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智库概论

智库，也称思想库、脑库，以英文名“think tank”风行于世，至于机构的名称，则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但大致不脱以研究所、研究院、中心、基金会、论坛等为名。它们通常致力于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研究，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着，发挥着各自堪称重要的作用，当然，其作用的程度和具体形式因各国情形的不同而有差异。由于这种重要作用，智库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成为一种值得进行专门研究的现象。

进入21世纪后，就全球范围看，智库无论就数量还是就重要性来说都在不断增长，成为“思想和行动的一个主要催化剂”。对一个国家来说，内外政策的研究、分析和辩论，其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就发展趋势看，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世界上智库的“行情看涨”，进一步的发展是可以预期的。

无论其类型、形式有何不同，智库无不是以作分析、出主意、提建议为其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和使命，故也有研究者一般性地称其为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这样一种工作，可谓源远流长，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士人”中的策士，就是专以从事幕僚工作为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各怀才学，络绎于途，奔走于当前的或潜在的国君、皇帝一类人物之间，各展所长，献计献策。许多人留下美名，也有人亦留下恶名。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和平原君等四君子。苏秦、张仪等游说四方，合纵连横，皆是显例。三国时期，谋士众多，智囊如云，而诸葛亮作为杰出士人，成为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的谋士。“三寸不烂之舌”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他们的“影响途径”。他们及他们的辅佐对象，其成功者，既成就国君霸业，又博取个人功名；失败者则从此湮灭。历史上各朝各代，无不多有其人，也是其时士人一大出路。而每当遭逢朝代更替、兴乱纷扰之际，则其人尤为活跃。

古今中外，这方面的活动、这一类的人士都不少见。在中国，“为帝王师”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历史上无数知识分子乐此不疲，并为此而殚精竭虑。在西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当年就是为了影响和教育他们那时的掌权者而写出了《君主论》《利维坦》等名著。而聚集一批这样的人士，建立固定的机构，从事成规模研究的，却是现代的事。这种机构，今人谓之思想库或智库，而尤以后者更为简洁传神。

1992年1月，颇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新年特刊发表《好智库指南》一文，标举了世界上的22家智库，其中包括美国9家（对外关系委员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西方中心、经济政策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加图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英国4家（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经济事务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此外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法国（巴黎的Prométhée）、俄罗斯（外交政策协会）、韩国（韩国开发研究院）、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秘鲁（自由与民主研究所）、肯尼亚（Mazingera研究所）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各一家。 美国以9家之多，远远高于该指南所标举的其他国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个“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近年来通过广泛收集数据资料，统计出全世界大约有5500多家智库，它们分布在近170个国家，其中约1500家在美国。又据该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于2007年发表的著述，今天在美国有1736家独立智库在运作 ，其中的大多数是在私人的资助下建立和工作的。此种繁荣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有一种高度发达的市民文化和慈善文化，以及一套州和联邦税法及刺激措施，鼓励公司和个人来支持智库及其他市民组织。此外，没有别的国家有这样一个政策环境能够支持如此之多的独立研究机构。有些捐款人在追求他们个人的政治议程，但很多慈善家是由开明的自我利益和帮助改善全球状况的愿望所指引和驱动的。作为私人支持的机构组织，智库享有非营利组织的特殊税收地位，使之免征州和联邦所得税。这一地位也使个人和公司更可能向智库捐款并作为其慈善捐款的回报而免除税收。

基于对数百名学者和专家进行的一项国际性的调查，詹姆斯·麦甘领导的团队于2009年提出了一项“智库索引”，自称是对世界顶尖智库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的排名。 根据这一调查和排名，前15家顶尖美国智库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和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前10家非美国顶尖智库则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伦敦）、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海外开发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London）、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透明度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德国外交政策协会（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德国科学和政治基金会（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

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并非一张公认或权威的单子。关于各家顶尖美国智库的认定，共识也许是主要的方面。对于美国之外的智库，达成共识可能要稍微困难一些。但即便是在所列出的15家美国智库中，也有可讨论之处，如人权观察，如果定位为智库，那么它是何种类型的智库？是否占有这么突出的地位？均可提出疑问。但不管怎样，这张单子提供了一个大致可靠的关于国际上知名智库的影像和轮廓。

