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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杂志》第1卷第1—6号
一、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二、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
三、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四、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然不自拘限。社外撰述，尤极欢迎。海内鸿硕，倘有佳作见惠，无任期祷。
五、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理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海群益书社印行）
陈独秀
历史的开端，总是悄然无声的：《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在上海滩出版，开始并不引人注目。但主编陈独秀却心怀大志且胸有成竹，早在两年前，即1913年，就对他的安徽老乡汪孟邹宣布，自己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新文化、新文学的历史或许就在这一瞬间开始了。
这背后隐含着怎样的社会思潮的变迁与历史的机遇，又怎样被陈独秀抓住了呢？
正是1913年，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几乎丧命，不得不流亡上海。如研究者所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对政治的厌倦感和失败感是整个知识界的主调，大部分知识精英不仅是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同时也对民元以后种种狂热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从不知气馁为何物的陈独秀未被失败主义情绪所压倒，却也开始了对变革中国的道路的反思，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检讨近代以来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目标，重新判定个人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
。1914年他到东京协助老友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就对鼓吹国家利益与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思潮发出挑战，在《甲寅》第1卷第4号上发表了《爱国心和自觉心》一文，尖锐地指出：“国家者，保障人民的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存之无所容，亡之无所惜。”在他看来，“爱国心”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往往失去理性而被“野心之君”所利用；最根本的，是提高每一个人的“自觉心”。
此文一发表，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读者纷纷来信谴责，编辑部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文章，虽然不同意陈独秀“恶国家不如无国家”之论，却为之辩解，认为他的主旨是要“改进立国之精神”，并作了进一步的申发：“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
这其实是《甲寅》作者的共识：“国家者建筑于人民权利之上”
，“人民独立自强”为“第一位”
，“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
。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重心由“国权”向“民权”和“个人权利”的转移。陈独秀在1913年提出要办杂志，影响全国思想，就表明了他要从“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的意图：他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新主题。
有意思的是，1915年10月出版的《甲寅》第1卷第10号发表了黄远生给章士钊的信，提出：“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出新文艺入手”，因此希望《甲寅》发动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章士钊拒绝了他的动议，认为还是应该以政治改革为先。
其实，在一个月前出版的《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已经开始了发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努力，他把重心放在促进青年的觉醒上，这就是这里所摘引的创刊号《社告》中所说的，要给青年以“精神上的援助”，帮助青年寻求“所以修身治国之路”。在同期发表的“通讯”里则有更明白的表示：“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无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
如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这正是陈独秀为他的新刊物所作的定位：不同于《甲寅》那样的时政评论杂志，而是思想启蒙刊物，“将思考从政治意义上的‘权利’转向文化意义上的‘人生’和‘信仰’”，着重“道德重建与精神重建”
，即推动思想革命和伦理革命。
