建立的数据库中记录了6826家智库，应是比较可靠的基本情况。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美国的智库数量最多，有1828家，中国其次，有426家，英国第三，有287家，德国、法国和日本分别居第五、六、九位。
这里当然有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但大致上应能反映智库在各国的分布情况。
从智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考察其产品、顾客、经费、人员、社会环境
，由此可以看到智库的诸侧面。
智库进行政策研究，提供建议，生产文章、报告和著作。政策研究和建议包括基本数据和事实、分析、评估、预测、可行性研究、评价和提出可供选择的概念和思想。智库之外的学者也会从事这些活动。然而，与学术界不同，智库的目标是影响和改变政策或创制新政策。智库希望它们的政策研究能被用作可供选择的方案，服务于眼前或未来的政府政策。因此，智库从事的是经世致用的社会科学。智库的研究指出当前或某种政策的缺陷，阐明当前和未来的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它也以一种政治上精明和务实的方式开发思想，并对隐含于各种政策选择之中的价值观给予特别的注意。
准确的信息和数据是智库行业不可或缺的因素。及时搜罗和汇集基本信息的能力对于智库而言是关键性的。许多机构为此而建设广泛的计算机数据库，以补充其人力资源网络。为本行当获取信息资源，自由使用数据尤其是政府数据，是必不可少的。相比于其他国家，在美国，公众较易获得信息。在限制公众获得政府数据的国家，智库要进行政策研究困难就大些。
智库行业的输出主要采取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智库每年都出版若干种专书。此外，智库大都有主办的刊物、杂志，或推出分析性文章、通讯和快报。美国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有一条根本原则，即它们的研究产品对于公众是可获得的。这种信息的公开性不可或缺。若它们生产的信息和产品不是公开可获得的，那智库是无用的。只有当面向政策制室者，使重要的发现和结论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所注意时，智库分析家所进行的政策研究才是重要的。但光是出版发表还不够，传播已成为智库使命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时任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藤指出：“发表只是做了事情的一半。”另一半就是传布。传布有很多种形式，包括口头沟通。最有效的口头沟通类型是在国会的各种委员会和听证会上作证。其他的口头沟通类型包括小型研讨、讨论会、碰头会、演讲等。
开发与大众传播媒介的良好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传布活动。这有两个目的。一是告知和教育新闻记者，二是通过传媒告知和教育普通公众。智库在大众传媒中有多成功，要看它在这方面的战略和努力。智库若不能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就难以实现它们的目标。
政策制定者、政府行政人员以及关心政策的人们，是智库行业的当事人和用户。智库瞄准本国领导人和决策者。无论领导人有多聪明智慧，光靠他们自己提供不了所有可供选择的政策和思想，这基本是一个共识。
知识程度高的当事人的存在，有助于政策研究领域的发展，这在美国政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拥有社会科学的高级学位。多个总统行政当局积极地依靠了局外人的知识。例如，肯尼迪总统的政治任命受到普遍欢迎，被视为标志着学术专家在政府中发挥作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也赞成运用社会科学来评价政府的各个项目。对于其他多数国家的政府，情形常与此不同。然而事实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国仍犯了陷入越南战争泥沼的战略错误，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尽管许多智库都瞄准本国的领导人，更广大的听众则是普通公众，经由大众传媒来传递和接收。尽管研究产品常常需要转化为人人能懂的通俗语言，美国的大众传媒总的来说能够较好地理解政策研究。媒体的高教育水平也有利于智库研究的发展。
光是研究结果的发表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以支持智库行业，各家智库必须设法筹集资金，以支撑自己的各项工作。智库的资金有不同的来源，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私人捐助是主要来源，一般来自基金会、公司和个人，有时采取捐赠基金（endowment）的形式。私人基金会、公司和个人捐款是为支持智库的研究和各项活动。有些资金支持特定的活动和研究，有些则是提供一般的支持。使用慈善资金支持独立的政策研究在美国是得到法律鼓励并通过税收政策给予支持的，也即向非营利组织提供免税特惠，鼓励私营部门和个人向非营利机构作出慈善捐赠。美国智库所获私人资金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自私人基金会。没有它们的捐赠，美国的政策研究机构是无法成长和发展的。人们都会同意这样一种说法，“美国体制中的一个要素对于智库的生存和成长向来是至关重要的，即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慈善传统以支持非党派的社会科学研究”
。