总体而言，智库在各国仍在不断得到建立和发展，甚至呈现出加速度之势。

全球变迁推动着新智库不断地产生和成长。加拿大的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8月，笔者赴加拿大出席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主办的会议。该中心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滑铁卢市，距离多伦多一个多小时车程。使该市引以为豪的有一家十分成功的高科技公司RIM，生产著名的“黑莓”手机，这家公司的共同首席执行官吉姆·伯尔西利对国际和全球问题深感兴趣。正是出于他的热情和执着，伯尔西利于2002年创办了国际治理创新中心。为此，他个人出资2000万加元，RIM的另一位首席执行官迈克·拉扎里迪斯出资1000万加元，加拿大联邦政府为这家新智库提供配套资金3000万加元，共6000万加元，为中心的创办奠定了基础。此外，中心也获得了其他一些个人和组织的捐助。也是这位伯尔西利先生，几年后又创办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一所研究生院——伯尔西利国际事务学院。该学院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但与国际治理创新中心之间在人员和学术活动方面存在密切的联系。

作为加拿大的40多家智库之一，CIGI是一家非营利、无党派的研究机构，为全球变革提供思想。途径包括资助研究项目，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展开学者、意见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对话。CIGI主要在如下六个问题领域开展研究：变化中的全球秩序；环境与资源；医疗保健与社会治理；国际经济治理；国际法、制度与外交；以及全球安全与人的安全。CIGI举办各种问题的讨论会，其广泛的议题涉及中国经济、加勒比海国家的治理、联合国改革、加拿大在阿富汗的角色，等等。

就人员而言，2008年，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有76名全职和非全职人员，有5位杰出研究员，均是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和政策经历，其中包括前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路易斯·弗里谢特，卸任前是联合国职位最高的女性，曾被《福布斯》杂志列为世界前100名权力最大的女性之一。她在CIGI的重大研究项目是核能与世界安全。另如加拿大前驻联合国大使保罗·海恩贝克尔，曾参与结束科索沃战争的谈判，率领代表团参与了《京都议定书》会议谈判。他的研究旨在衡量世界发展和减贫的成效，确保各国政府履行其承诺，助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该中心有34人为国际治理领导者和组织在线（IGLOO）的网上研究入门而工作，世界上凡是有一台电脑和能进入国际互联网的任何人都能通过该项目找到关于各国及其政府、其所面临的问题的详尽信息。它是一个为期5年、预算为1500万加元的项目。据称，它有125个世界伙伴单位，7000名注册成员，10000项图书馆文件，300万个与治理有关的网页，建立了100多个在线群体、50个博客。

此外，每年有15名研究生作为伯尔西利奖助金工作的一部分参与中心的各项研究。来自19个国家的34名人士包括世界前领导人组成了顾问性的国际董事会。

在澳大利亚，也呈现类似趋势。2003年，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在悉尼诞生。用其执行所长阿兰·金吉尔的话来说，这是“澳大利亚第一家私人资助的致力于国际问题的智库”。该所的创立者和出资人是零售业巨头弗兰克·洛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好的思想并非最强大国家的专利。我相信澳大利亚以其不多的人口和地理位置，有能力像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国家一样进行第一流的思考。澳大利亚人已经对本地区，以不同的方式也对世界作出了丰富的贡献。但还不够。多年来我感到澳大利亚需要一个独立的论坛来产生创造性的思想以改进它接触世界问题的方式。洛伊研究所提供了这样一个论坛，在出类拔萃的学问支持下提供一种可尊敬的声音，这一声音在国际思想市场的任何地方都能听到。” 请注意这里提到的“国际思想市场”和致力于“提升澳大利亚对全球思想的贡献”，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国际思想市场的话，那么，多种声音是健康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在众多的各家智库间，差别可以很大。有些智库专长于安全研究，有些则注重环境问题。有些具有强烈的党派倾向，有些则坚守独立地位。有的一年预算达数千万美元，有的则是小型研究所。有些已经以其大胆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另一些则跃跃欲试，准备一展宏图。德国有五所著名的经济研究所，五位所长组成一个社会性的“五贤人委员会”，每年对德国经济发展作出评价和预测，它的信息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都起了巨大指导意义。 早年，智库一度就像是没有教学工作的大学，较之教学更偏爱研究或兴趣较狭窄的学者会选择到智库做研究，但他们仍被期待保持那些适用于学术界的同样高的学术水准。 3j2Z3/3ipYrf0Atw0ccliA0T8cC9yKn2vqah3w1BfVX9HPeX6mtNNZQTRWxcx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