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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记》为清代说部杰作，脍炙人口，几于妇孺皆知，顾全书均属影事，评阅者纷纷揣测，多未得其真相。此书为山阴蔡孑民先生竭半生心力，博考群书，旁征曲引，乃断为清康熙年间之政治小说，书中本事，乃吊明之亡，箴清之失，而于明末遗民之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一一引其人以实之，了无附会，如读诗之得本事，悉足以供参考，诚可为读小说者浮一大白也。本馆现将此书付印单行本，并将钱静方、孟心史二先生之《红楼梦考》、《董小宛考》附刊于后，不特与蔡氏之说互相发明，而于世俗所传林黛玉为董小宛之说多所纠正，是不特为小说增声价，且有功于史氏矣。
（原载1917年4月《怪手印》书后）
清末民初的文学广告，主要刊登在报纸杂志上，但很多出版社善于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在所出版书籍的封底、扉页上也印上自己出版的图书广告。如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1917）出版的侦探小说《怪手印》就印有蔡元培所著《石头记索隐》的广告。
蔡元培被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创立者，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哲学家、翻译家。其文学成就，以《红楼梦》研究最为著名，他因而成为近代“旧红学”的代表。
《石头记索隐》完成于1915年蔡元培第二次游历欧洲之时，191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孑民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承时考检，颇有所得。是时应《小说月报》之要求，整理旧稿，为《石头记索隐》一册，附月报分期印之，后又印为单行本”（《蔡元培自述》）。商务印书馆初版时将钱静方的《红楼梦考》和孟森（心史）的《董小宛考》作为附录。
关于《石头记索隐》的基本观点，《怪手印》书后广告说得很明白，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年间之政治小说，书中本事，乃吊明之亡，箴清之失，而于明末遗民之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这段话其实出自《石头记索隐》的第一段。蔡元培认为《红楼梦》并非只写儿女私情，而是一部“政治小说”：“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据此，他认为书中的贾宝玉写的是“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胤礽生而有为皇太子的资格，所以贾宝玉衔玉而生。“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经过蔡元培的研究，《红楼梦》这部表现女儿才华及其悲剧命运的世情小说，就变成了表现明清王朝更迭的政治小说。
显然，蔡元培写《石头记索隐》，目的是宣传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完全是“主题先行”，为此竭力去“索隐”。“所谓索隐，意思就是探索幽隐，即求索小说所隐去的‘本事’或‘微义’。其实就是穿凿附会、想入非非地去寻求《红楼梦》所‘射’的某些历史人物或政治事件。”
在蔡氏著作出版之前，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之后又有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前者认为“是书全为清世祖（顺治）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后者则谓《红楼梦》一书“在原本为国变沧桑之感，在曹雪芹亦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悲。隐然言之，绝非假托。书中以甄指明，以贾指清，正统也，伪朝也”。观点虽有不同，但都难免穿凿附会、比附史事，把文学创作和社会历史混为一谈。这也是“索隐派”红学家的通病，人们通常所说的“旧红学”，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指这类著作。
广告中特别指明收入该书附录的两篇文章，这在文学广告中并不多见。据称，蔡元培的写作灵感来自钱静方（别号泖东一蟹，近代青浦人）的《红楼梦考》，为了表示对前辈的尊敬，故把《红楼梦考》附在了书后；收入孟森的《董小宛考》则是针对《红楼梦索隐》以林黛玉影射董小宛之说的辨正。蔡元培认为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而孟森此文则证明董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倍，断无入宫邀宠之理”。这说明，虽然大家都是“索隐”，但彼此的观点则大不相同，忍不住要“党同伐异”一下。
作为“旧红学”的重要著作，《石头记索隐》出版后影响很大，多次重印，流行甚广，但其实硬伤很多，在当时也引起不小的争议，最终成为“新红学”批判的靶子。蔡氏自认为自己的研究“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广告中也强调“一一引其人以实之，了无附会，如读诗之得本事，悉足以供参考”，这令人顿生“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认为蔡氏“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蔡元培颇不服气，随即在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写自序时，对胡适的批评进行了回应。平心而论，蔡元培为自己著作所作的辩护是缺乏说服力的。自此，以点评、索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旧红学”遂让位给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这在“红学”史上是划时代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胡适二人论战时，前者是北大校长，后者是北大教授，但二人的论争仅限于学术讨论，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私交。蔡元培在论争中不但没有以长者、尊者的身份压人，甚至还为胡适提供研究资料，显示了作为大教育家的雅量和君子之风，成为文坛佳话。
《妖怪学》书影
除《石头记索隐》外，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的侦探小说《指环党》还刊登了蔡元培翻译的《妖怪学》广告：
妖怪之事，世人或为所迷惑，或以不可解了之，其高尚者，则断为乌有，皆不足以服人。是书经纬哲学之道理，开显智慧之光明，使人得超然独立于迷苦门外，其事业为宗教教育之前驱，其功效与铁路电线相齐等，真暗室之觉灯，苦海之慈航也。
《妖怪学》是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1858—1919）于1891年在东京创立“妖怪学研究会”时写作的一部提倡科学、破除迷信的哲学启蒙读物。这里讲的“妖怪”是指人们对自然界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某些奇异现象，如地上植物动物的变异、天象的奇幻、人的梦和人体变异等，在认识上产生的迷误。《妖怪学》即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妖怪”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哲学、生物学等因素，解说产生这种迷误的原因。原著共八册，蔡元培以古文翻译了其中六册，但译稿不幸遭火焚毀，只《总论》由商务印书馆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为“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之五十八”出版印行。原书作者本是佛教学者，故广告语“暗室之觉灯，苦海之慈航”云云，虽不无夸张之处，倒也合乎佛家之旨。
蔡元培是近代翻译西方哲学的先行者之一，1903年他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著《哲学要领》，1909年又翻译了德国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哲学家张东荪说蔡元培所译《妖怪学》等书，是“早期引进的西方哲学的代表”
。
蔡元培所译《妖怪学》采用古雅的文言，虽哲学义理深奥，但译文本身并不难懂。其实蔡氏早期醉心乾嘉之学，写古文喜用奇字僻典，古奥难懂，“偶于书院中为四书文，则辄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常人几不能读，院长钱振常、王继香诸君转以是赏之。其于乡、会试，所作亦然”（《蔡元培自述》），时人谓之“怪八股”，争相效仿。这种“怪八股”也使得他年纪轻轻就科场连捷，二十多岁就中进士、点翰林，一时“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周作人《记蔡孑民先生的事》（《中国文艺》1940年4月1日）说：“小时候曾见家中有蔡先生的朱卷，文甚难懂。”此后他显然放弃了这种古奥怪僻的文风，包括《石头记索隐》在内，大部分著述的文字风格还是比较平易的。不过五四运动时，他为保释学生愤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时所刊登的启事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等语，令北大师生为之瞠目，其中固然有不得不说而又不能明说的苦恼，恐怕也难免有一时技痒的因素吧。
（杨剑锋）