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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月刊广告
有志研究科学者，有志讲求实业者，有志储学救国者，均不可不读。
《科学》乃中国科学界唯一之月刊，为留美中国学界热心研究科学者所刊行，宗旨纯正，眼光远大，特色甚多，略举其要：
（一）材料新颖，包罗宏富，每阅一篇，兴味洋溢；
（二）宗旨抱定输入科学，政治空谈，概不阑入；
（三）撰述自出机杼，译笔力求雅洁，审定名词惟主一是；
（四）印刷鲜明，图画精细，令阅者自生美术之观感。
（五）按月出版，绝不愆期；
（六）不同营业，故取价廉：每月一册大洋二角五分，全年十二册价洋二元八角六分，邮费在内。
今已出至第十一期，阅者请从速购，凡各学校、各阅报室、藏书楼、各机关尤宜购备一份，以供众览。
总发行所：上海静安寺路五十一号科学社。
寄售处：上海及各省，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原载1915年11月1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1914年夏，几位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这是一个以自然科学家为主的学术团体，社刊《科学》月刊1915年元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上的这则广告，虽寥寥数语，却传达了一个新的信息，即这些自然科学家的科学话语开始进入五四，这无疑有助于侧重从人文出发的《青年杂志》/《新青年》的新文化倡导。但是，对于以留日知识分子为主的《青年杂志》/《新青年》而言，《科学》呈现的无疑是一些新的面孔，在话语层面，二者各自坚持的“科学”与“人文”尚难以得到统一。
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就是作为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月刊主持者之一的任鸿隽，却是以文学革命反对者的面孔，跻身《青年杂志》/《新青年》的新文化倡导的。胡适后来自述“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见《尝试集·自序》），说载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的《文学改良刍议》所言“八事”，就是他在美国与梅光迪、任鸿隽一年多“笔战”的产物。任鸿隽的正式亮相，是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通信”上，他针对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通信”）的废孔学、灭道教，驱除一般人幼稚、野蛮、顽固的思想，必先“废灭汉文”而以“世界语”代之，有一段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的话：“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催烧了，廓而清之。我想这却不是根本的办法。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把中国人种先行灭绝！”“此层且按下不讲。尚有一个实际问题：《新青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灭汉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们四川有句俗话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
可见其与《新青年》话语的深刻隔膜，更主要的是对变革性人文话语的不屑。对此，针锋相对给予反击的，是鲁迅（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的《随感录·四十一》）和周作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的《随感录·三十八》），在《新青年》上开辟以议论见长的“随感录”栏目的陈独秀，也站出来为钱玄同辩护：“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叶、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
请注意其中的“议论”一词。虽然《青年杂志》创办之初即以科学为帜，《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更明确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为《新青年》的根本宗旨，但“《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
，陈独秀的科学观与《科学》的科学话语是有差异的，他对科学的倚重建立在人文之上，处处可见社会现实针对性，如他发动批孔，强调“以科学代宗教”，针对的是立孔教为国教的“国教请愿运动”。陈独秀执编《青年杂志》/《新青年》期间，并未刊发过来自中国科学社自然科学家的稿件，所发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作者多为他的皖籍友人，且留学欧洲，如李寅恭是一位林业方面的专家，二人曾同为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撰稿人，《新青年》第3卷第5号刊有李的《比利时的森林》一文，该期还有两人的“通信”。此外，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撰文《未有生物以前之地球》的王星拱，同样是皖籍，曾留学英国，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专攻科学哲学，在《新青年》上有多篇文章刊载
，是有针对性的科学启蒙，所著《科学方法论》一书，作为“新潮丛书”第一种于1919年末出版。
在北大打通《新青年》与《科学》之间话语隔阂，开启“文理交融”的，是1917年出任校长的蔡元培，这缘于他开创的北大学术化取向。他进北大即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并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中说：“大学专设文、理二科”，“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
。他以欧美大学为典范，改造旧北大，针对原有的文、理、工、法、商五科，工科移北洋大学，商科停止招生，拟将法科并入法政专门学校，在学科设置上仅保留文、理两科，以革除“文理分驰”的弊病，同时通过多方面渠道招聘从欧美学成归国的自然科学人才进入北大，以创造文科与理科相融的局面，通过学理的研究实现中西学会通。蔡的这一举措即有中国科学社背景，他1917年3月加入该社，被选为首位特社员。他又积极促成北大与中国科学社的联手。1918年中国科学社总部迁回国内，《科学》月刊因出版经费不足不得不停刊8个月。1918年9月25日北大编译处在校长室开会，与会者有陈独秀、胡适、王星拱、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等，蔡元培在会上提出：“以科学社为吾国今日学界惟一之研究学问团体，《科学》为吾国今日惟一之科学杂志，决不能坐视其中辍。且科学社诸君所计划之事，如编辑书籍及辞典等，均与编译处互有关系。而编译处所有赖于科学社者，略有三事：（一）请调查科学图书，并为代购（因社中从事调察各种书目，备建设科学图书馆）。（二）共同商订译名。（三）科学社编译之书，可送编译处审定，由编译处出版（因编译处专任编译之员，颇不易得）。”提议编译处与中国科学社在上述三件事上进行合作，并每月从编译处经费中拨出200元补助科学社，“到会者皆赞成”。
不久，任鸿隽接受蔡的聘请，进入北京大学任教。
真正实现《新青年》人文话语与《科学》科学话语联系的，是胡适，这与他对自身学者这一身份与角色的自觉回归与强化相关。其实他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即为中国科学社社员和《科学》月刊撰稿者，他1919年提出的与西方自然科学相联系的“实验主义”，不仅体现为一种科学精神，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里，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可见，在五四后的新文化学院学术化取向中，胡适是五四情结最为突出的一个，科学与人文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力图实现二者的统一与融合，这是对偏重于人文话语的《新青年》的发展与超越。
而《新潮》自创办就始终存在着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左右摇摆的倾向，所设栏目，“评坛”、“随感录”重议论，用的是白话，“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中多是从科学出发的纯学术研究，且多使用文言。主编傅斯年在这些不同栏目发表的文章即如此，两套笔墨始终有严格的界限，难以渗透与融会。他曾在一封“通信”里说：“我们杂志上没有纯正科学的东西，是我们的第一憾事。”
这就有了鲁迅写给傅斯年的《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载《新潮》第1卷第5号）：“《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
鲁迅显然更重视“发议论”，以纠傅斯年“专讲科学”之偏，傅斯年在复信中对此表示全然接受，说：“我现在所以把《新潮》第三期里加入科学文一条意见自行取消的缘故，不过以为我们当发挥我们的比较的所长，大可不必用上牛刀补足我们天生的所短。……此后不有科学文则已，有必不免于发议论，不这样不足以尽我们的责任。”
但是，傅斯年1920年1月出国留学，同年10月1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他自伦敦写给蔡元培的一封信：“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这并不是我不满之词，是望大学更进一步去（议论之风）。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供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近代欧美之第一流的大学，皆植根基于科学上，其专植根基于文艺、哲学者，乃是中世纪之学院。今北大之科学成绩何若，颇是可以注意的。跛形的发达，固不如一致的发达。愿先生此后于北大中科学之教授法与学者对于科学之兴趣上，加以注意。”
这样的变化是突兀的，也是触人深思的。可见，几年后发生“科玄论战”几乎是必然的。
（陈方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