尽管并非同样普遍，来自公共部门的资金也是美国智库的一个重要支持来源。这些资金一般是用于特定的合同研究而不是为了智库的一般性活动。这一资金来源的问题在于公共部门是有限的，正如政府感兴趣要进行研究的问题是有限的一样。有些智库也从国外的基金会获得经费，如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等，一般都用于支持特定的项目，即有明确的用途并在项目完成后提交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每一家智库在资金来源和筹集资金方面都有自己的哲学或原则。有些明确实行只从私人渠道获取资金的政策，如若实行会员制，也包括从自己的成员那里获取。有些从政府研究合同中获取很大一部分资金。筹集资金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本机构的捐赠基金。若有可能，每一家智库都希望有自己的捐赠基金。这对于一家智库的运作来说很重要，因为捐赠基金能够确保稳定的资金来源，从而确保其自由和生存，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大大得益于它的基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就很不同，每设立新的项目（较固定的program或数年一定的project），都必须专门筹集资金，这对项目领导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研究人员和学者是智库行业的主要从业人员。他们一般都是社会科学家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经济学家常构成为智库人力很重要的部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者相比较，美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中的经济学者都有非常具体的专门领域如货币问题、劳工、卫生、住房、城市问题、公共财政，等等。不少资深研究人员都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应用数学、公共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博士学位。他们在公共和私人部门有过各种职业经历，包括大学教授、行政人员、高级政府官员、外交官、新闻记者、法官、作家、编辑、专栏作家和咨询顾问。有的获得过各种荣誉和奖项，甚至包括诺贝尔奖。
美国智库研究人员的资格条件之一是其思想平衡力及毅力。思想平衡力意味着理解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的能力。思想毅力是指对效率、及时性、精力和灵活性的一种强烈意识。最重要的是，美国智库研究人员是美国教育及培训制度的产物，这种制度强有力地培育西方逻辑思维，换了其他国家如日本，就会很不一样。智库研究人员像美国社会的多数成员一样，是有高度流动性的。他们经常来自其他职业，在研究机构工作一阵后，接着又去别的智库、大学或者进入政府。这种人员的流动性和多样性是一家智库人力的亮点。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具有工作经历的研究人员有着丰富的人际网络可资利用。这意味着他们能够生产更切合实际的政策思想，并对政策制定者发挥某种影响力。他们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以及他们与政策制定者的频繁接触，这是美国智库资深研究人员的一个重要特点。
智库一般不为研究人员提供终身任职身份。许多研究人员每年都要签署工作合同或者以项目为基础签署聘用合同。美国人对此习以为常，但习惯于终身雇佣制的日本人可能不然。智库研究人员没有平均工作年限。尽管人员流动率很高，许多成功的美国智库会保持自己的核心，如工作十年以上的长期资深人员。资深研究人员连续做出工作是智库必不可少的。
一家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所长或总裁）很重要，因为他/她的个性和远见确定本机构的主旨，尤其是在初期。美国智库领导日常工作的CEO的背景多种多样。他们可能做过政府官员、银行家或大学教授。有些拥有博士学位。对这类人的一个共同要求是具有政策研究的学术意识，具有政策制定领域的企业家精神和管理技能。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智库研究人员的工作超出了本国范围，把他们的分析技能运用于国际政策问题。因此，美国智库一定程度上担当起了为世界上的问题解决提供重要才智来源的角色。当然，对它们的作用也不应估计过高。
不同国家智库行业的差异可能来自文化和历史的不同。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中，有某些特征支持了美国的智库行业。美国人对民主及政府的基本态度与此相关。美国社会有三个前提成为美国人态度的基础，它们是社会对政策事务的关注与兴趣、对美式民主的追求以及有限政府的信念。
就对政策问题的兴趣而言，美国是一个“政策导向”社会。公共政策是人民之事，美国人谈论和关心政策及政策制定。相对于欧洲和亚洲各国，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新国家”
，成文著述和法律对于一个新建立国家的成功运作是不可或缺的。前者更多的是“演变”，而后者更多的是“创建”。有人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嘈杂的政治辩论社会”。相比之下，由于东方的习惯和传统，东方国家不倾向于质疑权威或进行政治辩论，这些性格发展得如此充分以至于人民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对政策主张有强烈的需要。
就对民主的追求看，美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是个人自由的至高地位，民主是绝对价值。社会试验和变迁被视为必要和值得。对美国人来说，辩论是多元民主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因而，可供选择的思想和看法得到鼓励，少数人的声音受到尊重。相比之下，东方人则不喜欢也不习惯于辩论。多元思想和不同意见很少，也受不到鼓励。