创刊号作为重点推出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和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则宣示了刊物的基本启蒙思想。大体有五个关键词：一曰“个人”：“以自身为本位”，追求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二曰“科学”：“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三曰“民权”：“吾共和精神之能焕然发扬与否，全视民权之发扬程度为何”；四曰“自由”：“欲尊重一己之自由，亦必尊重他人之自由，以尊重一己之心，推而施诸人人，以养成互相尊重自由权利之习惯，此为平等之自由也”
；五曰“平等”：“政治之不平等一变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庸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
。后来，陈独秀又将其简化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且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大概就是《青年杂志》/《新青年》同人的一个基本共识。从另一面看，就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除‘德赛两先生’外，《新青年》同人再也找不到‘共同的旗帜’了”
。《新青年》以至新文化运动的同人，都是带着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经历、资源参与其间的，因此，在基本共识和“态度的同一性”
之下，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必有之义，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在做出各自独特的贡献的同时，也给运动打上了个人的印记，并在总的五四大传统之下，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小传统，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不同影响。在历史进行时态里，他们又都是团结在陈独秀这杆大旗之下的。
摆在陈独秀和他的朋友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这场历史条件已经成熟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的选择是“办一个刊物”，《青年杂志》就是这一选择的实践。而刊物的出版，也颇费周折。最初想依靠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但亚东已经有了《甲寅》，就介绍给了也是老乡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的群益书社。这样，亚东、群益这样的家族式的小书局也就得以参与新文化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当时，这样找个书局办刊物，从表面看，似乎并无新意：从戊戌变法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学会了以报刊作为传播新文明之利器。陈独秀本人在办《青年杂志》之前，就先后主编过《安徽俗话报》、《国民日日报》，都曾轰动一时。如研究者所说，“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现在，陈独秀的选择，是对同人杂志的改造与发展，克服其“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亡政息’”的弱点，而创立“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一方面具有同人刊物的共性，“主要以文化理想而非丰厚稿酬来聚聚作者”；另一方面，《青年杂志》，特别是《新青年》时期的同人，前期以《甲寅》皖籍作者为主，后期则以北京大学教员为主体，他们都是觉醒的新型知识分子，聚集起来是为了有意识地推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因此，陈独秀主持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兼及社会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功能。世人心目中的‘《新青年》同人’，已经不仅仅是某一杂志的作者群，而是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团体’”。
如果把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杂志和大学的民间聚集，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知识分子位置的选择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就不难看出其更为重大与深远的意义。如论者所指出的，最初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都是企图推动清政府国家机器的变革，重振皇权的权威，以后的辛亥革命也是一次建立新的“共和国家权威”的努力，一部分知识分子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目的也是希望重建权威，这样持续不断的“权威立国”的思路和努力的背后，是隐含着一个共同的现代化道路设计与想象的，即“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包括个人民主权利与自由，依靠国家强权与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的力量，实行最大限度的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集中力量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在这样的现代化道路里，“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依附于强权国家与个人的位置”，“并没有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奴才地位”。如前所分析的，正是袁世凯的复辟，“使知识分子打破对强权国家与政治、政治家的幻想，开始寻找新的现代化思路”。他们最终聚集于刊物和大学，正是表明，“知识分子的目光由国家、庙堂转向民间，由强权政治家转向知识分子自己，由依附权势转向依靠知识、科学、理性自身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个人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的社会变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所开创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社会的开端，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影响全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运动”。
