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的这项研究，开始得很早而完成得甚晚。这在学界大约也并不稀奇，而我自己也一向感叹“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研究和著述的个中甘苦，是只有自己才知道的。

我对智库这一现象很早就发生兴趣。我拜访的第一家智库是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1990年我第一次出国到英国求学，行前已知该所大名，自然有兴趣拜访，记得当时请曾在该所客座研究的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王厚康先生写了一封信件，去伦敦时拜见了该所亚太部主任。1994—1995年，我作为欧盟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北欧访问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挪威诺贝尔研究所、设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IDER）等，算是对北欧国家的智库也有了一些实地访问后的了解。1998—1999年，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走访了华府地区的各家主要智库，包括本书中所述及的大多数华盛顿智库。

这之后，随着自己学术生涯的展开，出国访学和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更多了，每到一个国家都会进行这样的拜会。积以时日，也算已遍访多国的各家智库。很多国际研讨会的主办方本身就是智库，这些国家包括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多国，有些还去过多次，对智库的了解和认识逐步增多、加深。同时也交了不少朋友，不少是智库的领导人士。尤其是美国，一个拥有如此众多智库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开风气之先，自然很值得注意和研究。它主要的各家智库，我基本上都到访了。2010年2月至2012年2月，我供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政治处，期间遍访了日本的各家主要智库。

过去一些年间，我在这方面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和一篇读书札记，分别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和《社会观察》（2006年），这前后开始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但书稿的写作在若干年间断断续续，因为总是有更为“紧迫”的研究工作需要先做，因而写作常被打断。无奈之下，我只好借李泽厚先生语自嘲，戏称是“救亡压倒启蒙”。不料，对智库重要性的认识，近年在中国骤然提升，尤其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一下变得很“热”，又是高层领导批示，又是重要决议专门强调。在各大学建设智库也成为了21世纪的“时髦”，十分热闹。毕竟，这方面存在一股自上而下的巨大推力，并伴以可观的资源投入。而我的这项研究，却始终属于“个人行为”，跟当前的各种“热”无关，也未得到任何机构的资助。对此我并无任何抱怨，私心反而以我终于能够在学者所喜爱的宁静中完成这项研究而窃喜。

随着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智库“热”的出现应是必然的，这是因为，中国正处于成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中，表现为：其一，中国的影响和存在正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一家外媒的标题“中国人来了”颇为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其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全球化了。世界上的有些事务，若中国置身事外，或视而不见，就会被视为“不负责任”了，因而，中国在很多世界事务上的介入，是在所难免、无可逃避的。于是，对全球各个地区和国家进行更细致、更及时的研究和把握也便是势在必行的了。智库建设在今天得到如此的重视，这恐怕是最深厚的动因。但我真心希望这种发展不是运动式的，而是扎扎实实的，能够行稳致远。

智库的发展程度也是跟一国的发达程度成正比的。如新加坡，就面积和人口而言，一个弹丸小国而已，可智库却不少，且都相当活跃而成功，何故？原因大约有三：资金、人才和需求，即资金来源充沛，人才供应无忧，而需求也堪称旺盛。有此三者，智库的成长发展当是无疑问的。

智库是一种现象。作为一种现象的智库，早前就已引起过中国研究者的注意，并出现了一些作品。国内较早的有吴天佑、傅曦编著的《美国重要思想库》（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可能是国内最早一本关于智库的书。当然，那个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刚刚打开，人们对国外智库的了解和研究不可能深入。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和国际问题学者开始逐渐走上国外或国际学术舞台，有了接触了解，写成了一些文章加以引介，有代表性的是张静怡的《世界著名思想库——美国兰德公司、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见闻》（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之后有《日本的脑库》（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仍属于介绍型。而夏禹龙、刘吉、冯之浚等编著的《现代智囊团》（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是一本难得的较早的研究型著作。较为晚近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院）研究人员编撰的三本书，分别为《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欧洲思想库及其对华研究》（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及《俄罗斯外交思想库》（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均是研究兼介绍型的，较之过去更重视研究了。此外还出现了孙家祥等著的《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的思想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旭峰的《中国思想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莉丽的《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李建军、崔树义主编的《世界各国智库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及冯绍雷主编的《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

在此前后，国内研究者也陆陆续续地发表了一些论文，对智库现象进行了研究。

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误解，或与事实有出入的叙述乃至硬伤。如一本出版于2011年的书称“在美国，单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家每年支持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就达到7000多万美元” 。实际上，布鲁金斯学会不可能一年从某一家基金会得到如此巨额的资金支持。这一说法也与同书别处的说法即布鲁金斯学会“每年有经费4000万美元” 自相矛盾。这是由于欠缺谨严的研究态度和精神所造成的。

有的材料已陈旧，不了解新的情况，造成讹误。比如有人在一本2013年出版的书中说，日本的综合开发研究机构“近几年来更是成果斐然” ，实际上，该机构近些年来处于衰落状态，影响已大不如前。这是由于缺少实地研究和想当然造成的。

本书起名为《第五种权力》，是由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推演而来，当今时代，媒体因其强大的影响力而被视为第四权，循此，智库则可视为第五权。至于法国前总统、法兰西学院院士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名言称“电视是法国的第一大权力，而非第四大权力”，则是把媒体尤其是电视的影响力强调到了极致，又需另当别论了。

需要说明的是，一家智库，无论是称中心、研究所还是基金会，其首席执行官在美国一律称“president”，有的再加上“CEO”。在本书中，除研究所的首脑以所长称呼外，其他一概以“总裁”名之，以避免主任、会长一类的混淆。董事会也有不同叫法，但作用相同，故本书一律称为“董事会”，它的负责人为主席。此外，一些智库的名称存在明显的中文误译现象，如Brookings Institution，实应为“布鲁金斯研究院”，但人们已经习惯了称之为“布鲁金斯学会”，本书也就照约定俗成处理了。

我这项研究的意图，是试图写成一本研究型的书，而且希望在深度上有所超越。成功与否，就有待读者诸君置评了。承蒙声誉日隆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不弃，对本书的出版给予支持，在此要向袁明教授、耿协峰主任和张盈盈编辑诚挚致谢。我对家人在这些年间给予我的各种支持，不敢稍忘，这本书是献给她们的。

任晓
2014年11月6日初稿
2015年3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