就对有限政府的信念看，美国建立了一个分权体系，竭力避免政府掌握对人民的绝对权力。美国民主的最重要假定是质疑政府权力的权利，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没办法的办法。政策辩论就是基于这一根本的权利。由于这一质疑权威的权利，政府之外独立的声音便是高度需要的，其价值得到广泛承认。
这种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对于智库的发展都是“利好”，是其发展的有利条件。
同时，还有重要的政治体制条件。在内阁制下，在野的政党组成“影子内阁”，众大臣在平日里就“分管”各自领域的事务，时时在操练着和准备着，一旦本党在大选中获胜，就进入政府担任大臣。同时，常任文官们继续着他们的日常工作，保持着连续性。在内阁制下，经由政治任命产生的官员并不多，因政府更迭而引起的人事变动并不大。在这种体制下，智库作为人才蓄水池的作用不甚突出。
而在总统制下，一般不存在“影子内阁”，政治任命官员为数众多，政府换班意味着人员的大批更换，智库的人才储备作用就非常突出。在肯特威弗看来，“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尤其是总统与国会分权而立，政党势力薄弱，又比较不重意识形态，出类拔萃之辈仕途通达”
。根据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政府高层行政职位是由政治任命官员而非职业官僚支配的。这一制度为政府之外的思想创造了开放性。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也导致政策的设计和执行欠缺一致性和全面性。
这就为美国的智囊机构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条件。人们越来越感到智库是前官员聚集的“蓄水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等待出场的反对党的角色，不断发表推动政策走向的各种出版物。在相当程度上，智库也是因思想倾向和指导原则而“物以类聚”的，智库和相关人员会因为观点相近而走到一起。2006年11月，拉姆斯菲尔德被迫辞去美国防部长一职。他辞职前一天，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遭到惨败，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权。许多人认为，选民对拉姆斯菲尔德处理伊拉克战争的不满，是他们在这次选举中对共和党人表示不满的一个主要因素。2007年9月，保守派智库胡佛研究所宣布，拉姆斯菲尔德将担任该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将成为主攻“意识形态与恐怖行动”课题的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在胡佛研究所，还有不少这样的前政府官员。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约翰·阿比扎伊德同时也在该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时任国务卿的康多莉扎·赖斯在离任前也曾公开表示，希望卸任后能够回到斯坦福大学，之后果然如此。
智库与政党的关系在各国情形不同，德国有其前述独特的政党基金会模式。而在美国，一些智库的工作和分析变得日益党派化和政治化，以至于与以往相比可称为划时代的不同，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智库与政府的关系，也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1）智库本身就是政府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前述“东北亚式”就是如此。但必须指出的是，东北亚国家的智库也有不同类型，并非只有一种。这种智库接受其所属部门的领导，接受所指派的任务，优势是与政府及政策制定过程靠得近，乃至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比如“东盟式”）。这种关系的劣势是智库的独立性不够，由于对政府部门的依附性，思想较受束缚，不容易通过独立研究提出创新性的分析和建议，人事任免也由所在政府部门掌管。在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和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都属此类。
（2）接受政府拨款但管理和运作相对独立的智库。这类智库本身是由政府决定创立的，当然由政府出资，于是就形成在经费来源上有赖于政府拨款的路子，但管理相对独立，可以相对自主地运作。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和亚洲经济研究所就是如此。正因如此，它们也易受政治变动的影响。2009年，日本民主党政府上台，对智库并不重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受到一定影响。
（3）从经费到管理完全独立，但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在美国，这类智库数量最多。在日本也不少，日本的和平安保研究所（RIPS）、中曾根创办的世界和平研究所、国际通货研究所、日本国际交流中心（JCIE）、东京财团都属此类，还包括不少由大公司发起创立的智库。韩国这类智库也呈日益增长的趋势，如世宗研究所、东亚研究院、峨山政策研究院等。
（4）基于大学的智库，它们与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要视具体的情形而定。大学又有公立和私立之分，但这类智库作为大学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比较独立。美国就有很多基于大学的智库，不少研究型大学都有几个可称为智库的研究机构。
