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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或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交流机构是就国内和国际问题进行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和建议的组织，旨在使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就各种公共政策问题作出有根据、有识见的决定。智库可能附属于政党、政府、利益集团或私人公司，或自成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这些机构经常作为学界和政策圈之间的桥梁而展开工作，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服务于公共利益，把应用和基础研究转化为对于政策制订者和公众能理解、可靠和可获得的语言及形式。
与为特定目的而建立的委员会（commission）或研究小组相比较，智库是更为固定、长期的组织，将其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中的主要部分投入于获得和发表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政策分析，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公共行政和国际事务等。这些组织的主要产出是书籍、专题著作、报告、政策简报；规模或大或小的研讨会；与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和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正式吹风会和非正式讨论等。
这些林林总总的机构可能差别很大，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我们可进行分类，从而把世界各国间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特点的比较差异考虑进去。智库固然在它们所处的社会中扮演许多角色，但并非所有的智库都在相同程度上从事相同的工作。在过去多年间，智库的活动产生了一些相同或不同的形式，在运作方式，人员录用模式，对研究的客观性和彻底性学术标准的期望，与政策制定者、新闻界和公众的互动方式等等方面可能相差很大。尽管如此，它们仍有共通性。
一家名为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FPRI）的美国智库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本所致力于把产生于学术研究的洞察运用于政策发展，在国际上推进美国国家利益。我们通过把事件置于更长期模态中而增添视角。我们开发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以应对紧迫的难题。本所的工作反映在三个方面：研究、出版和教育。
我们是谁——本所的学者包括三位美国国务卿的前助理（注：即所长哈维·锡克曼，2010年12月因病去世）、一位曾荣获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斯沃斯莫学院前院长（也是一位获得班克罗夫特奖的历史学家）、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工作人员。在我们的董事会中有前国务卿、前国防部长、前海军部长、基金会总裁，还有好几位现任的和退休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在我们广泛的学者网络中有各学科的代表，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宗教学、社会学和精神病学。
我们做什么——我们就紧迫的问题开展研究——国土安全和反恐战争，中东局势的发展，南亚和东北亚的核不扩散，与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以及更为长期的问题，诸如宗教和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西方认同的性质及对美国和大西洋联盟意味着什么。我们出版一份季刊《环球》（ ORBIS ）和一系列的研究简报，二者都立足于我们学者的研究发现、我们的大学研究小组、我们的讨论会和我们的小型研讨。经由我们的沃克曼中心及其历史教师学社，我们教育公众，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教育项目，帮助我们的年轻人理解和珍惜我们的国家建基于其上的价值观、原则和理想。以这种方式，我们服务于社区和国家、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精英和普通民众。
巨大的受众——每周，本所用电子邮件发送对一些重要国际问题的简明分析。这些简报直接发送至85个国家的大约25000名重要人士，通过本所网站，这些简报间接地为更多的人所阅读。它们频繁地被世界上的各种报纸所重印或援引。我们的学者还应邀在国会上作证、在电台和电视上发表看法，非正式地为美国政府官员提供咨询。
本所的研究项目包括：（1）美国战略项目；（2）恐怖主义、反恐和国土安全中心；（3）国家安全；（4）美国与西方研究中心；（5）亚洲项目；（6）民主转型项目；（7）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
2010年末，该所副所长艾伦·卢森堡向各方人士发出一封电邮，描述了该所一年间的亮色：
2010年结束之际，我们高兴地报告，我们的工作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影响，这些影响经常是以我们无法公之于众的方式产生的；列举以下事实就已足够，我们收到了——