对于陈独秀这样的“老革命党人”来说，他的一生，从留日时参与对压制学生的监督（姚文甫）“挥剪割发”的革命行动，发起安徽拒俄运动，参加无政府主义暗杀团，辛亥举义，执政安徽，投身二次革命，到领军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内部反对派，高举反蒋抗日旗帜
，始终置身于政治、思想运动的风口浪尖，一天也没有脱离过政治。应该研究的，是他由此而形成的政治家气质，也即胡适所说的“老革命党的口气”
、思维、行为方式对他主编的《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影响，在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中打下的个人印记。大致说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批评者一再指出的，“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
；二是他的“不容讨论”的决断态度，即所谓“容纳异端，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反对者自然认为这是“垄断舆论”
，同人中的胡适等也提出异议
。陈独秀则如此表明态度：“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应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尽管批评陈独秀“老革命党”的“武断”，但又由衷地说，幸而“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自己参与的《新青年》的“文学讨论”，“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钱理群）
五、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社告》
《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号更名为《新青年》）在创刊伊始，就宣布设置“通信”专栏，而这一栏目贯穿《新青年》始终，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第7卷第1号所载《〈新青年〉第一、二、三、四、五卷合装本全五册再版》广告所言，《青年杂志》/《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新青年》开手就注重“通信”一栏，因为通信可以随便发表意见。所以那通信栏里真有许多好材料现在也还是不能不看的”。
陈独秀极其重视“通信”一栏，开始就由他亲自捉笔主持。这确实是一个极有创意、精彩纷呈的栏目，从中可以触摸到《青年杂志》/《新青年》一路走来的脉动；新文化倡导中的多重对话与众声喧哗局面的形成，更是通过这个栏目表现出来的。
一方面，在《青年杂志》上，“通信”较之其他栏目，包括陈独秀之所谓“社论”，更能直接反映该刊创办与参与者心灵的脉动，内容也更为丰富与深入。创刊号上陈独秀的《答王庸工》一信，所言“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较之《社告》乃至《敬告青年》，更简要、明确地道出了陈独秀等创办《青年杂志》的初衷。胡适也是先在第2卷第2号的“通信”中提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才有第2卷第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此后“通信”围绕“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文字与Esperanto”、“文字改良与孔教”、“横行与标点”、“文学革命与文法”等问题，倡导者之间展开商量与讨论，把文学革命的主张逐步引向深入。就此而言，“通信”在《新青年》上更具有独立性。如第5卷第5号《新青年》发表“关于欧战的三篇演说”，一时间，诸如《Bolshevism的胜利》、《欧战与哲学》、《去兵》、《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和平会议的根本错误》一类文章，占去了“社论”的主要版面，而“通信”讨论的话题不为所动，始终抓住新文学建设不放。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容纳社外文字”的“通信”，不断拓展着《青年杂志》/《新青年》的话语空间，实现了自身言论与社外读者、作者的紧密联系，编者与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之间的互动。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陈独秀和当时年仅25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字、校对工人毕云程的五封通信。据毕云程的自我介绍，他曾自发进行过“改良社会”的努力，“于今亦近筋疲而力尽”，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青年杂志》，如久旱之枯苗逢雨露甘霖，“觉语语深入我心”，“深恨不能化百千万身，为大志介绍”。陈独秀也有如获知音之感，立即于第2卷第1号发表。接着又有了第2卷第2号的通信，毕云程劈头就提出忠告：“仆有不能已于言者：先生撰著，虽多鞭策勖勉之语，然字里行间恒流露一种悲观”，“伏愿先生一意著述，造福青年，勿以现象悲观而辍笔”。面对如此率真的批评，陈独秀亦诚恳作答：“仆最反对悲观主义者也，且自信青年杂志，未尝作悲观语。然读者如足下既已作此感想，分明事实。仆又何辞以抵赖。