如弗吉尼亚大学的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它用三个词“历史、政策、影响”来概括自己的使命。“历史”反映在对各位卸任的前美国总统进行口述历史的工作，该项工作已进行多年，米勒中心因而成为美国政治史研究的重镇。“政策”反映在发表努力吸引白宫和国会注意力的政策报告，以及把有识之士邀请到一起召开政策会议，发挥多学科优势，就本国面临的许多政策挑战提供历史洞见从而发挥重要影响。
另外的方式还包括到国会作证，向内阁级官员作简报等。使米勒中心颇为自豪的是，近年有三次向奥巴马总统的个人简报是直接来自于米勒中心有关工作的。
2000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发生计票争议后，米勒中心组织成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研讨国家投票改革问题，由卡特和福特两位前总统任主席。米勒中心主办的国家交通运输政策会议也产生了重要成果，并应奥巴马总统的要求到白宫作简报。会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记者会上，在摄像镜头面前举起了米勒中心的报告，这使中心上下感到颇为自豪。米勒中心也已成为总统研究的主要中心。总统录音项目对从罗斯福到尼克各位总统长达5000多个小时的白宫秘密录音进行翻录、详析并解释，开放给公众。总统口述历史项目通过与每一届行政当局重要人物的面谈，为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任职总统“立此存照”。自1981年口述历史工作开始以来，米勒中心的学者进行了400多个小时的深度访谈，有不少持续了整整两天。米勒中心还曾聘请前太平洋美军总司令、前驻华大使普理赫任杰出研究员，组织班子探讨中美关系并于2011年发表了《与中国一起前行》报告，提出了相应建议。在过去十年间，任米勒中心总裁的是弗吉尼亚州前州长杰拉尔德·伯莱尔斯（Gerald L．Baliles），这也显示了它与政策界的某种联系。米勒中心还在首都华盛顿设有一个办事处。
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有不少教授都具有在政府中工作的经历，这当然属于个人行为，并非大学安排的结果。2006年，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获任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2008年7月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同时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顾问。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该学院院长安妮—玛丽·斯劳特于2009年初出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多年前，乔治·凯南曾任此职，任职者影响力的大小弹性很大，因时而异。小布什政府时期，斯坦福大学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纳因与国务卿赖斯个人关系密切而获任此职，但其影响力与理查德·哈斯任此职时所发挥的影响力难以比肩（前面提及的布鲁金斯学会总裁斯特罗布·塔尔伯特也是“旋转门”的一例，克林顿政府时期曾任常务副国务卿，以前曾是新闻记者）。这样的“旋转门”在美国是常态，这里仅是数例而已。
2008年，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总裁约翰·哈姆雷撰文认为，智库在美国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它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成为美国公共政策图景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他深信，智库将成为其中更大的一个组成部分，理由有二：
首先，由于多种原因，美国政府在应对和解决重大国内和国际难题的能力正变得疲弱。政府人员的提薪赶不上私人部门的提薪，联邦政府越来越难以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美国政治中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压力集团网络，它能有效击败不受欢迎的发展。对于在他们看来是威胁的新想法，院外游说人士和倡议集团马上动员起来反对。由于美国政府内的首要运作模式是通过正当程序作出改变，这种反对严重限制了产生于政府体系内部的新思想和新路径的发展。当前美国党派政治平分秋色，政治家没人想犯错误从而危及其下一次选举前景。为了避免犯大的错误，他们的步子迈得有限。综合起来，这些因素导致联邦政府在解决难题方面变得越来越疲软。
其次，自下而上型智库的重要性增强，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市民社会中慈善捐赠出现爆炸式增长。这种慈善捐赠资助了成千上万所教堂、博物馆、美术馆、医院和诊所、大学以及智库的运作。美国的慈善捐赠正在戏剧性地增长，即将退休的一代积累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而美国的总体慈善文化使得他们把积累起来的很大一部分财富捐给了独立的非政府机构。这一代人也对政府的无所作为产生很大挫折感。他们将智库视为推进美国社会变革、改变政府政策方向的一种重要方式。
基于上述理由，哈姆雷预测，已经成为美国政策生活中新思想重要来源的智库在未来二十年间将变得更为重要。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大体而言，世界上的智库无论从数量还是影响上正在呈现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