前线的战场指挥官们在阅读FPRI的关键问题报告后发来了电邮问询；
全国各地的教师们寄来感谢信，称FPRI丰富了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使得他们改进了课堂教学；
世界各地的媒体要求采访我们的专家。
在今年一年中，本所的学者就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兰登书屋等处出版了著作。我们的思想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新共和》杂志等。
其结果，FPRI已真正成为一份费城财富、全国性财产和一项全球资源。或正如一位演讲者所说，“外交政策研究所将费城置于外交地图之上”。这当然是一种自我评价，其中不免有夸耀的成分，但从中大致可窥见该所作为一家智库的活动。
在欧洲之都布鲁塞尔，至少有十家以上这样的智库，除德意志马歇尔基金会外，布鲁塞尔最有名望的智库是欧洲政策中心和欧洲政策研究中心。2005年春，又成立了“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简称“布吕格尔研究所”，它旨在朝欧洲经济学家同业公会的方向发展。欧洲政策中心政治部主管约翰·帕尔默解释说：“智库必须拿出有自己特色内容的作品来。”作为布鲁塞尔智库界的前辈，帕尔默这个英国人已经在“欧盟首都”生活和工作了30年以上。要衡量一家智库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是一件难事。帕尔默认为，会员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是一个指示器。欧洲政策中心的会员数在增加。为学问大家和金点子担任政治经纪人，这也是成功。
曾经生活在布鲁塞尔的德意志马歇尔基金会负责人、美国人罗纳德·阿斯穆斯为智库这个角色下的定义尤为极端：“我将自己理解为政治企业家”，他说，“我的点子就是我的商品。布鲁塞尔是我出售商品的市场。这个市场由供给和需求决定。”但是这种市场模式还未在布鲁塞尔真正奏效。因此，阿斯穆斯经常衡量欧洲的智库有无独特思考的勇气。
这是一种美国式的观念和美国式的思想市场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在本书别处还将涉及。
什么是智库？智库是进行研究、评估和分析，以影响公共政策为明确目标的独立、私人、非营利的组织。这是一种在美国得到广泛接受的理解，不过“私人”一词需要作出说明。大多数美国智库确实是私人性质的，但也有些不是。连在美国都不完全如此，何况其他国家了。但凡智库，必须有能力就基本上由它自己选择的问题开展研究，一般情况下是公开向社会提供它们的研究发现，而不受他人的左右。这种独立性使得智库能够向公众和社会提供各种政策选择以供讨论或辩论。独立性和非营利的结合对于智库是不可或缺的。运营一家智库的基本要素包括确定工作日程、传播研究结果、影响政策制定。
非营利的独立的智库已形成为一个行业。这意味着同时存在着众多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它们生产同一种商品（即政策产品），其产品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智库可以缩小或填平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鸿沟。它向社会及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提供研究和思想能力。肯特·威弗把非营利的政策研究组织划分为三类，即没有学生的大学、非营利的政府研究项目承包者、推销型智库。
麦甘认为，在美国之外，有三种主要类型的智库，即大学内研究机构、政府直接或间接领导的研究机构，以及附属于政党的研究机构。这恐怕也不尽然，本书将进行分析。
对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总裁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来说，什么是智库？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它是对公共政策问题开展研究，然后将它的发现和建议提供给政策制定者、舆论领袖和普通公民这样一种组织。有些智库聚焦于某一个领域，另一些智库则所涉更广。但几乎所有智库都主张相通的基本价值——高标准的思想质量、独立性和无党派性——它们也都希望对美国国家治理和发挥国际领导的方式产生建设性影响。
他认为，这就是布鲁金斯学会过去九十多年的使命。它的学者既包括民主党人，也包括共和党人，有前政策制定者、外交官和学者、新闻记者，他们的观点跟他们的背景一样多元。使布鲁金斯学会引以为豪的是它对国家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20世纪20年代政府预算体系的形成、30年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创建、40年代联合国和马歇尔计划的诞生、50年代对总统权力交接过程的改进、60年代对于放松政府管制、70年代对于国会预算局的建立，该学会均功不可没。之后，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在80年代对医疗卫生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发挥了先驱作用；90年代提出了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竞选资金等问题的新路径；“9·11”事件发生后，在如何以更有效方式组织美国政府以保卫国土安全方面，它发挥了引领作用。就2007年而言，它的研究议程包括州和地方政府创新、恢复财政上健康的联邦预算、医保政策改革、向全球贫困开战、管理兴起中的全球安全挑战（包括改善地区和全球治理）。
