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钱理群

本卷叙述的是文学史教科书里所说的“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但这却是一个“混沌的开始”。不妨把这段现代文学史看作是一辆“时代的列车”，人们从不同的门口进入，就会有许多的“开始”、许多的“故事”。因此，本卷对这段文学史的观照与讨论，在历史叙述的层面，就会更注意文学运动和创造中的“个体史”，正是不同个体带着不同的资源、经验、体验、追求、想象，在启蒙主义的时代召唤下，纷纷登车亮相，按照自身的思想、文学逻辑，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相互对话，形成众声喧哗的舞台，最后以合力作用影响历史的发展，并在这发展中打上个人的烙印。因此，在历史叙述层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讲述这一个个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呈现具体可触可感的历史场景、细节，其间有丰富的人与人的生命互动与复杂关系：交集，包容，对抗，互换，相互补充与制约，也就酝酿着此后分化中的各自释放，走向更多的岔路，开拓更大的空间，进而开始下一个更加眼花缭乱的历史故事。

首先自然是陈独秀的故事：他带着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从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从庙堂走向民间，依靠“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于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开创了一个思想启蒙的新时代，并以“老革命党人”的姿态，以不容讨论的决断态度，以群众运动之法，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新文化运动。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请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迁往北京（1917年），由此而形成“一校一刊”的格局。与此同时，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9月1日）开始，就有胡适的加入。他另有自己的开端故事：与梅光迪等在美国绮色佳小城湖畔的著名辩论之后，他带着以大学作为“文学思想之中心”的理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工具改革的设计，以及实验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到《新青年》群体里寻求支持，进而以石破天惊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一文，开启了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突破口的文学革命运动。胡适的登高一呼，得到了被视为“古文大家”的钱玄同和原属鸳鸯蝴蝶派的刘半农的响应，两人由“复古”转向“反复古”，反戈一击，因而格外激烈。最后，又由钱玄同的动员、张勋复辟事件的刺激—这里也有一个在绍兴会馆古槐树下的谈话的故事，鲁迅、周作人兄弟改变了原来的观望态度，加入《新青年》群体（1918年），他们不仅带来了传统文化中的魏晋资源，而且以对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关系，语言、思维、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和“既坚持启蒙又质疑启蒙”的独特姿态，大大丰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内涵，更以小说、散文文体的全新创造，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接着是以李大钊为核心的《每周评论》（1918年12月）、傅斯年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新潮》（1919年1月）的出现，和《新青年》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并激发了北京大学内外的“新旧斗争”。以上诸种合力的作用，才形成了教科书里所说的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并以1920年教育部下令全国中小学教育使用白话文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胜利。而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都为这段历史打上个人印记。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作为进入新文化、新文学的入口。

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方面可以视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进一步把“一校一刊”创造的新思想、新文化，扩展到各地省城、县城以至偏僻小镇，形成了遍布全国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就是1920年左右才提出的。其中更有无数的“外省文学青年”的故事。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政治革命任务的突显，就促使北京大学内部教师、学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以及《新青年》内部，都逐渐发生了分化。

1921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出现，以及以后《小说月报》（1921）、《创造》季刊（1922）、《创造周报》（1923）、《语丝》（1924）、《现代评论》（1924）、《创造月刊》（1926）的先后创刊，《戏剧》（1921）、《诗》（1922）、《晨报副镌·诗镌》（1926）、《晨报副镌·剧刊》（1926）的出现，就标志着新文学终于从新文化运动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学运动，真正进入了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首先是多种文学派别、知识群体的出现，形成文学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其中影响最大的即有：文学研究会派、创造社派、新月派、语丝派、现代评论派。派别的形成，不仅是文学流派的不同选择，如文学研究会倡导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新月派偏于浪漫主义，创造社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吸取，更显示了知识分子发展道路的不同走向：《新青年》分化后，除陈独秀、李大钊走向政治革命外，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以《语丝》为阵地，继续坚持五四启蒙主义；胡适影响下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聚集于《现代评论》（在此之前还有《努力周报》和《太平洋》杂志），推动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而另一些留学英美的新月派作家则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文学范围内。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文学派别、知识群体之间的论争。和《新青年》所面对的“新旧之争”不同，此时的论争，更多的是新文化、新文学营垒内部话语权的争夺，而且每一个新派别的出现，都采取了依靠刊物，形成小圈子，向既成势力发起挑衅的姿态。当然，也有对新生力量的扶植。先后出现的湖畔社、未名社、沉钟社等，都是以外省青年为主的文学社团，得到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青年》一代人的倾力支持，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文体实验的高度自觉。新文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文体意识的建构过程。它吸引了更多的人，带着不同的资源和梦想，通过各种途径和不同的文学社团、杂志、书局、学校的复杂关系，进入新文学殿堂。这里有：作为文学组织者的沈雁冰、郑振铎（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诗人的郭沫若（《学灯》，泰东书局，创造社）、闻一多（清华大学，新月派）、徐志摩（新月派，晨报《诗镌》副刊，新月书店）、冯至（北京大学，浅草社，沉钟社）、李金发（周作人，《语丝》），北新书局）、穆木天（创造社，《创造月刊》）；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小说家的鲁迅（《晨报副镌》，《语丝》，《莽原》，北新书局）、郁达夫（创造社，《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张资平（创造社，《创造》季刊）、叶圣陶（《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许地山（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以及乡土作家许钦文、蹇先艾、王鲁彦（鲁迅，《晨报副镌》，《京报副刊》），许杰、徐玉诺、彭家煌（茅盾，《小说月报》），冯文炳（周作人，《语丝》），台静农（未名社）；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散文家的周作人（《晨报副镌》，《语丝》，北新书局）、鲁迅（《新青年》，《语丝》，《莽原》）、朱自清（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剧作家的田汉（《少年中国》，南国社）、洪深（哈佛大学倍克教授，上海戏剧协社）、欧阳予倩（民众戏剧社）、丁西林（新月派，《现代评论》）；作为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第一代女作家的冰心（燕京大学，文学研究会，《晨报副镌》，《小说月报》）、庐隐（女子高等师范，《小说月报》）、冯沅君（女子高等师范，《创造周报》）、凌叔华（新月派，《现代评论》）等。这些新文学、新文体的创造者们，每一个人都有丰富的故事，也都可以作为进入新文学的通道。