今而后惟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仆无状，执笔本志几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感，惭愧惭愧”。陈独秀的最后一句肺腑之言，在毕云程看来，正是其“悲观之念之源泉”；于是三度致书（载第2卷第3号），告慰陈独秀：“先生主撰之大志，出版迄今，仅有八册，然我青年界所受之影响，已属不可数计”，并作激励之言：“先生既以青年教育为己任，宜有但事耕耘，不问收获之决心，勿挟言者谆谆临者藐藐之成见。当知有许多青年，以大著为菽粟水火而不可一日缺者，目下虽无明验大效之可言，然先生既以笔以墨以心以血为之下种，为之栽培，则五年十年二十年后，收获之丰，不言可喻。”陈独秀读之大为感动，遂发誓言：“惟既生斯土，聊尽我心。一息尚存，寸心不懈，此可告爱我责我之良友者也。”陈独秀“一息尚存，寸心不懈”一语，也让毕云程热血沸腾，又有第四封信（载第2卷第4号）的慷慨陈词：“吾人既已身陷重围之中，岂遂可束手待毙，努力奋战，杀开一条血路，从万死中求一生，固我侪天职也。”第2卷第5号陈独秀以“通信”首条位置发表了毕云程第五封来信，最后的结语是：“仆以为今日之第一要事，惟有导国民之思想，以上于进化之途，舍此事不能为也”，这是可以视为他们通信的一个共识的。这一期还发表了一位年轻读者顾克刚的来信，说：“仆读毕云程君之通讯，而深表同情，先生幸勿以青年堕落万象销沉而抱悲观。”足见其影响。这样的和最基层普通读者的相濡以沫，是构成了《青年杂志》/《新青年》的一大特色的；读其“通信”，仅第2卷就几乎期期都可见这样的署名：“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三马路中国银行收税处沈伸乃”，“湖南高等师范英语本科学生舒新城”，“法文专修学校一民”，“北京高等师范预科生晋后学常乃德”，“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王统照”，“萧山孔昭铭”，“扬州第五师范学校孙斌”，“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叶挺”，更多的是只署名而不作任何自我介绍，如何世侠、李平、王庸工、王醒侬、莫芙卿等等。这是最能照见《青年杂志》/《新青年》群众基础、社会基础的，应该是《青年杂志》/《新青年》中最为感人也最有活力的篇章。
《青年杂志》/《新青年》的“通信”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第1—3卷）即陈独秀主编时期，后期可称作“编辑集议”（第4—5卷）和“轮流主编”（第6卷）时期。前期陈独秀主持的“通信”，第1卷来信不多（共计14篇）。《青年杂志》/《新青年》发动的批孔和文学革命，激活了“通信”，第2卷和第3卷的“通信”均有39篇，其中第2卷第5号9篇，第3卷第3号竟有15篇之多，彰显的是杂志的社会开放性。
后期“通信”主持者增加了钱玄同、胡适、刘半农等编者，以及陈大齐这样的重要作者。“通信”的形式与内容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扩大容量，“通信”改变了自创刊以来沿用的与“社论”一致的大号字，自第4卷第4期起改用小号字；自第4卷第1号起“通信”开始设子题发表信件，每期多设3个子题，第6卷第1号、第6卷第2号竟设到7个子题。第4—6卷所设子题，共计74个，可见讨论问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同时带来的是读者参与性的减弱，“来自编辑的组织和管理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
显然，“通信”改变了《青年杂志》/《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局面。这突出地表现在“通信”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策划的那场“双簧戏”，特别是钱玄同关于“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发难。对于这两次发难，我们将会有专门的讨论，这里要说的是发难以后“通信”栏里的反应。这是一场气势逼人的“围攻”，从中颇能见钱玄同的境遇与心态。第5卷第2号和第5卷第4号的“通信”上，先后刊出朱经与胡适、任鸿隽与胡适、朱我农与胡适的“通信”，来信无一例外针对的都是钱玄同的“废灭汉文”而以“Esperanto”代之，却把信写给胡适而非钱，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不屑与辩的傲慢与轻蔑。胡适的复信，涉及“废灭汉文”一类问题，又一概“请”钱回答。一向被研究者视为偏激的钱玄同，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通信”上，这样袒露心迹：“我本是一个研究古董的废物，受了二十年的腐败教育，新的知识半点没有”，“我的讲文学革命，和胡适之、周启明、刘半农、陈独秀诸公真懂得新文学的，其观念完全不同。我是因为自己受旧学之毒害几及二十年，现在良心发现，不忍使今之青年再堕此陷阱，只因自己是过来人，故于此中之害知之较悉，于是常常在《新青年》空白的地方，用不雅驯的文笔，发几句极浅薄的议论。虽然要竭力摆脱古文的句调，顽旧的议论，究因陷溺太深，所以‘乌烟瘴气’、‘古今中外’的议论，终不免时时流露。连‘稳健的新党’还是远赶不上，还说什么‘激烈’呢？”
这里所述说的正是鲁迅后来所说的“历史中间物”的困惑和尴尬。
正是引起轩然大波的第4卷第3号《新青年》“通信”上的那场“双簧戏”，彰显了陈独秀与胡适的矛盾和差异。陈独秀在第4卷第6号“通信”以“讨论学理之自由权”为题推出《答崇拜王敬轩者》，有关“学理”的言说，明显是冲着胡适而去：“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
这就有了第5卷第1号“通信”上汪懋祖的《读〈新青年〉》和胡适的《答汪懋祖》。胡适把汪懋祖指责《新青年》“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称作“诤言”与“忠告”，第一次亮明了他与陈独秀自文学革命倡导以来对于“反对的言论”的不同意见，以及自身与陈独秀相差异的对《新青年》的角色定位：“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
这与陈独秀的角色并非截然对立，更像《新青年》弹奏出的“交响乐”中的不同旋律和音符，一“急”一“缓”，一“刚”一“柔”，一“张”一“弛”，一“破”一“立”，而缺一不可。
（陈方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