布鲁金斯学会有别于另外两种智库。一种是专门提出某一个问题或营利的组织，它们有特定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智库意图推进的。也有别于另一种，即公开宣布自己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有时自称为“进步的”）组织以及同样直截了当的保守派组织。不难看到，这两种智库的研究和发现是由意识形态立场或其资助者的倾向驱动的。有众多的捐资者相信，若他们捐资支持立场鲜明的保守派或自由派智库时，他们能对政治过程产生影响，尤其是当与他们思想观念相近的政党执掌权力时更是如此。
令塔尔伯特感到遗憾的是，有些较新的智库与特定企业或政策鼓吹型组织相联系，有时它们本身就成了美国政治极化问题的一部分，这种政治极化已经感染了美国社会中的许多机构。一些年来，过度的党派倾向大行其道，有时毒化了智库运作的气氛，从而也毒化了它们所从事工作的质量。布鲁金斯学会的目标不是终结于政治光谱中的任何位置，而是确定问题所在，研究尽可能多的相关因素，就解决办法提出建议，并使这些思想广为人知。
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下文简称美企所）是一家著名的智库，其董事会主席威尔逊·泰勒曾试图澄清智库的功能或智库是做什么的，认为公共政策研究有五个定义性的属性和表征，并以美企所为例来加以说明：
第一，智库就公共政策的有关方面教育担任公职的官员和公民。美企所的许多学者在大学教课，美企所的许多出版物作为参考书在大学课程中讲授；但该所的所有工作都关注实际政策问题，都面向“实践者”以及思想者和学生。它的作品和演讲无论对于专家还是对于任何感兴趣的读者听众都是可以获取的。美企所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广泛散发研究所著作和会议概要，在顶尖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篇幅短小的各种文章。这些文章旨在激发一些读者的胃口，加深自身的研究，也是该所将其观点和结论展示给工作繁忙的政府官员、议员和工商界人士。
第二，智库以新的思想和主张扩展政策辩论。举例而言，不久前还很难想象国会会认真地考虑改革美国的税收制度。现在，部分地由于美企所持续的研究，政治领导人正在超越对税法零零碎碎的修补，走向根本性的改革。
第三，智库所处的位置有利于其评论政府政策和可供选择的方案评头论足，对其优劣做出客观的评估。这些评估经常采取衡量经济收益及成本的形式，这是美企所的专长，在两党都有极好的声誉。
第四点尤其重要，智库有能力采用一种比选举产生的官员可能采用的更为长期的视角。两年、四年或六年的任期使得大多数政治人物在考虑立法和政策方案时仅限于以下一次选举为参照。以当前关于社会保障的辩论为例。尽管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危机实际上在多年内都不会发生，要采纳和执行一个能起作用的解决办法却有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政治人物需要来自独立智库的压力来直面难题，这些难题可能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被充分认识到，但它并不因此就不重要。美企所研究人员持续不断地关注社会保障问题，并提出了创新的解决办法来应对。这些努力最终就如何解决各种问题产生了严肃认真的辩论。
第五点来自于前面各点。智库拥有探索不寻常的思想并承受“政治不正确”的负担，当然并非所有智库都渴望利用那种自由。美企所的学者近些年来撰写了一些很具争议的书。作者们直面棘手问题，进行充分的分析，并凭借直率和信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美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今的美国，当人们讲到“智库”时，很多时候是不包括基于大学的研究机构的，虽然它们也从事政策性问题探讨。但如果以此作为一条界线，或作为一般定义，那将把大量的政策研究机构排除在外。因此，本书不排斥基于大学的研究机构，同时也意识到美国的这一特点。
有中国学者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将智库定义为“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阐明了智库是做什么的，即政策研究和提供咨询。同时，“独立运作”又是相对的。
本书对智库作如下的界定：智库是就公共事务开展研究并向政府和社会提供解决之道的非营利政策研究机构。公共政策包括对内和对外政策，它们之间经常存在紧密的关联。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机构即智库的发展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现象。本书的目的就是研究这一现象，探究其中的异同及其原因，分析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存在于其间，在次序上先外后中但试图融合中外。
不难看到，各家智库的工作范围、性质、规模、地域分布都十分繁复多样，共性和个性兼具。比如从事国际政策研究的机构有一些共同特征，这包括：它们都关注本地区国际关系中具有政策重要性的各种问题；它们都寻求对其职责范围内问题的更多理解和更强意识；它们都对各种形式的国际协力持开放态度；它们都处于政府行政体系之外。作为一个整体，它们体现为一座思想资源的金矿。而作为单独、个别的机构，它们之间又存在各种差别。有些设立了可称庞大的内设研究或教育项目，而另一些则是掮客型或网络型组织，充分利用许多其他机构的智力资源。有些强调高层次的深度研究，另一些则主要着眼于促进政策对话或公众对有关政策问题的理解。有些专长于一个地区或次地区，或一个专门领域如环境，而另一些则有相当广泛的关注。有些从事政策推销，另一些则有意识地做中立的“掮客”，旨在促进政策讨论，本身不采取机构性立场。有些与大型机构如大学相关，另一些则更为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