这一时期出现的学衡派（《学衡》，东南大学，中华书局），提出了与新文学不同的文化想象与追求。通俗文学在经历了和《新青年》最初的对抗与趋新以后，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创造以正在不断发展的市民阶层为读者的市场化文学，并重新聚集在“红系列”杂志（《新声》，1921年创刊；《红杂志》，1922年；《红玫瑰》，1924年）、“紫系列”杂志（《半月》，1921年；《紫罗兰》，1925年；《紫兰花片》，1922年）和大东书局（1916年创刊，1924年扩大）、世界书局（1917年创办，1921年改组）周围，自觉进行文类细化的试验，创作了大量现代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滑稽小说，并与大众媒体、大众艺术、大众电影结合，占领了市场。通俗文学和新文学形成了既对立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其间同样有着许多故事，也是进入这一时期文学的独特通道。而曾经作为新文学对立面的旧文学的代表人物林纾、王国维的去世，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新文学与中国传统关系的想象与思考。

在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以后，中经五卅运动（1925）、“三·一八惨案”（1926），无论是作为新文学创造者的作家，还是作为新文学主要接受者的青年，都出现了革命化的趋势。于是也就有了“革命文学”的最初倡导。蒋光慈的出现，创造社的转变，以及1927年作家的纷纷南下，都预示着向下一阶段文学的转化。这一时期最后出现的老舍、茅盾，也都以自己的独特故事加入新文学，并成为下一阶段文学故事的主要创造者。

从横向方面考察，也不难发现，在第一个十年里，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现代出版、现代教育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学与出版的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文化现象。《新青年》与群益书社，陈独秀、胡适与亚东图书馆，《小说月报》与商务印书馆，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新潮社、语丝社与北新书局，新月派与新月书店，通俗作家与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学衡派与中华书局……的关系，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出版史最辉煌的篇章。而文学与教育的互动，更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条件和手段，并构成了本卷叙述的一条内在线索。这里有：《新青年》与北京大学“一刊一校”的合与分；文学革命与北大中文系文学教育改革的互动，包括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小说科的四大演讲对新小说理论的建设、国文门《国学季刊》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文学革命和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的相互促进；省市县师范学校在地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以及女子教育和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等等。文学与学术的互动，也最能显示新文化的特点。新青年社与科学社的相互配合，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话语与人文话语的关系，都是饶有兴味的话题。我们最感兴趣的，自然是文学革命的文学工具的改革与语言学的关系，于是，就注意到了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以来的国语运动的异与同、分离与合流，以及1925年《国语周刊》的创刊和“国语文学的再讨论”：语言问题始终是现代文学发展不可忽视的内在线索。周作人、刘半农等发起的征集歌谣运动，以及《歌谣周刊》的创办，刘半农所进行的拟民歌体方言诗创作，更是有意识地促进民俗学、方言学研究与新文学创造的互动，这都是意义深远的试验。其间的故事和风景，也足以让人流连忘返。

这一段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的横向与纵向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今日欲为祖国创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以翻译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的战略方针。这又是一个贯穿全部历史过程的基本线索。《新青年》于1918年6月推出“易卜生号”，介绍易卜生式的个性主义，本身就是思想启蒙的重大动作，同时也是对新话剧运动的一个推动。五四时期的翻译，特别关注“被损害民族文学”和“俄国文学”（见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号和号外），这是能够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特质的：它从一开始就定位为“世界被损害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与俄国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这一时期对法国文学的重点介绍，对英国诗人拜伦、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的着意推崇，都显示了对西方文学的独特选择。对安徒生童话的推介，更是对中

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建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产生广泛影响的，还有几位外国学者的来华讲学。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于五四学生运动前夕（1919年4月）来到中国，英国哲学家罗素则于1920年10月来华，1921年7月他们双双离去。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北京向全国扩散的高潮时期，杜威、罗素的讲学范围也不限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还深入到了山东、湖南等省城，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24年4、5月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四十余天，此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围绕泰戈尔展开的论争，正折射出知识分子分化的严重与深刻。在1922、1923年间，居住在鲁迅、周作人家中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大讲授世界语，虽没有那么轰动，但仍有潜移默化的效应，其所引发的周氏兄弟的强烈共鸣，尤可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